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村歌

孙犁

大官亭的野战医院里，新来了一批伤兵，里面有几个饶阳县今年春天参军的战士。战士们给家里写了信，母亲和妻子们都去看望了。张岗贫农组也买了一筐鸭梨，募了一篮鸡蛋，送去慰劳，李三同双眉是代表。

在伤兵里，双眉看见了兴儿，挂着一只胳膊。兴儿和李三说是参加机枪班冲锋受了伤。双眉一句话也说不出，红着脸笑了。兴儿用那只好手轻轻拍着受伤的胳膊，好像是叫双眉看。双眉明白，这意思是说：你看我怎么样，我受伤了。

第二天，区里送来一封信说：野战医院的伤兵同志们要求张岗剧团给他们演演戏，叫李三加紧准备。

李三拿着信找了双眉去，笑着说：“你的工作来了！”

双眉接过信来看了看，抬头问：“伤兵同志们为什么单到咱村？”

李三说：“周围几十里，谁不知道张岗剧团？在冀中区，除了“火线”，恐怕就属咱们了，人家军队上能没有听说过？”

双眉说：“那可演什么节目哩？咱不演俗戏，新编又一下排不出来，全怨三哥，那两天还批评我哩！”说完把嘴一撅。李三说：“这怨三哥没远见。双眉，这事全交给你，你用什么东西，使唤哪些人，告诉我，我给跑腿！人家既然指名请咱们，咱们就得露一手，不能丢人！”

双眉想了想说：“我看还是演比武从军，这个戏别的剧团演不了，咱们又是熟戏。三哥，你看怎么样？”

李三说：“对，就演这出。给军队演，又符题，我就喜欢这出戏，末了那一大段唱，别的剧团，就是没法演，两个人接着也唱不下来。你唱起来，可是从从容容，越到后来越有劲。不过那个武委会主任叫谁演哩？兴儿不在家。”

双眉说，“就叫小三成替他，排的时候，小三成一块学会了。”

“好，”李三说，“带着咱们那汽灯、好幕去，演的时候，还得叫我拿着大喇叭站台！”李三比划一下，笑着走了。

演戏的那天是十月革命节。会场就在大官亭街当中那大场院里。吃过晚饭，周围几十里，道路上满是人。

“今晚上是张岗的比武从军！”

“喂！那个女角叫什么？”

“你这人！双眉呗！”

“对，真好嗓门，好长相，好走相，真，真比不了！”

“有一年不唱了，听说为唱戏受过批评哩？”

“呔！不批评别的，单批评唱戏！”

汽灯还没挂起来，会场里就挤满了人，卖糖的，烙馅饼的，老豆腐挑子也赶来了。

伤兵同志们坐在场子当中，汽灯点着了，张岗剧团的人马在台上忙着，打鼓的老头子郭老珍，架着腿，把雪白的手巾搭在膝盖上，嘴里叼着一支只有在这个当口才肯抽的好烟卷。

兴儿挂着胳膊，走到后台来和人们说话。在一个大油灯下边，双眉坐着她那小红凳，正对着镜子化装。见兴儿来了，就问：“你在哪看？”

兴儿说：“在台下边呗！”

“有座物没有？”

“没有。”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

“咱们这剧团，越来越阔了，还置了家具？”兴儿说。

“这是我分的果实。”

“你参加斗争了啊？”

“你参加战争，我参加斗争！”双眉低声说，在镜子里抿着嘴轻轻一笑。

“入党了没有？”

“快批准了。你哩？”

“我今天满了候补期。”

“我来演戏给你道喜！”

“先唱的时候，嗓子不要太高，这个地方是街心，容易收音。”兴儿关照了双眉几句，就下去了。

今晚上没有月亮，是个好晴天。星星像有喜事的人们的眼睛。一声锣响，开幕了。台下的人挤着跟前去，说：“比武从军！”

“不要挤，不要碰着伤兵同志们！”李三拿着个大喇叭，在台上猫着腰喊叫。

“双眉！”台下看见双眉一上场，挤得更欢。前边的人用死力顶着，像钉木桩，不让挤过去。

双眉一出来，是在梨树底下，里面有这么几段：

风吹枝儿树猫腰，今年梨儿挂得好。上好的梨儿谁先尝哪，我提着篮儿上前方呀，送梨的人儿回去吧，前方的战斗紧张啊。

双眉唱着，眼睛望着台下面。台下的人，不挤也不动，整个大广场叫她的眼睛照亮了。

她用全部的精神唱。她觉得：台上台下都归她，天上地下都是她的东西。

（摘编自孙犁《白洋淀纪事》

文本二：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童年时期阅读孙犁作品的体验，那个叫双眉的农村姑娘，对我有不可言传的美的诱惑。现在，当我一再重读孙犁先生的作品时，那些女孩子们年轻的、美好的生命，就会被重新召唤出理想。

