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态度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馈赠了人类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库，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的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作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艺术和实际人生保持适当的距离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有几个事实我觉得很有趣味，不知道你有同感没有？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眉山，即使审美力薄弱的村夫，也惊讶它们的奇景；但生长在西湖或峨眉的人除了以居近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峨眉实在也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东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东方，都往往觉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本地人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地人看来，却往往有一种美的意味。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习见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在能不让屋后的一园菜压倒门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标准去估定周鼎汉瓶的价值，不把一条街当作到某酒店和某银行去的指路标。他们能跳开利害的圈套，只聚精会神地观赏事物本身的形象。他们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实际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以太过，可以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许多人本来是笨伯，而自信是可能的诗人或艺术家。他们常埋怨道：“可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否则我的生平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小说。”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自朱光潜《谈美》，有删改）

材料二：

封面新闻：你浸润在《红楼梦》里近50年，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吸收了哪些营养？或者说，你阅读《红楼梦》，最深的感触有哪些？

俞晓红：不同的年龄段读《红楼梦》会有不同的兴趣点。中学时代主要是关注青春爱情，读《葬花吟》时为林黛玉而哭。到了大学，正好受到中文系的专业教育，开始有自己的一些学术思考。后来我从事高校行政工作，当过教学副院长，会遇到很多管理方面的事情。这个时候，王熙凤、贾探春的一些管理理念给我一些启发。我就会想，这个事情如果她们遇到，会怎么处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但里面有很多的哲学思考。现在60多岁了，读到《葬花吟》为什么还会哭呢？应该不只是沉浸在青春爱情的感伤中，更是《葬花吟》促发了我更多的哲学思考。这不仅是一首青春的诗，更是命运之诗，它有更高的哲学层次。

封面新闻：当下，互联网科技发展很快。出现像 ChatGPT这样的高级人工智能，像《红楼梦》的研究和阅读，应该也有机器不能替代的部分吧。

俞晓红：是的。比如说，当你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阅读《红楼梦》，收获的是属于个性的、灵动的、鲜活的东西，这是机器所不能替代的。我不知道未来AI能不能完全取代我这些生命经验，至少目前还不能。

（摘编自《＜封面新闻＞专访俞晓红———研究红楼梦需要开放包容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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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花吟（节选）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材料一：

司马迁在致任安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记录了这句话）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即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司马迁的研究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司马迁“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之学者依然可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有着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授司马迁公羊之学的董仲舒，对“天人感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此外，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刘安《淮南子》也有“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之说。由此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确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出这位伟大学者闳卓的史学理念。

（摘编自王子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材料二：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人在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个母题。这里的“天”并非大自然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天人关系也并非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人认为“天”就是“帝”，“天帝”主宰世间万物。天的意志被称为“天命”“天意”，天的行为法则被称为“天道”“天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哲学思想，让天命为君权服务。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门生，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另外，司马迁还未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认为上天和人间的确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认为天有法则，也就是“天命”。《史记·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无疑是继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观。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的严谨态度又使得他不能完全相信所谓的天命。他讽刺秦皇汉武求仙问药、封禅祭祀，反对将人间的兴亡都归因于天。在《项羽本纪》中，他对项羽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评价以“岂不谬哉！”。他虽承认天命，认为天人之间有联系，但是也反对过分强调天命。

此外，司马迁之所以要写通史，就是为了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历史发展面前应该如何应对。他提出“承敝通变”的命题，认为社会出现了弊病才会引起变化，主动的变革就是试图除去过去的弊政。他肯定法家的变法图强行为，对商鞅和吴起的变法作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他还总结出“见盛观衰”的法则，认为事物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其弊端也就开始显现，从而逐渐走向袭落。所谓“物盛而衰，天地之常也”。他还提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重“利”史观，试图从经济条件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经济制度。《史记》以《货殖列传》殿后是有深意的，它探讨和回答了人类生活的基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关系，人们的思想、行动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性的概括。

当然，司马迁处于西汉时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观之中。他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摘编自宋伟《如何理解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