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视角进行的高度概括。然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究竟是怎么打破的？鲁迅先生并没有细说下去。

我们知道，小说故事的元素是人物、情节、线索等，但如何组合，也就是结构方式，这才是创造，才能显示作家的天才。曹雪芹正是在《红楼梦》叙事结构的组合方式这一点上打破了传统。

传统叙事的经典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其时空表现形态虽各自不同，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叙事原则：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是一致的，文本形成的以主要的人物和主要的事件为枢纽来挽结和创建整体的时空结构，就是故事的时空结构。所以人们习惯分析叙事的结构方式时常常集中在时间链条上，提炼出叙事的主线和副线，形成传统线性的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

《红楼梦》追求时间艺术的空间化，打破了传统线性单一的结构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历史、现实和梦幻混合、交织、重组。小说人物任意穿行在时间的隧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构成的立体时间体系中来来往往。“现在”不是折射过去的记忆，便是投影未来的图像，有时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并在物理时间、心理时间、梦幻时间和神话时间里进进出出。“传统”在被打破，也体现出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即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分离，创造了小说时间艺术的多维空间形式。这是我们过去认识不到的层面，也正是《红楼梦》叙事“新变”的内涵。

（摘编自郑铁生《《红楼梦》的故事是怎样讲的》）

材料二：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这是《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成为“绝唱”的重要原因。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翅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察欢心；红玉伶牙倒齿，如黄百转；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虹楼梦》的特质还在于它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三：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与情节有关的事件、人物、对话才是正文，而与情节无关的景物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虽然传统小说也写景，但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体现个性的，常常是“有诗为证”地铺张一香，而这一番景语可以置换到任何一部小说中。写景的成语化表现了对情节迫切和焦急的渴求心态，表现了对情节的重视之下对情绪的忽略。《红楼梦》也很少写景，在许多现代作家肯定会细细地描绘一番的地方曹雪芹都浑然不觉地放过了。小说中虽然也有写景的地方，但都是笼统的成语：“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第一回）”到了太虚幻境这样的仙境，本该有所演染，但曹雪芹也同样用成语交待过去了：“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第五回)”可见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于写景是多么的不习惯。

《红楼梦》景语的成语化提醒我们，其实曹雪芹也还是个情节中心论者，尚没有把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增。

（摘编自李书磊《《红楼梦》景语》）

“断桥”考

唐代诗人张祜《题杭州孤山寺》中有“断先桥荒藓合，空院落花深”的诗句，这被视为今日西湖十景之“断桥”的最早文献记录。

断桥在南宋咸淳年间因隶属宝祜坊而改称宝祜桥。因“断桥”不断，当时也出现了用谐音“段桥”解释为“段家桥”的说法，如周密《武林旧事》卷五“断桥”下就说“又名段家桥”。但因为在“断桥”不断的问题上没能达成共识，所以后来人们围绕“断桥”的名义问题聚诉纷纭。

翻阅典籍，除西湖断桥之外，诗文中说道“不断之‘断桥’”的还有几例。如金赵秉文《墓归》诗云：“行过断桥沙路黑，忽从电影得前村。”明邵经邦《断桥》诗云：“闻到桥名断，从来金勒过。”清顾于观《南楼四咏》诗云：“门前空有断桥在，十日人无款竹扉。”可见“不断之‘断桥’”在古代是比较常见的，并非杭州西湖所独有。

然而桥既不断，为什么称为“断桥”呢？据考证，这里的“断桥”实即“簖桥”，而“簖桥”则是与捕鱼蟹之“簖”相伴的一种桥，它主要是用来协助捕鱼蟹的。每年秋冬之交，螃蟹会进行生殖洄游，到江海交界的浅滩中繁殖后代，渔人便利用螃蟹的这种生活习性加以捕捉。他们把芦蒿、竹竿等编连起来的“簖”插在江河之中，挡住螃蟹向下游行进的路，然后螃蟹必沿“簖”爬上来，以求越过下行，而渔人就在“簖”侧的桥上捕捉它们（当然也有划船前往捕蟹或收笼的）．这种捕蟹方法在江南一带尤为常见，陆游《稽山行》有“村村作蟹椴，处处起鱼梁”（“椴”亦可作“簖”）之语。清藩衍桐《两浙輶轩续录》载海盐才女李壬《由武原至梅里》诗云：“沿塘两岸遍桑麻，画舫朝移日又斜。望见簖桥心便喜，急收帆脚到侬家。”这里的“簖桥”就是指与放置鱼簖、蟹簖有关的桥，这种说法在部分地区至今还有。但因放置鱼簖或蟹簖过多对河流及湖面的水流影响较大，古代官府就已有所限制。近代以来，这种捕鱼蟹的方法，随着人工养殖业的兴起而逐渐被淘汰。

杭州西湖为钱塘江的泄湖，在中唐以前，钱塘江与西湖的水域连成一片，湖中水流因孤山分流，携带的泥沙逐渐形成了“白堤”。流经孤山的两股水流在宝石山东南端合流而出，“白堤”也便成为一道天然“鱼梁”。渔人在“白堤”东端设簖来捕鱼蟹，而且依簖设桥，以方便捕捉鱼蟹和到孤山的交通，这样的桥叫做“簖桥”，也在情理之中。张祜的诗句中写作“簖桥”，因为那时“簖”字或许还没有产生，或许很少有人使用。五代以后，特别是自吴越王钱穆筑垾海塘以来，钱塘江的鱼蟹经西湖而洄游的现象消失，渔人也就逐渐不再用簖捕捉鱼蟹了。随着杭州都城文化的发展和西湖旅游形象的提升，“断桥”已失去设簖捕捉鱼蟹功能的本义，但“断桥”之名却由于文人作品的称颂和民间口耳相传而得以沿用。

（节选自关长龙《“断桥”考》，有改动）

[注]①金勒：金饰的带嚼子的马笼头，这里借指骑马者。

材料一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札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这是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有删改）

材料三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