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词原是歌筵酒席间演唱的歌辞，然而后人却又往往从这种歌辞中看到了比兴寄托的深意，比兴寄托有广义的解释，也有狭义的解释；有字面的解释，也有引申的解释；有就作者方面而言的说法，也有就读者方面而言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

先讲“比”“兴”二字，词天生有这一特质，容易把作者引向比兴寄托的路子，也容易引起读者比兴寄托的联想。本来“比”“兴”二字是写诗的两种作法，如果换一种较新的说法，我以为比兴就是指心与物相结合的两种基本关系，“兴”是见物起兴，是由物及心。

见物起兴是说你看到一个物象，引起你内心的一种感发，以《诗经》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外在的物象，所谓“物象”是眼睛所能看见的，耳朵所能听见的，凡是感官所能感受的统称物象。这在中国诗歌中有很久远的传统，即如《诗品·序》中就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陆机的《文赋》也曾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都是说你看到外界的景物后引起了你内心的感发，是由物及心的物与心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兴”。李后主《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朋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种由于看到“林花谢了春红”而引起的感发就属于此类。

什么叫“比”呢？“比”是以此例彼，是说你内心中有一种情意，要借助于外在的物象来传达，因为诗歌这种美文，如果只讲抽象的概念中的情意，便不易引起读者直接的感动，所以常要把抽象概念的情意与具体的物象联系起来，才能引起读者的感发。由心及物的例证如《诗经·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近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是用一只吃粮食的大老鼠来比喻剥削者，这是他心中先有一个剥削者的概念，然后用硕鼠这一形象来表现的，是先有内心的情意然后找形象来比喻，是由心及物的心与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比”。秦观的“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说你要看到我内心中那千回百转的情意，就如同像篆字般曲折的小篆香一样，寸寸燃尽，以此形容他回肠的寸断，这也是“比”，是先有其回肠的情绪而后以小篆香来做比喻的。

所以一般说来，比兴就是表达情意的两种基本方式，或者是由物及心，或者是由心及物，这是对“比兴”最简单的解释。

不过，“兴”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兴”只是纯粹直接的感发，并没有明显的理性的衡量和比较，所以有时是正面的感发，有时是反面的感发，而且同样的物象可以引起不同的感发，所以“兴”这种感发的范围是非常自由的，不是理性所能够完全掌握的。相对而言，“比”是比较有理性的。总之，“比”与“兴”基本上原该是指诗歌创作中“心”与“物”相交感时的两种方式和作用，但是汉儒却对“比兴”有了另一种解释，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而“兴”则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功之”（《周礼·春官·大师》郑注）。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因为从《诗经》的作品分析，用兴的方法写的对象不一定都是美的，用比的方法写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恶的。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比兴”就开始有了另外的意思，就是“言在此意在彼”的一种美刺托喻的意思。这以后，在诗歌创作中说到“比兴”就再难只以单纯的心物交感的比兴来衡量，而有了一种言外之意可以追寻体会的意思了

（摘编自叶嘉莹《诗显而词隐》）

材料二：

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宿命，好像是注定了要让一个诗人亡一次国，然后李煜才会写出分量那么重的几个句子出来。就是如果不是遭遇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他的生命情调不会从早期的有点轻浮、有点淫乐转到那么深沉。就是一个亡国，忽然让这个才华横溢的人领悟到繁华到幻灭。所以我们读到《虞美人》，读到《浪淘沙》，读到他这些后期的作品的时候，忽然带动了一个很不同的生命经验。这种在亡国之后产生出来约创造力，其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五代词刚好是诗词这两种文体的连接，因为在唐诗的黄金时代之后，你要写诗超过李白杜甫，想都不必想了。所以要另辟蹊径，另辟一条新路出来，反而走到了通俗的这个世界上去，把通俗重新开创新经验。当时有一批傻傻的人，还在那边继续模仿唐诗的，全部都完了。反而走到流行歌曲的这批人出现了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代词的变革意义，就是词根本就是流行歌曲。