我常常想，为什么孙犁的作品至今经得起一读再读，至今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呢？除他对人的深邃情感、他的真诚忠直、他对文化的悉心守护，我还想谈谈他对语言的珍视。孙犁先生说：“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地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

（摘编自铁凝《重谈孙犁：在艰难时代中发现可爱、发现美》等）

在一个大油灯下边，双眉坐着她那小红凳，正对着镜子化装。兴儿三言两句地跟后台的人打完招呼，就轻悄悄地朝双眉那儿走过去。

双眉“你在哪看？”（脸上泛起笑容，仍然对着镜子化装）

兴儿“在台下边呗！”

双眉“有座物没有？”

兴儿（低头看着受伤的胳膊）“没有。”

双眉“我给你带来了一个。”（ A )

兴儿“咱们这剧团，越来越阔了，还置了家具？”（高兴地接过凳子，端端地坐近了些）

双眉“这是我分的果实。”（格外自豪）

兴儿（忽而问）“你参加斗争了啊？”( B )

双眉“你参加战争，我参加斗争！”（低声说，在镜子里抿着嘴轻轻一笑）

兴儿“入党了没有？”（ C ）

双眉“快批准了。”（双眉的脸一红）“你哩？”

兴儿“我今天满了候补期。”（站起身来，慢慢说）

双眉“我来演戏给你道喜！”（ D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战 士

孙犁

那年冬天，我住在一个叫石桥的小村子。村子前面有一条河，搭上了一个草桥。天气好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常看见有些村妇淘菜；有些军队上的小鬼，打破冰层捉小沙鱼，手冻得像胡萝卜，还是兴高采烈地喊着。

这个冬季，我有几次是通过这个小桥，到河对岸镇上，去买猪肉吃。掌柜是一个残废军人，打伤了右臂和左腿。这铺子，是他几个残废弟兄合股开的合作社。

第一次，我向他买了一个腰花和一块猪肝。他摆荡着左腿用左手给我切好了。一般的山里的猪肉是弄得粗糙的，猪很小就杀了，皮上还带着毛，涂上刺眼的颜色，煮的时候不放盐。当我称赞他的肉有味道和干净的时候，他透露聪明地笑着，两排洁白的牙齿，一个嘴角往上翘起来，肉也多给了我一些。

第二次，我去是一个雪天，我多烫了一小壶酒。这天，多了一个伙计：伤了胯骨，两条腿都软了。

三个人围着火谈起来。

伙计不爱说话。我们说起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来，他就只是笑笑。有时也插进一两句，就像新开刃的刀子一样。谈到他们受伤，掌柜望着伙计说：

“先还是他把我背到担架上去，我们是一班，我是他的班长。那次追击敌人，我们拼命追，指导员喊，叫防御着身子，我们只是追，不肯放走一个敌人！”“那样有意思的生活不会有了。”伙计说了一句，用力吹着火，火照进他的眼，眼珠好像浮在火里。

掌柜还是笑着，对伙计说：“又来了，”他转过头来对我，“他沉不住气哩，同志。那时，我倒下了，他把我往后背了几十步，又赶上去，被最后的一个敌人打穿了胯。他直到现在，还想再干干呢！”

伙计干脆地说：“怨我们的医道不行么！”

“怎样？”我问他。

“不能换上一副胯骨吗，如能那样，我今天还在队伍里。难道我能剥一辈子猪吗？”

“小心你的眼！”掌柜停止了笑，对伙计警戒着，使我吃了一惊。

“他整天焦躁不能上火线，眼睛已经有毛病了。”

我安慰他说，人民和国家记着他的功劳，打走敌人，我们有好日子过。

“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他沉默了。

第三次我去，正赶上他两个抬了一筐肉要去赶集。我已经是熟人了，掌柜的对伏在锅上的一个女人说：“照顾这位同志吃吧。新出锅的。对不起，我不照应了。”

那个女人个子很矮，衣服上涂着油垢，正在肉皮上抹糖色。我坐在他们的炕上，炕头上睡着一个孩子，放着一个火盆。

女人多话，有些泼。她对我说，她是掌柜的老婆，掌柜的从一百里以外的家里把她接来，她有些抱怨，说他不中用，得她来帮忙。

我对她讲，她丈夫的伤，是天下最大的光荣记号，她应该好好帮他做事。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第四次我去，是今年冬季战斗结束以后。一天黄昏，我又去看他们，他们却搬走了，遇见一个村干部，他和我说起了那个伙计，他说：

