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创造、传播和继承，总是应和着本民族、本时代的情感需要。毋庸置疑，千百年来，中国花鸟画一直在民族文化所赋予它的原动力的推动下发展着，在题材之外不断深化其原有的精神内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花鸟画一方面不断充实自身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陶养人们的审关情趣。

花鸟画的民族文化原动力，是以花鸟拟人、表情的寓意性。《芥子园画谱》有载：“古诗人比兴，多取鸟兽草木。而草虫之微细，亦加寓意焉。”花鸟画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通过主观的诗性和文学性审美方式抒情达意、托物言志，形象性地展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我们的先民曾将自然中的花鸟变幻为图腾，表达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原始社会，人们常把某种动场、植物或非生物等，视为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图腾实际是一种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它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技能，让族群不断繁衍壮大。虽然图腾信仰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模糊，但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它逐渐演化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让生活充满文化寓意。这种文化寓意也影响着花鸟画的发展，甚至呈现为某种圭臬，不断被程式化和重复表现。如花鸟画中常见的石榴、葫芦、蝙蝠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具有“多子多福”“福禄”等吉祥寓意。

作为一种寄情于天地万物的艺术，花鸟画更是体现比德思想和“赋比兴”手法的广阔天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花鸟文化的精髓。画家通过隐喻、象征、通借、谐音等艺术手法寄托生活中聚积的情感和美好愿望，并假以笔墨的独特性，达到自然载体、个性笔墨、意境意趣的统一。花鸟画不只是在客观地表现对象形态，通过情感寄托，它既能引起大众共鸣，也能给予观者某种联想空间。如《宣和画谱》所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吊，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不难看出，花鸟画中的题材除了祝福寓意外，也在抒发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操守，满足着每个时期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正是中国花鸟画熠熠生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从某种角度而言，花鸟画也是自然生态美学的产物。作者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自然本身的生生之道为审美原动力，以“写生”这种独特的体察手法，从生态审美的精神视阈体现对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和同一性的重视，倡导生命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彰显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文化主张和精神世界。

（摘编自马新林《清气满乾坤—花鸟画的中国精神》）

亚里士多德认为 ，在戏刷的情节、性格、言语思想、形象和歌曲等六大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安排”。这是两千多年前产生的欧洲传统的“情节中心”戏剧观，与初步发展的古代希腊戏剧是相适应的。进入近代社会，由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发现，人们对戏剧中的人物投去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使是“性格中心”说也承认，情节对于戏剧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戏剧的基础，是其他要素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莎士比亚在创造情节结构方面是杰出的，他的每部戏剧几乎都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故事。恩格斯在谈悲剧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莎剧的情节特征，他写道“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那将是“戏剧的未来”。《哈姆莱特》作为莎剧的典范，也是“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典范，正是生动丰富的情节与典型的人物性格、进步的思想倾向、优美的艺术语言的有机融合，相得益彰，使《哈姆莱特》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一部伟大的经典。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前后，欧洲一直流行着“情节整一”的戏剧原则。这个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戏剧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简单地说，就是要求一部戏剧只能有一条情节线索，而且要完整、长短适度。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只模仿“一个完整的行动”。“情节整一”的原则支配着18世纪之前的欧洲戏剧创作并且成为古典主义法规“三一律”的一部分。莎士比亚强调戏剧模仿自然，创作从实际出发，走上了与“情节整一”完全相悖的道路。他的每部戏剧都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索，每条线索都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哈姆莱特》设置了三条情节线索。以哈姆莱特为父复仇为主线，以雷欧提斯为父复仇及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为父报仇为辅助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戏剧的主要情节。与一条线索的情节相比，这个悲剧故事不仅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展示了从丹麦宫廷到贵族家庭、从守望的城堡到凄惨的墓地等生活的画面，而且包容了更丰富的内容，广泛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生活。

人们常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刷”，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好的戏剧情节。这是一个戏剧的重要原则。莎士比亚历来重视这一原则。他的戏剧特别是悲剧总是贯穿着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斗争针锋相对，场面惊心动魄。在这方面(哈姆莱特》是十分成功的。它不仅安排了三条交错对比的线索编织了生动丰富的悲剧情节，而且设计了两个尖锐激烈、贯字金剧的戏剧冲突，进一步增强了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哈姆莱特》的第一个冲突是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的矛盾冲突，第二个冲突是哈姆莱特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两个冲突相互交织构成了悲剧情节的主线，波澜起伏，生动丰富，始终充满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摘编自高文坡《<哈好雷特>情节的魅力》)

材料一：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提出到2025年，全国湿地保有量总体稳定，湿地保护率达到55%，新增国际重要湿地20处、国家重要湿地50处。

根据《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其专项规划，湿地保护规划以“三区四带”为总体布局，结合我国湿地保护管理现状，提出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落实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实施保护修复工程、强化湿地资源监测监管、加强科技支撑、深度参与湿地保护国际事务等6项重点任务，以及出台保护国家重要湿地的相关政策，实施30个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完善湿地标准体系等16项具体任务。

（摘编自《2025年我国湿地保护率将达55%》）

材料二：

在与《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同期举行的国际湿地展上，中国湿地保护成就得到广泛关注，许多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中国在湿地保护领域取得的进步，以及开展国际合作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11月5日在中国武汉和瑞士日内瓦两地拉开帷幕。中国加入《湿地公约》30年来，认真履行公约责任，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各缔约方广泛合作。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中国为42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培训，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国际湿地展上中国湿地保护成就令人瞩目》）

材料三：

2021年1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该法共7章65条，是我国首次针对湿地保护进行的专门立法。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不断加强湿地保护制度建设，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同时，我国在湿地保护和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面积萎缩、功能退化等。

2021年1月20日，湿地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针对湿地保护进行立法，有利于从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建立完整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为强化湿地保护和修复提供法治保障。

（摘编自《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材料四：

生活中，人们会看到一些湿地经过修复后样貌发生明显变化。有的被修复湿地植被丰茂、水域幽深，碎石步道在丛林里穹弯绕绕，围堤形成的人工岸线外是白金色的沙滩；没有被修复的湿地，往往呈现连片的淤泥质海滩，随季节涨落的水域，从高处俯瞰仿佛是荒地，而这正是候鸟赖以觅食、停歇、繁殖的栖息地。

单纯从游客的角度，前者无疑更受欢迎。但从候鸟的需求来看，或是从湿地保护的角度出发，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然而目前，有的地方在实施生态修复项目时，由于缺乏正确理念指导，缺乏湿地修复应有的边界意识，在无意之中把湿地保护变成了对湿地的侵占，造成某些候鸟栖息地丧失。

保护湿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生态更美好。在此过程中，需注意把握保护与开发的平衡，坚持把保护放在首位，合理有序开发利用。

摘编自《湿地修复要有边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