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编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客观”的空洞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关系么？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们呢？”——这问题问得对的，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因为实际受到影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镜子，你对别人的态度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

材料一：

王昌龄《出塞》（其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出来了。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另一种艺术境界，至今我国的诗学还没有给它一个命名，使之成为一种范畴，它不以意境的含蓄隽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特点，它的特点不是意境式的温情，而是激情，其想象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关键在于其直接抒发的情感与理性拉开了距离，17世纪的诗话家将之总结为“无理而妙”。

中国诗中直接抒发的杰作也比比皆是。但是，直接抒发容易流于直白，也就是流于“议论”。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其多少有点抽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类似议论的诗句都是命中注定流于抽象的，如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又如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等。我国古典诗话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上来总结，最早是清代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卷一中说：“诗又有以无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为语。至如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商隐《瑶池》），则又无理之理，要进一层。总之诗不可执一而论。”这里说的“无理而妙”，“理”是与人情对立的，与一般的物理、事理之“理”有根本的不同，主要是与情相对立的“实用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读李益《江南词》中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以为其好处是“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翻得奇，又是至理”，就隐约提出了理论上的“情”与“理”的关系：于情“真切”，乃为“至理”，但又是“荒唐”之想；“无理而妙”，超越通常的“理”，才是“妙语”，结论是“无理之理”。从一方面来看，是“荒唐”的，是“无理”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有理的，不但有理，而且是“妙理”，很生动。关键是这里的“理”是唐诗的“理”，和宋人诗话所谓“理”不是一回事。宋人的理是抽象教条之理，而这里的“理”是人情，和一般的理性不同。它不是直接的“理”，而是一种间接的“理”。间接是通过一种什么东西达到理的呢？徐增在《而庵说唐诗》中说：“此诗只作得一个‘信’字……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塘贾，也不是悔不嫁弄潮儿，是恨‘朝朝误妾期’耳。”意为不是真正要嫁给船夫，而是表达一个“恨”字，恨什么呢？无“信”，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期限，造成了“朝朝误妾期”。这就是说，这里讲的并不完全是“理”，而是一种“情”。从“情”来说，这个“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不是通常的理，可以说是“情理”。其境界不是一般的“意境”，而是“情理境”。

（摘编自孙绍振《意境的“情景交融”和直接抒情的“无理而妙”》）

材料二：

在中国文论史上，清代词论家贺裳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提出了“无理而妙”的理论。贺裳而后，对“无理而妙”的论述很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这些论述多囿于典型范例的罗列与介绍，缺乏从理论的高度俯瞰其审美内蕴，仍然局限于贺裳所论及的中国古典诗词范围。事实上，“无理而妙”概括了一个较为普遍的文艺美学规律，它既见诸诗词，也存在于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部类。

文学艺术的情感逻辑是“无理而妙”的摇篮。情感是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它贯穿于文学活动之中。文学不仅再现现实，而且也表现主体情感。有时，作家要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种情感密度大，浓重而强烈，常取反常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主体要遵循情感逻辑，就不得不违反生活逻辑。形神兼备固然是好，但二者若不可得兼，则弃形似而取神似，虽无理却有情。在接受主体一方，由于情感逻辑压倒了生活逻辑，感情的满足压倒了对“无理”的排斥，从而与创作主体和文学作品形成一种默契。贺裳论“无理而妙”时所举二例，看似无情情更切，看似无理实有理，深刻地揭示了闺中少妇情到深处人孤独，由爱而生恨的内心情感世界。又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梦而死，又因爱情感召死而复生；卡夫卡的《变形记》写人变成大甲虫等等，都是“无理而妙”的典型例子。

“无理”并不是胡编乱造，它是基于生活真实，并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透过它表层的无理性，往往可以发现它蕴含着深层的更为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理”就是有理，“无理”比有理更为合理，“无理而妙”是艺术创造的极致，艺术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摘编自周然毅《“无理而妙”新论》）

材料一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对提高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更是我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基础、打造专门法院等基础设施方面取得重大成效。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效果、运用效益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实现了由知识产权弱国向知识产权大国的跨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中国将知识产权置于战略高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并表现出长期政策决心，这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

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例如，我国目前已成立了25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凭借其快速预审、确权、维权为一体的协调联动方式，切实解决了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渠道。此外，保护中心的建设与国家和地方的优势特色产业布局相结合，与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双创示范基地等有效对接，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看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新领域、新业态发展不断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保护的工作体系尚不健全，现有组织协调平台和机制作用未充分发挥，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同不够；保护的工作链条尚未理顺，纠纷受理、仲裁调解、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环节之间缺乏高效衔接机制。

总之，我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效果与社会期待相比仍存在差距，各界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依然强烈。

期待与呼声是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清晰认识。从发展阶段和客观需求来看，中国现在有动力、有决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只是需要时间进一步把保扩措落到实处。我们应继续努力，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保护体系，创造出更如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让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充分发挥。

（取材于余颖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6年的第25位升至2019年的第14位，四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走出了一条上扬的曲线，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的肯定，也充分证明我国终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保护之路。

2019年是我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发力之年，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更是取得了如下新成效：

更趋完善的法规为打击侵权假冒夯实法律基础。2019年1月1日，电子商务法正式实施，对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修订后的商标法大幅提高商标侵权的偿数额：10月22日，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将实行，随着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商标法修正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不断健全，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更加严厉的惩治措施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氛围。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侵权假冒犯罪，破获案件1.3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万余名；全国法院共受理侵权假冒伪劣犯罪一审案件1.1万件，审结8300多件，与去年相比大幅上升；检察机关发挥批捕起诉、立案监督职能，批准逮捕侵权假冒涉案人员1万余人，我国对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的打去力度不断加强。

更大力度的专项整治为知识产权保护织密保障网，2019年以来，各部门、各地区联手出击，从1月到8月，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共查处侵权假冒案件19万件。其中，中央宣传部联合多部门开展“秋风2019”专项行动，收缴侵权盗版出版物149万件；农业农村部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检查企业37.3万个；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开展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查处案件21万件；药监局开展芬太尼类药品专项检查和中药饮片专项整治，检查企业和医疗机构25万家次，我国重拳出击，快速制止了一系列一般性的违法行为。

行政执法与司法两条途径协调运作，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一大特色。实践证明，这一体制适合我国国情，对于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打击和遏制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材于李心萍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