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诗学是主张阴阳协调的。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清浊之分或阴阳之分，不仅概括了人的气质的两大类别，而且表示了对每种气质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两类气质之间关系的理解。用这个根本的原则来考察人的气质，不同的人所禀受的气虽有阴阳之分，但这只是说总的倾向。事实上，每个人的气质中，都有阴阳两种成分，不会是绝对的、完全的阴，或绝对的、完全的阳。人的身体和精神，都需要阴阳协调。文学艺术也需要阴阳协调，在优秀的文学艺术家身上，阴阳刚柔总是不同程度地结合着。例如陶渊明，他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类平和恬适的诗句，又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金刚怒目”式的诗句。例如李清照，她既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类婉约凄清的诗句，又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样慷慨雄豪的诗句。更深一层说，在陶渊明的平和中，就含有不向世俗低头的奇崛；在李清照的凄清中，就含有对爱情的坚贞执著。总而言之，阴阳二气既是相生相克，又在变化中调和。这一观念，是中国气质论的精华，也是中国古代诗学文气论的精华。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刚柔，也是中国哲学的常用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里，阴阳，指的是世界万物的两种基本的相互对立和对应的属性。凡向上的、向外的、动的、明的、热的、强的为阳，向下的、向内的、静的、暗的、冷的、弱的为阴。阴阳的彼此作用，作成和推动万物的孳生、发育和发展。刚柔，指的是事物的两种性质或者状态。刚柔同阴阳往往有对称的关系，在有的论者那里，刚柔可以和阴阳等同。《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都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都包含阴和阳的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协调、相互融合。《易·系辞上》一再讲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从南朝梁刘勰以后，阳刚阴柔多用于描述作家作品的风格。唐人所作《晋书·文苑传》说：“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作者性情的刚柔，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刚柔。阴阳这对范畴由对立的两面组成，每一事物其阴与阳的量度有多少之别，其发展变化有阴与阳各自增减、升降、消长之别，阴与阳的组合方式也千差万别；在每一事物中阴与阳的比重不一，或阳胜阴，或阴胜阳，因而才各有个性，生出亿万的品类。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一有一无。文学作品也是这样，雄健、豪放、壮伟的属阳刚，秀雅、婉约、冲淡的居阴柔，这都是就其总体倾向而言。细细体味、分析，则好的作品两种兼具，有阳无阴或有阴无阳，都不成其为好文章。

从纯审美的角度说，两者不应有高下之分；区分高下，是加入了社会价值判断的结果。清代姚鼐和许多前人一样，不是平均地、平等地对待阳刚和阴柔两大风格类型，他在《海愚诗抄序》中说：“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

（摘编自王先需《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

材料二：

自然界有两种美：老鹰古松是一种，娇莺嫩柳又是一种。倘若你细心体会，凡是配用“美”字形容的事物，不属于老鹰古松的一类，就属于娇莺嫩柳的一类，否则就是两类的混和。有两句诗说：“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两句诗每句都只提起三个状貌，可以象征一切美。你遇到任何美的事物，都可以拿它们做标准来分类。比如说峻崖、悬瀑、狂风、暴雨、沉寂的夜或是无垠的沙漠，垓下哀歌的项羽或是床头捉刀的曹操，你可以说这是“骏马秋风冀北”的美；比如说清风、皓月、暗香、疏影，青螺似的山光，媚眼似的湖水，葬花的林黛玉，你可以说这是“杏花春雨江南”的美。艺术是自然和人生的返照，往往因创作家性格的偏向，作品也因而或刚或柔。

历来艺术家对于阳刚、阴柔两种美分得很严。在诗方面有李、杜与王、韦之别，在词方面有苏、辛与温、李之别……

统观全局，中国的艺术是偏于柔性美的。中国诗人的理想境界大半是清风皓月疏林幽谷之类。环境越静越好，生活越闲越好。他们很少肯跳出那“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宇宙，而凭视八荒，遥听诸星奏乐者。他们以“乐天安命”为极大“智慧”，因此，他们的诗也大半是微风般的荡漾，轻燕般的呢喃。过激烈的颜色，过激烈的声音和过激烈的情感都是使他们畏避的。《二十四诗品》中只有“雄浑”“劲健”“豪放”“悲慨”四品算是阳刚美，其余二十品都偏于阴柔。西方评论家所说的“宇宙的情感”，在中国文学中除着《逍遥游》《齐物论》《论语：子在川上》、陈子昂《幽州台怀古》（《登幽州台歌》）、李白《日出东方限》诸作以外，很少能看到其他具有“宇宙的情感”的文字。“雄浑”“劲健”“庄严”诸词大多都只能得其片面的意义。

（摘编自朱光潜《两种美》）

A．

B．

C．

D．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路径有许多不同点，西方诗同时向史诗的、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我们试设想西方文学中没有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拉辛诸人，或是设想歌德没有写过《浮士德》，莎士比亚只作过一些十四行体诗，就可以见出史诗和悲剧对于西方文学的重要了。中国恰是一个没有荷马和悲剧三杰的希腊，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长篇诗的不发达对于中国文学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缺陷。

西方史诗都发源于神话。神话是原始民族思想和信仰的具体化，史诗则又为神话的艺术化。中国原来也有一个神话时代，不过到商周时代已成过去。神话时代是民族的婴儿时代。中国是一个早慧的民族，老早就把婴儿时代的思想信仰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西方史诗所写的恰不外“怪力乱神”四个字，在儒家教化的“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国，史诗不发达，自然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

