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唐宋时期，不少诗人对诗歌写作行为本身进行观照，并将其呈现在诗歌文本中——诗歌写作行为本身成了被书写的对象。在陈与义、陆游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诗歌写作本身更细致、频繁的书写，“题诗”“成诗”“寻诗”“哦诗”等有关诗歌写作的表达大量出现，有意寻诗、出声吟哦的诗人形象也越发明晰，这表明：宋诗对诗歌写作本身的呈现更为深细，写作者对自我作为诗人的身份有了更清晰的意识。

“题诗”“成诗”在陈与义的诗中承载了丰富内涵。“鹳鹤忽双起，吾诗还欲成”“洒面风吹作飞雨，老夫诗到此间成”两例清晰展示出外部环境怎样激起了诗人内心的波澜，眼前转瞬即逝的景致如何被诗人捕捉到进而成为诗歌的一部分。而“成诗”的过程往往具有实时性、不可复制性。有道是“有诗还忘记”“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诗人内心感知到的诗意、诗人在语言表达上的疏离，都清晰呈现在诗中。他在《对酒》中的“新诗满眼不能裁，鸟度云移落酒杯”，同样感叹着自己在语言表达上的窘迫。

诗人也常常自发外出“寻诗”。“柳林横绝野，藜杖去寻诗”（《游八关寺后池上》），诗人专门拄着藜杖寻诗；“醒来推户寻诗去，乔木峥嵘明月中”（《寻诗两绝句》），半夜从酒醉中醒来的诗人特意推开门，在明月乔木中寻诗。场景本身就是诗意的来源，诗人在呈现出诗意产生的特定情境之后便结束了诗篇，不再述说此刻的感受。这类似前引“鹳鹤忽双起，吾诗还欲成”：诗人看似只是记录实时景象，然而诗情恰恰渗透在眼前所见之中，诗歌写作也在此刻完成。不同的是，“寻诗”更能体现寻找、访求的过程性和目的性，在这一表达中，“诗”仿佛成了触手可及的实体；作者自认与读者对何为“诗”有着高度默契，只需呈现特定场景，读者便可心领神会。这种将“诗”客体化的过程，体现出诗歌已成为诗人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的一部分，同时，诗人的主体身份在诗歌中也呈现得愈发明晰。

（摘编自刘晓旭《赋诗与寻诗》）

材料二：

“镜”在中国文化中有复杂的意涵。本文所言“览镜诗”，不是泛指含有“镜”意象的诗，也不是指专门吟咏镜子的诗，而是指书写览镜行为与感想的诗作。览镜诗的关注点，是这个行为本身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物心理情感。换言之，览镜诗中，作为物品的镜，只是触发某种心理的媒介，并非诗歌吟咏的重心所在。作者对览镜行为有更充分的自觉，把更多的笔墨着眼于“镜中像”所引起的一系列内心反应和情感状态。审视览镜诗的嬗变脉络，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中唐至宋代诗学的一脉相承，也能感受到日常化题材在宋代诗人手中有更繁复的艺术表达和更丰赡的文化内涵。宋人的自我形象在览镜诗中得以再造，新的审美趣味随之形成。

由镜中像来认知自我，是人们览镜自照的重要目的。按法国心理学家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人们通过观看镜中影像而建立“自我”的观念，并由镜中自我逐渐进入“社会中的我”乃至“理想中的我”。人在镜前凝视，建构对自身形象的认识。“镜中像”与“现实我”存在距离，这就促使照镜人通过想象去完成两者的合一，建构自我形象。诗人照镜，由人而镜，由镜而像，由像返观人，故心有所感。解读览镜诗，是观察作者自我形象建构的有效途径。

试看宋庠《因览镜照见衰年状貌有感》：

拂槛清晨念老余，只堪丘壑便悬车。

暗围廓落频移眼，坐况苍华不满梳。

淚绶转惭龟钮印，土膏空负鹤头锄。

人生出处真难决，羡杀贤哉汉二疏。

宋庠仕宦显达，遣词造句典丽奥博，全诗意脉从“镜中像”指向“现实我”。镜中老态让他联想到现实官场——是致仕退隐，还是不负官位？他内心纠结。宋庠没有白居易的乐天顺命，镜中像刺激他要在现实和理想间选择，所以他最后欣羡汉代的疏广、疏受，能主动功成身退。我们可从中提炼出诗人的三层形象：

A“镜中像”——颓然老者（“坐况苍华不满梳”）；

B“现实我”——高位在身（“淚绶转惭龟钮印”）；

C“理想我”——致仕归田（“羡杀贤哉汉二疏”）。

正是三者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作者“难决”，整首诗也因三层形象的复杂关系而充满张力。览镜诗是表达日常生活细节的诗。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让日常经验走向美学自觉。宋人将“镜中像”与“现实我”勾连在一起，让“幻象”与“真我”对话，试图超越琐碎凡庸的现实，直指诗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摘编自侯体健《幻象与真我：宋代览镜诗》）

感悟唐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用陈子昂的这两句诗来概括唐诗的地位恐怕再恰当不过。唐诗，她是中华文化的高峰，在这座高峰上涌现出了多少才华横溢的诗人、千古流传的名句；唐诗，她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

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唐诗正在面临一场危机，她的地位开始动摇，她的存在开始被人漠视，她的深沉难以被人理解……这危机来自全球化的文化威胁，来自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但是这威胁真正的可怖之处在于它的根源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内而生——并不是西方人在消解唐诗的价值，而是炎黄子孙自己在疏离自己的文化。唐诗面临的挑战不是让陌生的西方人接受她，而是让所有的中国人理解她。

