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六艺乃春秋时固有之学问，先孔子而存在，孔子实未制作之。但孔子虽未曾制作六艺，而却曾以六艺教弟子。故后人以六艺为特别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亦非毫无根据，以六艺教人，并不必与始于孔子，据《国语》，士鉴教楚太子之功课表中，已有“诗”、“礼”、“乐”、“春秋”、“故态”等。但此等教育，并一般人所能接受，仅当时之平民未必有机会接受此等完全教育，即当时之贵族亦未必尽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之机会。吴王寿梦第四子季礼到鲁方能见各国之诗与乐，可见“乐”、“诗”各书，在当时乃是极名贵的典籍学问。

孔子则抱定“有教无类”之宗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如此大招学生，不问身寒，凡缴学费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故以六艺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民众化，实始于孔子。以后各家蜂起，竟聚生徒，然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孔子之讲学，又与其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所以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庄子．天下篇》评及儒家，即说：“诗”以道态、“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六者正是儒家教人之六种功课。

惟其如此，所以孔子弟于子之成就，亦不一律，《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岑，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孔子教徒弟，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孔子又继续不断游说于君，带领学生，周游别国，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

再说孔子以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某生活之人，古时除贵族世代以做官为生者外，吾人以尝闻有起于微贱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时，皆成为农或为工或为商，以维持其生活。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殷南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孔子以前，不仕而又别不事生产者，实未闻有人。《左传》中说寡缺未仕时，亦是以农为业，孔子早年，据孟子说：亦尝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孟子•万章下》）。但自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不但他自己不治生产，他还不愿教弟子治生产。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圆”；孔子说：“小人哉！樊频也。”他这种不治生产的办法，颇为其时人所诟病。据《论语》所说，荷丈人谓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此外《庄子》亦载盗跖谓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 …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诸侯富贵者也。”《庄子》中所说，不可以为实事，但此等批评，则是当时可能有者。

观此可知儒家之一种风气，惟其风气如此，于是后来即有一种非农、非公、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此士之阶级。孔子以前，似亦无有，多系大夫士之士或系男子军士之称，非后世所谓士农工商之士也。此种士之阶级只能做两种事情；即做官与讲学，此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即是此阶级之创立者，至少亦是其发扬光大者。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文学大数据”是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献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数据，具有体量大、动态化、类型多、提取难、价值密度低和不易管理等特征。这些海量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单纯依靠人工难以完成，需要相关计算技术的支撑。因此，文学计算应运而生。

简单而言，文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就文学批评而言，文学计算不仅是批评方法的转向，而且是批评思维的变革。

首先，从主观理论建构到客观数据实证的变革。一般意义上，文学批评注重文学理论和审美建构，阐释对象以单篇或同一类型的文学作品为主，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难免形成视域盲区，因此理论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例如，文学批评在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经常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为例。以此得出的观点可以适用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但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一定适用。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审美建构因缺乏大规模文学作品的支撑，提出的观点只契合小部分作品，无法真正构建普遍适用于“世界文学”的理论。计算技术提升了整理和分析大规模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小部分文学作品分析，它可以把批评对象延伸到世界文学作品，让全球文学数据自己“说话”，得出更为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结论。

其次，从确证因果关系到呈现相关关系的变革。确证因果关系是指批评者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证实文学作品与具体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批评思维对小部分文学作品有效，但面对大规模的文学作品则难以实践，例如，文学批评在阐释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时，致力于确证乡土小说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因果关系。因此，解读的重心就放在乡土小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表现强烈民族意识上。这种批评思维可以适用于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无法用来解读同时期沈从文的《边城》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

而文学相关关系是指文学作品与历史以及现实事件之间的数值关系。当一部文学作品数值增加时，相关历史社会和现实事件也随之增加，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强。反之则亦然。例如，在互联网搜索“乡土小说”时，出现的信息既包括鲁迅、彭家煌等作家作品，又包括五四运动、封建专制文化等历史事件和背景。当这些作家作品和历史事件共同且持续出现在不同的“乡土小说”词条中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强。

再次，从单向度的文学思维转向多维度的跨文学思维的变革。本质上，文学批评始终在追问“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回答的角度、逻辑和结论都与文学的审美性和精神性相关。但这也忽略了文学之外的众多因素。“文学大数据”的出现，使得非文学数据也可以参与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突破文学的边界，进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等其他领域来重新界定文学及其相关知识，构建新的文学批评阐释框架和理论基础，重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摘编自杨丹丹《文学批评用数据“说话”的可能性》）

在“泛娱乐化”的文化氛围中，“佛系”作为网络流行语不断被人们传播、加工，以自我调侃自我解嘲的方式成为人们的释压工具，也迅速发酵：佛系追星、佛系购物、佛系员工、佛系恋爱、佛系学生、佛系养姓。其实，这种调侃倒也无妨。特别是“90后”一代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年近而立之年，面对已经被上一代占据的差不多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面对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对别人优越的生活条件，面对自己的“初心”，只好在自信为底色的情绪中调侃戏谑。虽然“佛系”的说法有着些许消极逃避、悲观失望的色彩，但它是强势生活下的弱势群体的心灵自我保护，不是绝对的悲观失望，也不同于灰色调较重的“丧文化”。“丧文化”的符号是“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漫无目的的颓废”“什么都不想干”“躺尸到死亡”“颓废到忧伤”。“丧”是不想工作、情绪低落、欲望低下，一切皆空，无所执；而“佛系”是在看似“无执”中“有执”，是“只顾攀登莫问高”“只重过程，莫问结果”，以“无所谓”的态度降低了心理的期待值。也不能把“佛系”青年等同于“垮掉的一代”。虽然和“佛系”一样，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语如“葛优躺、宅文化、二次元、小确幸、屌丝”一度盛传，但是无须过度解读和过度担忧。这不是青年一代的自暴自弃，而是负面情绪的自我消解。

“佛系”心态实际指向的是现实物质和精神满足状况与欲望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提出：幸福≡效用/欲望，幸福是效用（现实生活状况）和欲望（个人物质和精神欲求）之间的比值。按照这一说法，幸福感的提升，与现实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和欲望的减少密切相关。“佛系”看似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使“佛系”心态的一种可能的发展指向是无欲无求。“佛系”心态发展的另一种积极发展指向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调适。追求心灵的感悟和超越，积极乐观、豁达宽容、忧喜随缘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可以乐观面对生活中的逆境和挑战，放下心态和身段，以理性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百态。

“佛系”是“90后”独特的“叙事方式”，不能苛求每一代都完美，也没有必要耸人听闻地提升到人性堕落的高度。朋友圈的善意点赞、正向鼓励；打车过程中对司机的体谅，堵车时的安静从容；恋爱中对看电影、旅游、洗碗等“小事不争执原则”；网络交友的与人为善，重缘惜缘；养娃不执着于“穷养”“富养”的教条式的争论，不一定都要求孩子“成名成星”；平平安安上班，安安静静下班，工作有耐性，不无原则刻意恭维上司有什么不好？

“佛系”心态也折射了“90后”青年从年少轻狂到“为赋新词强说愁”再到历经沧桑后的成熟。当前社会生活节奏快、领域多、元素丰富，许多事都是多重的选择，面对一些无关原则和不破底线的小事，不必锱铢必较，多一些大度包容，笑而对之有何不可？

（摘编自张九海《"佛系”心态的三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