西方悲剧不外两种：一种描写人与命运的挣扎，一种描写个人内心的挣扎。没有人与神的冲突，便没有希腊悲剧；没有内心中两种不同的情绪或理解的冲突，便没有近代悲剧。中国人民的特点在处处能妥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他们的处世方法。这种妥协的态度根本与悲剧的精神不合，因为它把冲突和挣扎都避免了。

西方所崇拜的英雄为希腊的阿喀琉斯、拉丁民族的查理大帝和罗兰、日耳曼民族的西格弗里和贝奥武甫，他们都是气盖一世的伟男子，具有扛鼎搏虎的膂力，一生全在困苦艰难中过活，打过无数的胜仗，杀过无数的猛兽，如果没有他们，全民族就要灭亡。中国儒家所崇拜的圣人如二帝三王，大半都是在“土阶茅茨”之中的“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的君主，敬天爱民之外，不必别有所为。

中西的人生理想所以有这种分别，也和社会开化的早晚有关。中国社会安定极早，没有很大的内忧外患，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只是“无为而治”的“太平天子”。西方民族在文学初露萌芽时代，还在和天灾人祸奋斗，所以当时所需要的人物是“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的战士。这种人生理想的差异在文学上也留下很深刻的影响。史诗和悲剧都必有动作，而且这种动作必须激烈紧张，才能在长篇大幅中维持观众的兴趣。动作的中心必为书中的主角，主角必定为慷慨激昂的英雄，才能发出激烈紧张的动作，所以西方所崇拜的英雄最宜于当史诗和悲剧的主角。中国“无为而治”的圣人最不适宜于作史诗和悲剧的主角，因为他们根本就少动作。

（摘编自朱光潜《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材料二：

“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

故事与雏形的歌舞剧，北宋以前在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但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我们从未养成单纯的为故事而讲故事、听故事的兴趣。故事本是民间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低级的。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若非宗教势力带进来那点新鲜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实在也唱到无可再唱的了，我们可能还继续产生些《韩非·说储》，或《燕丹子》一类的故事和《九歌》一类的雏形歌舞剧。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摘编自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材料一：

各种艺术都同时是一种学问，都有无数年代所积成的技巧。学一门艺术，就要学该门艺术所特有的学问和技巧。这种学习就是利用过去经验，就是吸收已有文化，也就是模仿的一端。

古今大艺术家在少年时所做的功夫大半都偏在模仿。米开朗琪罗费过半生的工夫研究希腊罗马的雕刻，莎士比亚也费过半生的工夫模仿和改作前人的剧本，这是最显著的事例。中国诗人中最不像用过工夫的莫过于李太白，但是他集中模拟古人的作品极多，只略看看他的诗题就可以见出。杜工部说过：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他自己也说过：解道长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他对于过去诗人的关系可以想见了。

艺术家从模仿入手，正如小儿学语言，打网球者学姿势，跳舞者学步法一样，并没有什么玄妙，也并没有什么荒唐。不过这步功夫只是创造的始基。没有做到这步功夫和做到这步功夫就止步，都不足以言创造。

像格律一样，模仿也有流弊，但是这也不是模仿本身的罪过。从前学者有人提倡模仿，也有人唾骂模仿，往往都各有各的道理，其实并不冲突。顾亭林的《日知录》里有一条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模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是一段极有意味的话。但是他的结论是突如其来的，“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一句和上文所举的理由恰相反，他一方面见到模仿古人不足以为诗，一方面又见到不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诗。这不是一个矛盾么？这其实并不是矛盾。诗和其他艺术一样，须从模仿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但是它须归于创造，所以又不能全似古人，全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不能无模仿，但是只有模仿也不能算是创造。

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匠人虽比诗人身分低，但亦绝不可少。青年作家往往忽略这一点。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起源于人的模仿天性和天赋的美感能力。模仿出自人的天性，人们既从模仿中获得知识，又从模仿的作品中获得快感。因此，文艺作为模仿，总体上是一种理性的创造行为，其中也包含着感性的愉悦。

文艺模仿的对象是现实人生。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文艺的模仿对象是“在行动中的人”。在谈到悲剧时他又指出，悲剧的模仿对象是人的行动、遭遇、性格和思想。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人的生活确立为文艺的模仿对象。

模仿的文艺能够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普遍本质和必然规律。亚里士多德把诗与历史作了比较，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也就是说，与历史相比，诗对生活的描述更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之所以如此，在于历史叙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个别事情，而诗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对生活中的事件做出如实的模仿，而在于它描写的事情符合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历史学家记述的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可能是偶然的、个别的，未必具有普遍必然性；而诗人所描述的事情，则是某一种人，可能或必然要做出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历史学家的记述中，两件前后发生的事情之间可能只有时间上的承续关系。但在诗人的描写中，前后相继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因果必然关系。因此，诗人所描写的事件，虽然也是特定人物的特定行动，也具有个别性，但其中却能见出普遍必然性。

为了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文艺需要虚构，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加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模仿对象主要有三种：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其中，他更加推崇第三种模仿对象。可见，为了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诗人不必受现实真实性的局限，他可以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物，只要他虚构的合情合理，能够体现出事物的普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主张表明，文艺创作不应照搬现实，而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地提炼和加工。

总之，亚里士多德既强调现实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又认为文艺应当对现实生活进行虚构和加工，以达到更高的艺术真实，因而对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阐释。

（马工程《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