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翻开某一篇叙事文学时，常常会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存在，一种是事件本身的声音，另一种是讲述者的声音，也叫“叙述人的口吻”。叙述人的“口吻”有时要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

读者在读史的时候能感觉到“叙述人的口吻”的分量。看《史记》中的列传，我们会觉得许多地方隐隐约约有司马迁的声音，反映了司马迁特殊的口吻，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历史事件独特而深刻的评价。后代的中国正史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重要的篇目后，往往要加上一个“史臣曰”的尾巴。中国史书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效果。

翻开中国的正史，读者立刻会发现，中国叙事里的叙述者往往不是某一个作者，而是史臣的集体创作，这种情形在世界叙事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只有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陈寿（或许还有欧阳修）是例外。伟大的叙事文学一定要有叙述人个性的介入，集体创作永远稍逊一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前四史特别受人推崇的原因，尤其是《史记》，我们读到项羽兵困垓下、韩信受胯下之辱、荆轲刺秦王等等名篇时，总是无法不与司马迁本人的遭遇联系在一起。

由于中国历代长期形成的对史的狂热崇拜，也由于在清亡以前史料永远只对史官开放的历史事实，中国正史叙事者似乎总是一副“全知全能者”的姿态；然而，这种全知全能却只是局限在庙堂里。它的触角甚至伸不进皇家的后院，当然更难看见“处江湖之远”的草民百姓的众生相。一种纯客观的叙事幻觉由此产生，并且成为一个经久不坏的模式，从史官实录到虚构文体，横贯中国叙事的各种文体。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断代史家们一方面保持新闻实录式的客观姿态，另一方面又以批评家或者评判人的姿态出现，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再到后来各种断代史的“史臣曰”，均是明证。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史文中有“叙中夹评”的传统，而且透露了史文中有所谓“多视角”的叙述观念，从而打破中国史文用文件和对话法造成的纯客观的假象。即使编年体史文的撰述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剪贴术”，其中蕴有史家高度的“取舍”成分在内。野史中的叙述人更是不断地介入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演义”是一种跨“史文”与“小说”的骑墙文体。一方面，“楔子”里的“看官，且听道来”和“回末”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明道出了叙述人的侵入，另一方面，作者在正文里又时时营造“纯客观”的假象，好像他绝对“述而不作”，充其量只是把手头的现成史料凑成一编而已。

这些又如何体现在中国叙事文研究课题里呢？如果我们用“说话”代表小说的成品，那么“说话”的内容和原料，就是所谓的“故事”，而“说话人”则是把原料（故事）变为成品（说话）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说话人的手中，风格意义都不同，构成的“说话”也不同。因而从“说话人”和“说话”的观念出发，来分析和界定叙事文学，应该是个理想的角度。

（摘编自浦安迪《中国叙事学》）

材料二：

源远流长的历史叙事，在总体上是采取全知视角的。因为历史不仅要多方搜集材料，全面地实录史实，而且要探其因果原委，没有全知视角，是难以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的。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写本朝的第一代皇帝，开头就这样落笔：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贯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以“高祖”称刘邦，只称其字，不称其名，这是史臣的视角。但这一视角是全知的，不仅知其家世、性情，而且知其异相、异行。见蛟龙盘在刘媪身上，似乎是刘太公的视角，见刘邦醉卧时有龙出现，却又似乎变作酒店主人的视角了。但是这些材料大概都是来自宫廷和民间的传闻，皆属虚构。正是在这种半真半幻的全知视角中，历史叙事展示了开国之君的异生、异相、异行、异志，从而把本王朝的兴起加以神化或天意化了。

历史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的视角，并不排除其局部描写上采取限知的视角。一些精彩的片段由于采取限知视角，在事件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发展链条中出现了表现和隐藏、外在事态和深层原委之间的张力，使叙述委婉曲折，耐人寻味。此类片段往往成为历史叙事趋于精致化的标志。

限知视角所表达的乃是一种世界感觉的方式，由全知到限知，意味着人们感知世界时能够把表象和实质相分离。因而限知视角的出现，反映人们审美地感知世界的层面变得深邃和丰富了。我国传奇小说在把史传文体细腻化的同时，较多地沿袭了历史叙事的全知视角；而志怪小说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其中的佳作较多地采用限知视角。

（摘编自杨义《中国叙事学》）

材料一：

何谓“风骨”？它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风”与“骨”二字最初本是分开使用的，“风”最早出现于《毛诗序》中，含有教化教育之义；“骨”则来源于王充的《论衡·骨相篇》，“骨”乃就一个人的形貌而言。“风骨”连用始于魏晋时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及顾恺之用“风骨”品评人物画，“风骨”在此话语体系中主要指道德修养中所透露出的气质。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风骨”纳入文学批评范畴，在刘勰的阐释中，“风骨”主要指作品中所具有的“气”和“力”，即作品中蕴含的精神气质和文辞气韵。此后，“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时代诗歌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软骨症”。因此，新诗急需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摘编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材料二：

怎样才能使作品有“风骨”呢？刘勰指出：“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述情必显”即“意气骏爽”，也就是《明诗篇》论建安文学的“磊落以使才”“唯取昭晰之能”。“析辞必精”也就是要求作品体裁劲健，文辞简洁，音韵铿锵。在这两方面的要求中，“述情必显”是作品有“风骨”的先决条件，因为作家只有将深沉强烈、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感充分抒写和完美表现出来，作品才能有“风骨”，才能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对作品形式辞采本身有强劲的统摄力。而“析辞必精”则是作品有“风骨”的必备条件，因为在作品思想情感对辞采形式起着统摄、聚合作用的同时，作品的辞采形式既对情思内容有积极的表达作用，又对情思所具的感染力和聚合力有能动的消长作用，即文辞的繁简、质艳也影响着作品情思感染力、聚合力的强弱。由于缺乏深邃的思想、动人的情感，致使作品缺乏“风骨”的现象并不鲜见；而由于作品辞藻过于繁艳，以致淹没和消解了作品情思对读者的感染力和对作品形式辞采的聚合力，这在文学史上亦不乏其例。