大家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林花谢了春红”这样的句子，我们会隐约感觉跟唐诗不一样。“太匆匆”，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民间感情，就是觉得好快啊。所以你会发现，把这些东西变成歌，变成现代的流行歌曲非常容易，因为它本来就是歌。我们现在读的《虞美人》《乌夜啼》都不是文学的名字，而是音乐的名字，等于现在我们讲的“降G大调”之类的意思，升调、降调的意思。

（摘编自蒋勋《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族独有的特质。国宝作为历史文物，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文明，它的诞生与流传皆源于文化血脉的精髓，同时又反哺于发展着的博大文化。作为一种器物媒介，不仅仅为今天的人们所欣赏和收藏，更是华夏文明的表征。

“历史作为一种记忆，使先民的事迹、经验与思想存活于今，它充当着不同时代的纽带。”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历史作为一种“凝聚性结构”，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归属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家宝藏》以博物馆的文化底蕴为依托，用文物衔接历史与当下，采用舞台剧与小话剧的展演方式，集中展现文明古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故事讲述、舞台演绎与观众互动，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不同的个人和文化通过语言、图像和重复的仪式等方式进行交际，从而互动地建立起他们的记忆。

个人和文化两者都需要借助外部的存储媒介和文化实践来组织他们的记忆。用舞台剧演绎国宝的“前世传奇”，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是《国家宝藏》的节目特色之一。如在第五期对国宝辛追墓T形帛画的前世传奇的演绎中，雷佳一开嗓，便将辛追所思之人、所念之世深情道来，听者皆入其境。《帛画魂》是根据T形帛画的内容作的曲，大致分为天国之美、人世之欢、炼狱之苦。通过这三部分的演绎，将辛追经历生离死别，对命与缘仍留恋与热爱的心境表达得淋漓尽致。通过舞台演绎，借助音乐剧极强的代入感和真实感，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久远的中国记忆。

每种媒介都会打开一个通往文化记忆的通道。文物作为一种媒介，将中华民族的记忆保存了下来，其中，文物中的文字便是记忆存储的最佳方式之一。“石鼓之文，文字之鼻祖也”，汉字作为我们中华文明的根，不仅能记录历史，更是我们中国人的魂魄，一笔一画将我们民族的心与心凝聚在一起。就如同一位智者所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毁其文化。”石鼓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保存下来的石鼓文更是我们民族信仰的象征。正如梁家辉在扮演司马池时所言：“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信仰，可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如果我们连这点信仰都糊涂，我们何以为人呢？”通过演员对国宝前世故事的演绎，文物的内涵得以丰富，文化记忆得以再生、更新和建构。

今生故事讲述者的职业多种多样，但都有着相同的守护之心。他们当中有为了赎回皿天全方罍而不遗余力的文物爱好者；有历时四年潜心研究《千里江山图》的“好色之徒”冯海涛；有一家五代都在故宫供职的“故宫世家”……他们用自己的坚守讲述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用一份守护诠释着中华儿女传承历史文脉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最令我们感动的是河南博物院推荐的云纹铜禁中“失蜡法”的传承创新。

云纹铜禁是古代中国酒文化中自我约束的一件物证，也是一代霸主楚庄王大国梦的一个缩影。今生故事对于它的展现，是对古代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同时它的出现向众人高喊着：虽然时间流转，但精湛的技艺一直没有改变。古代的云纹铜禁与现代的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一脉相承，他们是国人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见证者，更为实现强国梦打下了基础。

《国家宝藏》通过国宝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讲述着属于中国人的记忆，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

（摘编自张兵娟、刘停停《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传播与文化认同建构》)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中，许多诗论家将感兴论确定为诗歌创作理论的出发点，并且赋予了愈加丰富愈加深刻的审美内涵。感兴论并非一般的文学创作论，而是揭示了诗歌与其他文体相区别的特殊创作规律，并且特指臻于化境的诗歌佳作从创作动因的产生到艺术表现的审美创造过程。感兴固然包含着灵感这种审美创造过程中主体所感受到的“高峰体验”，但这绝非感兴的全部含义。具体而言，感兴就是“感于物而兴”，指创作主体在客观环境的偶然触发下，在心灵中诞育了艺术境界（如诗中的意境）的心理状态与审美创造方式。感兴是以主体和客体的瞬间融化也即心物交融作为前提，以偶然性、随机性为基本特征的。触遇在感兴过程中是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分析“触”“遇”作为审美感兴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的内涵及意义，可以使感兴论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也使它的美学理论价值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

