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当前，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在智能家居、智能交通、工业生产、医疗健康、金融投资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然而，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颠覆性但又远未成熟的技术，人工智能在带来高效生产与便利生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现有伦理关系与社会结构造成冲击，且已引发不少伦理冲突与法律问题。

人工智能存在技术伦理风险。

首先是设计风险。设计是人工智能的逻辑起点，设计者的主体价值通过设计被嵌入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之中。倘若人工智能设计者在设计之初，秉持错误的价值观或将相互冲突的道德准则嵌入人工智能之中，那么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便很有可能对使用者生命、财产安全等带来威胁。

其次是算法风险。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具备深度学习特性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在运行过程中自主调整操作参数和规则，形成“算法黑箱”，使决策过程不透明或难以解释，从而影响公民的知情权及监督权，造成传统监管的失效。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在不易察觉或证明的情况下，利用算法歧视或算法合谋侵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进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和造成不公平竞争。

还有数据安全风险。在众多的人工智能应用中，海量的个人数据被采集、挖掘、利用，尤其是涉及个人生物体征、健康、家庭、出行等的敏感信息。公民的隐私保护面临巨大挑战，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隐私泄露风险已被推到风口浪尖，除了技术伦理风险，人工智能还带来社会伦理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社会整体公平正义形成挑战。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由于年龄、所在地区、从事行业、教育水平等的差异，人们接触人工智能的机会并不均等，实际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并不相同，这就造成了“数字鸿沟”现象。“数字鸿沟”与既有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等叠加在一起，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引发结构性失业大潮。由于智能机器相较于人类工人有着稳定、高效等优势，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人正在被智能机器所取代。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工作岗位，但是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不少人并不能找到新的工作，结构性失业大潮可能汹涌而至。这将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挑战社会公平正义的又一重大潜在风险。

技术伦理风险与社会伦理挑战的图景展示表明，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的良性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对于人工智能风险、挑战的应对防范，事关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人类整体的前途命运，需要我们每个人运用哲学的反思、批判，作出审慎恰当的抉择。

（摘编自张平《人工智能伦理反思：风险与应对》）

材料二：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一些潜在的隐患和道德伦理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例如，“换脸”技术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信息采集不当带来数据泄露，算法漏洞加剧认知偏见……为此，必须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制定相应规则，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

目前，业界已经展开了一定程度的探索。譬如，构建有效的优化训练数据集，防止人工智能生成对公共安全、生产安全等有害的内容；在编程设计阶段，通过技术手段防止数据谬误，增加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预先设立应急机制和应对措施，对人工智能使用人员进行必要培训。这些举措，都在技术层面进一步夯实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基础。

近年来，我国陆续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旨在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有效防控人工智能发展风险。同时，我国还通过积极搭建人工智能发展各方参与的开放性平台，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着眼长远，在发展、应用的同时加强监管和规范，人工智能就能更好造福人类。

（摘编自刘诗瑶《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这意味着文学构思可以超越时空，不受任何拘束。王夫之则在《姜斋诗话》中指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这意味着诗人能看多远，诗笔就延伸多远，不能超越视觉的阈限。这两种明显对立的说法，都有不少拥趸，因此诗歌中的距离便成了争议的焦点，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宋代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说：“白傅（白居易）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大江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白居易虽然是大诗人，但是王得臣对他写的“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这两句诗颇不以为然。理由是头陀寺在城东绝顶处，距离长江甚远，再大的风浪也不至于把江上的浪花溅到头陀寺去。

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价杜牧《江南春》一诗道：“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认为杜牧诗歌涵盖的“千里”范围非人之听力和目力所能及，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杜牧诗歌原本是“十里莺啼”，今本作“千里莺啼”，乃“俗人添一撇”所致，于是很鄙夷地说道：“士俗不可医也。”对于杨慎的说辞，何文焕颇不以为然，他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批驳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和杨慎的分歧，既有对诗歌主旨理解的不同，也和诗歌所涉及的距离以及涵盖的范围有关。

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但是以上几则诗话却充分表明了距离足以产生争议。假如穷根溯源作深层次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以考据的思维和标准评价诗歌。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说考据只能断定“已然”，而文学艺术却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其“所以然”。以考据的尺子来衡量诗歌，难免方枘圆凿，争议自是不可避免。

其实，“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是说文学源于实际生活，并不意味着文学不能进行超越时空的书写。尽管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文学终究是对生活活能动的反映，可以视通万里、想落天外。而恰恰是诗评家的短视，使得诗歌所涉及的距离成了有争议的话题。

（摘编自朱美禄《距离的争议》）

自古以来，家庭在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因而受到普遍关注。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并强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历史上，家教是促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对基层社会治理起着助益作用，也形成了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如今，吸收借鉴古代家教在传承主流价值观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更好发挥家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意义。

家训是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家庭内部施教，最主要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家训大都是训主结合个人成长生活经历对人伦亲情、世道人心、社会变化做的深入阐述，说理透彻明了，读来亲切可感。历史上的很多家训，不仅对训主一家一时产生了影响，且还泽被后世。

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誉的《颜氏家训》，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家训专著，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士大夫著训立说的主要用意和家教的基本内容，也为后世家训树立了样本。清人王钺曾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整体看来，《颜氏家训》体现了进德修业的理念、知行结合的家教方法、重教崇化的价值诉求，对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古人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把学礼、尊礼看作人立身处世的重要依托。家礼是传统中国人优良教养的载体，我们常说一个人教养好，是与家庭范围内遵礼行礼分不开的。家礼的内容不单涉及家庭成员行为处世的言行要求，且还对家庭生活中的婚、丧、祭等事宜的具体开展、实施做出了仪式化的要求，说明了相关的程式和具体操作规仪，这也是家礼中最主要的内容。古人制定家礼，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落实“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和“纪纲人道之始终”，即夯实人伦亲情。古人认为要使人伦亲情和谐有序，就需从家庭生活中的点滴言谈举止入手，通过时常练习行为规仪，方能做到临事自然应对。对整个社会而言，千千万万家庭遵行家礼，有助于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环境，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

古代家礼文献中，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久负盛名，将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礼教做了全面总结和说明，是家礼教育的集大成，影响早已超出家庭。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是古人制度化的家教方式，是硬性的伦理规范。在古代，制定家规的人多半是文人士大夫、饱学之士、士绅乡贤，他们大都是社会的精英，也都受过主流价值观的教育熏陶，他们在制定家规时，自然都遵循传统的纲常伦理，将社会主流价值观融入家规的制定当中，这使得“家法必遵国宪，方为大公”成了家规的显著特点。实际上，这种将社会价值观念、法律、道德融入家规的做法，也起到了促进家庭成员社会化的作用。家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违反家规的言行做出惩戒性的规定，以教育家庭成员改过迁善，起到警示作用。“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责之。”家规影响所及是细致入微的，有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能企及的作用，较为直接地将社会主流价值观下潜到千家万户。

历史上，有“江南第一家”之称的义门郑氏，其《郑氏家规》被视为古代家规典范。该家规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制定了具体的惩戒措施，即便是一家之长，违背规定也不能例外。该家规还特地要求入仕为官的子弟“须奉公勤政，毋蹈贪黩”，规定了义学的设置等相关事项，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正因此，郑氏一门在家规的约束下，取得了突出的治家成效，屡屡受到表彰，其家规也影响深远，为后来的家规或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

(摘编自王永祥《家教传承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