（摘编自孙敏强《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论“风骨”说的美学内涵和历史意义》）

材料三：

西方的“崇高”与中国“风骨”有相似之处，崇高与风骨产生地不同，受到的历史影响不同，但二者都是针对浮夸、淫靡、没有生命力的文风，在西方和中国分别提出了“崇高”和“风骨”这两个具有阳刚之美的思想。“崇高”这一美学术语也是在“西学东渐”时传入中国的，在我国的美学著作中，崇高还被称为“刚性美”或者是“刚美”。

风骨与崇高都是美学的范畴，风骨与崇高诞生的历史背景相似，崇高是在古罗马帝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罗马走向衰落的时期诞生的。针对古罗马的创作文风，朗吉努斯才写了《论崇高》。刘勰所处的时代也是社会动荡不安，文风浮夸，这些使他强调作品的风骨。“风骨”与“崇高”不仅是作家们的文章风格，还是审美的范畴，二者都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如自然界中的景物，只从物的角度看，它们没有思想和情感，也就无所谓风骨与崇高了。自从有了审美实践活动，山河就由自然景物的存在物变成了审美的存在，也就是自然性与人性在人生实践活动特别是审美实践活动中产生了紧密的关系。

“风骨”和“崇高”在美感上都可以唤起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像是人读到一篇好的文章，就会从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欣赏和佩服。竹子在中国人的心中是高雅、君子的代名词，欣赏郑板桥画的竹子，给人们产生的审美感受是愉悦的。崇高与风骨都普遍的存在于自然界中，就像是高山、大海给人崇高的感觉，冬天里绽放的梅花，笔直翠绿的竹子等体现了风骨。

“风骨”和“崇高”虽然都强调情感，但是侧重点却不一样的，崇高主要是从人的主观方面来解释的，例如朗吉努斯认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而风骨主要是从文章或是作品的客观方面来看的，文章的风格和骨气都是作者后天培养和发展的，来自现实生活之感发。在审美心理上，“崇高”可以让人产生痛感、恐惧、压抑、紧张感，在后面就会慢慢地转变成一种敬佩感和愉悦感。“风骨”给人刚强、舒爽之感，令人心旷神怡。

（摘编自刘红《论风骨与崇高》）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土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

（选自费孝通1948年首版《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有删改）

材料二：

新华社哈尔滨9月29日电题：“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清晨时分，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司第三管理区农机副主任陆向导来到稻田旁，指导种植户检修农业机械，为即将开启的忙碌做准备。

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望无垠，恰似一块金灿灿的“巨型地毯”，陆向导不禁想起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深情地说：“这个地方看不够，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

2018年9月25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调研。他步入正在收割的地块，察看水稻收获情况。看到总书记来了，收割机驾驶员们下车围拢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亲切交谈的情形，陆向导仍历历在目：“我们唠的都是家常，收成、粮食价格、家庭收入还有子女就业，总书记样样关心。他称赞我们农场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作为第三代北大荒人。我感到特别光荣！”

从亘古荒原到中国最大商品粮基地，为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的北大荒，挥别了“早起三点半，归来星满天，啃着冰冻馍，雪花汤就饭”的艰辛岁月，见证了科技发展最快、农业成果最多、职工最受益的新时代。

“以前觉得种地太累了，现在有了科技手段。再也不用靠天吃饭！”曾想要放弃种地的周德华现在成了示范户，一年收入超过15万元。他的身后，100亩无人农机智能管控作业试验基地已实现耕、种、管、收等主要环节无人化、智能化远程作业和管理，成为“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的鲜活例证。电动机械代替人工撒种、无人机打药代替背壶洒药，高速侧深施肥有了导航系统，农场统一进行农资配备、农时管理、技术推广和秋粮收购……通过科技赋能，七星农场走上了优质、丰产、高效的道路，2021年实现生产总值13.85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万元，粮食总产14.5亿斤，“智慧农业”正在这里结出累累硕果。

“要端稳自己的饭碗，自立才能自强。”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难忘，在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一楼大厅，当地出产的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摆满展台，习近平总书记走近前去，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把穗观粒，察土问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于心的粮食安全，让北大荒人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

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要的“压舱石”，中国的饭桌上，每9碗饭就约有1碗来自黑龙江。让黑土地“增绿”、守好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大国粮仓”的一道必答题。七星农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建设200个监测点，形成覆盖100万余亩耕地的大数据，为黑土地保护提供数据支撑；根据土壤地力分布，实施黑土地保护分级管理；根据等级制定黑土耕地保护措施，建立“田长制”工作考评制度……通过推广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措施，这里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由2014年的4.08%提升到2021年的4.279%。

陆向导说：“土壤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用更多有机肥代替化肥，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珍惜我们的黑土地，保护我们的命根子。”

秋风送爽，稻浪滚滚。陆向导擦去汗水，语声爽朗：“我们有信心、更有底气，为中国碗装上更多更好的中国粮！”

（2022年9月29日新华社记者陈聪、杨思琪、闰睿、孙晓宇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