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窥探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具体表征和深层意蕴。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古典文学赋予文学景观生命与内涵。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或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比如成都杜甫草堂，眉山的三苏祠等，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比如黄鹤楼在唐代诗人崔颢登楼所题《黄鹤楼》诗之后，再经李白、岳飞、毛泽东等人的歌咏，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越来越大。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可以视为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的综合体。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与文学景观内涵的不断丰富。

文学景观推动古典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更多的文学作品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这些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并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然后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 《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由此可见，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血脉相连，文学景观是文学家的创作素材，文学作品也依托文学景观而不断丰富。

既然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共生共长，故当下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其次，文学景观的保护和研究，有利于促进地方文化、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为当代弘扬和发展地方文化、深挖和延续地方文脉提供积极的指导与借鉴。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充分重视文学景观，努力打造文化品牌，重点提升旅游文化，对推动我国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摘编自李惠玲《古典文学与文学景观的双向互动》）

材料二：

景观具有多个层级，因而具有多重价值。有地理的价值，历史的价值，以及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建筑的、雕塑的、绘画的、书法的价值，有的甚至还有音乐的价值，如江西湖口县的石钟山。但是这些价值都不及文学的价值。如果没有文学的价值，景观往往无由彰显。一个著名的文学景现，其价值往往是多方面的，但其最重要的价值还是文学的价值。

文学景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虚拟文学景观，一种是实体文学景观。

所谓虚拟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作品中描写的景观。大凡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的土地上的景、物和建筑，都可以称为虚拟文学景现。所谓实体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留下的景观。大凡能够让现实中人看得见、摸得着，与文学家的生活、学习、工作、写作、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且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可以称为实体文学景观。

我们常说的文学景观，一般指的是实体文学景观。凡是著名的文学景观，都有很大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文学景观既是人们的一个登临游览之所，一个引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一个激发文学的灵感与才情的地方，也是一个吸引旅游开发和投资的地方。

文学地理学者还认为，文学景观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是人们怀念故国、寄托乡愁的一个重要媒介和载体。通过文学景观，人们可以找回在全球化、城市化的浪潮中迷失的自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摘编自曾大兴《论文学景观》）

A．	B．
C．	D．

唐诗的天空，群星灿烂，诗人们写出了诸多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本当用心读去，致力于成为理想的读者。但是有人在阅读之余，偏要选出桂冠之作，于是引起了不少纷争。

第一个从唐诗中选出独占鳌头之作的当数严羽，“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在他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唐诗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明代许学夷认为崔颢的《雁门胡人歌》比《黄鹤楼》更合律，“实当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何景明推举沈佺期的《独不见》为第一；陆时雍则以沈佺期《龙池篇》为第一。李东阳认为唐人七言律诗非杜甫《登高》莫属；胡应麟则认为《登高》一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沈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古人，后无来学”，推崇这首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清代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则以张说《幽州新岁作》为第一。

在这些评价中，第一都是唯一的。但对于唐诗的评价，也有多元第一的观点。对于唐代律诗，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认为崔颢的《黄鹤楼》和沈佺期的《独不见》难分优劣，故而把两者并举，认为它们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诗法上，“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王世贞认为杜甫“‘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虽不尽善尽美，但也足以堪称第一。明代周珽虽然承认“音响厚薄，气格高下，难有确论”，但还是热衷于标新立异，指出唐诗“冠冕壮丽，无如嘉州《早朝》；淡雅幽寂，莫过右丞《积雨》。”即认为岑参《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和王维《积雨辋川庄作》乃是唐诗的桂冠。

以上被推举的作品固然各擅胜场，明代胡应麟却不认同永恒第一的观点，他又提出了分期的冠军之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第一不是恒定的，而是流动的。清代文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指出：“凡诗对境当情，即堪压卷。”在他看来，没有固定的第一，只有流动的第一。意指堪称第一的诗歌，乃是对境当情、情与境会的产物，评论者在不同时空中的境与情自是不同，因而认定为鳌头独占的诗歌作品也不相同。

无疑，要想成为一个时代的桂冠诗作，在艺术质量上无疑要求很高。王世贞不认同取沈佺期《独不见》和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理由是“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即沈佺期《独不见》最后一句和崔颢《黄鹤楼》第一句都欠佳，正如锦中间绣，有损于全篇的整体美，所以不配取为第一。今人孙绍振认为沈佺期《独不见》一诗，从主旨上考察，“完全是传统思妇母题的承继，并无独特情志的突破”，因而在“唐代律诗中无疑属于中下水平”。崔颢《黄鹤楼》“比沈氏之作不只高了一个档次”，但是第二联“平仄对仗并不拘泥规范”。也就是说这两首诗在艺术上都存在着缺点，被推为第一显得欠妥当。

其实，但凡好诗都可以予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启迪，所以我们在接受唐诗时，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诗堪称第一，哪首诗可谓压卷，能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的读者便足够了。

（摘编自朱美禄《哪首诗是唐诗压卷之作》）

历史上徽州社会保障建设的覆盖面是较为广泛的，除了官方一般性的社会保障之外，民间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保障可以将范围从家族之内拓展到家族之外，从定居者到流寓者，从微商群体到更多的徽州外出谋生者，既解决生存问题，又解决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了良性的发展模式。

徽州传统社会保障之所以运行得较为到位，与当地深厚的儒家思想浸染有着密切关系。徽州地区有着刻苦攻读的风气和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不断加深，一些地方甚至将朱熹奉为乡士神，本身就彰显了这种文化特点。人们普遍尊重读书人，遵守礼仪道德，许多家规族训也纷纷倡导伦理道德，推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许多徽州会馆便是在安顿客死乡亲的原动力之下建立起来的，这体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死者尊重和建立和谐人伦秩序的理念。

徽州土地贫瘠，逐渐养成了向外发展的传统，既包括宦游的士绅，也包括“贾而好儒”的徽商。徽州士绅是传播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时常讲学于各地会馆，倡导经国序民的社会治理理念，他们为本乡会馆志撰写序言时，亦为会馆注入了鲜明的导民向善意向。他们号召商人捐资、集资或抽厘，亦往往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使商人阶层行走在“义利兼顾”的良性发展轨道上。徽商还积极为寄寓地保障事业投资，创建育婴堂、养济院、惠民药局等民生工程，同时建立学校、戏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徽商在外地兴办的会馆、善堂等经常令徽州籍官员也引以为荣。如湖北的紫阳书院本身也是体系完备、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会馆；再以善堂为例，在江南地区就有上海徽宁思恭堂、扬州的恭善堂、杭州的惟善堂、江西的笃谊堂等。这种汇聚众力而建构的社会保障机制树立了徽州人的荣誉感和归属感，也推动了本土和侨寓地区社会的有序化发展。

对于民众捐助社会保障事业，徽州官府多有旌表与奖励，从而在官方社会保障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得到民间社会的大量捐助和支持。各种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建设，无疑减轻了官府的压力，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官府多给予民间组织以合法性的认可，给予备案，颁布告示禁绝地痞恶霸肆意侵扰，还给予“尚义”“义行”等旌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引导崇尚道义的社会风气。因此，这种官民协力共同支撑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比较稳定持久的力量。

在外地的徽州人群体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也有赖于徽州籍官员的护佑和支持，他们不仅用政治影响力来保护这些机构，还以捐助、为会馆善堂撰写楹联、碑文等方式引导其发展方向。徽州籍官绅和商贾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既积极倡导和捐资捐物，有参与管理，走出一条以商养学、以学出仕、商学共同反哺社会保障建设的道路，共同促进了徽州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摘编自王日根《历史上徽州的社会保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