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唐诗？也许翻开李元洛先生的《穿越唐诗宋词》可以找到最好的解答。唐诗让我们体会到中华文字的精致奥妙，让我们不再因枯燥的语文测验而磨灭对于祖国文字的灵感，让我们真正地体验语文学习的精髓——而这些常常能让我们更积极而轻松地面对考试；同时作为一个站在文明冲突交界处的青少年，唐诗更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培养自己的文化认同感。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试想有哪种文字可以用如此简约的方式体现语言和修辞的力量？美国诗人庞德曾经翻译过《长干行》，但是“青梅竹马”到了他的笔下、到了英文的表达中却完全失去了意味。唐诗的一字一句或是捻断数茎须的炼词之果，或是随兴而至的天才之作。

唐代才华横溢、魅力四射的诗人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我需要特别地说一说李白与杜甫。李白是诗人中的天才，令后人感叹难以模仿、难以企及，而李元洛先生则让我们从另一角度去读李白，那就是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富贵，这是远远超过诗才诗艺的更高的境界。再看杜甫吧，沉郁顿挫的诗句、忧国忧民的情思、悲悯苍生的胸襟，都已化为了那个时代最深沉的底蕴。在这沉郁、忧思、悲悯之中，杜甫从孤舟中陨落，落入了那条埋葬屈原的河流，同他的先人一样化为了永恒的精神。

感谢李元洛先生的书，让我重新认识唐诗。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中华文化的寻根之旅，一次民族瑰宝的重新挖掘。唐诗的力量是饱满的，唐诗的魅力是多元的，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他用了一种怅望的目光，站在现实的一头向千秋之前的唐朝远眺，这眺望中有的是对那个文化鼎盛时期的憧憬，是对当今现实社会的批判。但这种怅望的价值究竟何在?是不是我们要像唐人那样生活才能重回真正的民族文化的顶峰，才能真正让我们达到文化追求的极致？当然不是。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需要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今天的一根柳枝恐怕已不能表达那种离别的依依之情，交通的方便也让我们不再要像李白那样徒步游走，今天的我们有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只是在这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即对经典文化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民族没有一种精神，就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依据，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可以用两句儒家经典中的话来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学经典中蕴含的常理、常道，既是中华民族的价值源泉、思想准则，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做圣人，不过在达到圣人境界之前，要做好两种人：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君子。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有道德、讲礼义，否则与禽兽无别。阅读儒学经典，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更主要的在于认识生命的本质，明白做人的道理，提升精神的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与精神生活、风俗习惯的准则与根基，正如古人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东亚各国，甚至远及欧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孔子集以往思想文化之大成，开后世儒家学说之先声，被后世尊为“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将身为布衣的孔子与历代王侯并列，作《孔子世家赞》，饱含深情给予孔子极高的评价：“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态，认识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它的经典。之所以经典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它关注的是社会最本质、最深层的话题，即价值体系问题。所以经典的话语历久而弥新，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经典是思想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自从孔子删定“六经”，奠定了儒家经典的规模，经过历代儒者的不断传承、阐释和发挥，形成了完整的经典体系。儒家注重德性修养，崇尚君子人格，提倡德治仁政，追求社会和谐，向往大同理想。儒学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崇礼重义，和而不同。儒家经典中的思想精华，无疑值得我们今天去挖掘、学习和传承。

天人合一。季羡林先生曾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周易·说卦传》中有这样几句话：“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人合称“三才”。天地之道，即指自然界阴阳刚柔的变化法则和规律。人类社会应当效法天地之道，服从普遍规律。天、地、人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联系的。

刚健有为。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孔子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孟子更强调“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这种刚强不屈的精神，将个人的理想信念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使儒学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

中庸和谐。《尚书》《周易》都有“尚中”的哲学思想。孔子将“中”与“庸”连用，并把它提到了“至德”的高度，将前人“执中”的思想观念发展为中庸理论。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提倡“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强调“执中”之道，故孔子既反对过于激进，也反对过于退缩，认为“过犹不及”。 “中庸”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不能把“中庸”理解成折中主义。 “中和”“太和”是中庸的最高境界。

家国情怀。入孝出悌，敬长爱民，是中国家教永恒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行为操守。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 以“三纲领八条目”为根本理念的家国情怀，被后世儒家不断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传道济民的宏伟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濡染、浸润着历代中华儿女。

大同理想。儒家所向往的美好社会是“天下有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形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和谐社会。而身心和谐、家庭和谐、人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统治者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礼乐制度、宽松的政策法令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证。孔子提倡“为政以德”“修己以安百姓”。儒学经典《礼记·礼运》规划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之奋斗。

阅读儒学经典，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就会油然而生。“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谓之夏。”生活在华夏大地上，“我们是中国人”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我们不禁会问：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肤色、语言、服饰、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固然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与其他国家民族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受到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养育和浸润。中华文化塑造了我们的内在规定性，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智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些才是最根本的不同。明白我们是从哪个文化走来的，才能真正意识到自我，面向未来而不迷失方向。尽管儒学经典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太过于遥远，而且数量庞大，汗牛充栋。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仍有一条捷径，那就是“由《四书》以通《五经》”，只要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融会贯通，势必受用无穷。

（摘编自《用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