感兴的基本内涵可以用“感于物而兴”来展开表述。如果将感兴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范畴来进行建构的话，诗学中的“感物”说是应该包含在“感兴”之中的。“感物”与“感兴”只是一体，不可分为二端。“感物”是兴的起因和过程，“兴”是感物的效果和归结。“感兴”是诗论中对于诗歌创作发生动因最为根本的说明。“兴”的结果或产物是什么？是诗人进入创作状态的审美情感。而“兴”的媒质是什么？是进入诗人视野的外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比兴》篇中为“兴”所作的界定是：“兴者，起也。”起什么呢？起情，即是唤起诗人的情感。而“起情”动因又是什么？即是“触物”。“触物以起情”正是感兴最为基本的而又是最全面的内涵所在。中国诗学中大量出现的“触”、“遇”等辞语，是中国诗学中感兴论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最核心的范畴的证明，同时，也说明了感兴论在诗学发展中不断丰富深化的轨迹。

“触”与“遇”并非一个概念，而是两个意义颇为相近的辞语。因其在感兴诗论中经常同位使用，而且表达的意思也非常相近，故而连带论之。实际上，触和遇的用法还是有所差异的。中国诗学中的“触”，并非心理学中的触觉之意，不是身体某部位和物体的直接碰撞。触更多的强调以情触物，指向主体与外物的直接感官（耳目等）接触；遇则是睹物生情，强调主体与客体双方的邂逅相遇的偶合性质。触遇有时分用，有时连接，但都是用来说明感兴的起因所在。“物”作为相对于主体的客体，更多的是指事物的外在形貌。所谓“触物”，指诗人的耳目等感官直接感知的外物形态，进一步要指出的是，所谓“触物”之物，更是指由大自然的运化规律而形成的外物形态的变化，尤其以四季轮回的物态变化为常见。即如陆机所说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文赋》）钟嵘所说的“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诗品序》）都是诗人所感知的四季轮回带来的景色变化而触发了诗人的情感波动。

（摘编自张晶《触遇：中国诗学感兴论的核心要素》，有删改）

材料二：

感兴鉴赏就是一种侧重呈现作家创作感兴并唤起读者相同感兴的鉴赏方式。从作者的兴发感动传达出并赋予语言形式，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同样地唤起内心的情感与诗意，二者相互应和便能够体会诗歌所表达的蕴意了。

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在于作者情感意志的抒发，是作者个人独特生命的体验与展现。换言之，也就是作者对外物世界的感发，借助于诗歌的形式传达出来。所以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世界外物的气的运转变化，感动世界生命的运转变化，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一切的生发变化引起诗人内心情志的变化，故而借助于诗词的形式外化出来。由此来看，中国古典诗词的起因来源于世界万物的生发变化。故《礼记》有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外物的变化包含了世间两种形式的变化：第一种是大自然的生发变化，第二种便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诗人因自然界的事物变化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兴发感动，由此而创作诗词。那么，我们在鉴赏经典诗词时就应该注意诗人的兴发感动以及事情的起因缘由，体会诗人的兴发感动，体验诗人的情感与意志。

在感兴鉴赏古典诗词的时候，读者需要具备积极活跃的心境，才能够与作者的感兴进行碰撞，才能更好地体会诗词所传递的诗意与情感。读者需要以一种活泼生动的心灵去体会诗人的诗意与情志，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言“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便是这层意思。读者的内心不能僵死，要用心去体会诗歌的整体意象，反复涵泳和体认诗词的妙处。而诗歌必然会带给读者一种兴发感动，我们学习和鉴赏古典诗词也是为了保持这样一种心灵的活泼玲珑，能够以读者的“兴”唤起对作者“兴”的鉴赏。

（摘编自王军《“感兴”：中国古典诗词鉴赏的基本方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