“那才算个战士！反‘扫荡’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准备在附近作战，我派了人去抬他们，因为他们不能上山过岭。那个伙计不走，他对去抬他的民兵们说：你们不配合子弟兵作战吗？民兵们说：配合呀！他大声喊：好！那你们抬我到山头上去吧，我要指挥你们！民兵们都劝他，说不能因为抬一个残废的人耽误几个有战斗力的。他对民兵们讲：你们不知道我吗？我可以指挥你们！我可以打枪，也可以扔手榴弹，我只是不会跑罢了。民兵们拗他不过，就真的带好一切武器，把他抬到敌人过路的山头上去。你看，结果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临别他说：“你要找他们，到城南庄去吧，他们的肉铺比以前红火多了！”

一九四一年于平山

文本二：

不正面描写敌人，一味关注我方军民人情美人性美，必然无法正面和具体描写战争或战斗场面，这样会不会掩盖至少是让读者看不到战争本身的残酷，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战争？尤其当作家代表战争受害者一方时，这种未能充分表现战争的残酷而一味追求美好的写作方法，会不会本末倒置？

孙犁的“抗日小说”确实不经常写到大规模战争场面。小规模的战斗，也避免描写血腥屠杀。无论敌人覆灭或我方牺牲，都以极俭省的笔墨轻轻带过，战斗场面始终放在远景。

最有名的是《荷花淀》，写刚刚成立的游击队成功地伏击一船日军，整个战斗只用了短短两句话：“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手榴弹把敌人的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这之前和之后，年轻媳妇们的欢歌笑语，她们在背后对解救她们的丈夫们的充满娇嗔和自豪的议论，远远超过枪弹的声音，才是小说叙述真正的主体内容。

但孙犁的“抗日小说”并不完全回避残酷。他写“残酷”，不是具体的战斗或敌我之间的流血与死亡，而是“北方人民”在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极度的贫穷与苦难。战场上的残酷转移到人民的日常生计的艰难，体现为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与恐惧，这些内容的震撼力，即使孙犁的唯美的笔致，也不曾令其减少分毫。“北方人民”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和恐惧，是孙犁小说无须明言的背景，因此他更加需要在这满目疮痍的背景中寻找美好的安慰和激励。他的任务，不是在纸上重复当时的中国读者放眼皆是的“残酷”，而是用“北方人民”的坚韧、乐观、无私和美好来战胜“残酷”。

表现战争中的残酷，孙犁完全有材料，但他节制了笔墨，留出更多的空间来表现他想要表现的。有节制的表现更容易让读者发挥想象，具有更大的暗示性，所以他丝毫不担心这样节制的描写会冲淡战争的“残酷”。只有从未经历战争的磨难、不知道“残酷”为何物的某些当代作家，才会拼命渲染“残酷”，生怕读者看出他不会写“残酷”。在这方面，孙犁的“含蓄”和某些作家对战争的“残酷”的刻意渲染，是有区别的。

（摘编自郜元宝《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文本一：

看护

孙犁

一九四三年冬季，日寇在晋察冀扫荡了三个月。情况紧张，我们跋山涉水，队伍渐渐拉散，我因为动作迟缓，落在了后面。回头一看，只有一个女孩子，一只脚蹬在河边一块石头上，眼睛望着前边的队伍，匆忙地穿上鞋，就很快地跟上去了。

这女孩子有十六七岁，长得很瘦弱，背着和我一样多的东西，外加一个鼓鼓的药包，跑起路来，上身不断地摇摆，活像山头那棵风吹的小树。我猜她准是分配到我们队上来的女看护。

“快跑，小鬼！”我追在后面笑着喊。

“反正叫你落不下！”她回头笑了一下，这笑和她的年岁很不相称。她幼小的生活里一定受过什么压抑。我注意她的脚步，这孩子缠过脚，我明白了为什么过河以后，她总是要穿上鞋。

前面的队伍正蹚过一条大河，要爬到对面高山上去。宽广的蓝天上，忽然传来飞机的叫声，那飞机立时就开始了扫射。我看见女孩子急忙脱了鞋，卷高裤腿，跑进水里。河水搭到她的腰那里，女孩的褂子全都湿了，却用两只手高高举起了药包。她顺着水流斜斜地前进，没走到河心，就叫水冲倒了。我赶紧跑上去，拉起她来，拉过河去。

刚登上岸，我觉得脚上一热，就倒了下来，血冒在沙滩上。

敌人的飞机一直低飞着，扫射着河滩和岩石，扫伤了我的左脚。女孩子低着头，取出一个卫生包，替我裹伤。扎住伤口，女孩子说：“你把东西放下吧，我给你背！”

“哪里的话，你这么小的人，会把你压死了哩！”我勉强站立起来，女孩子搀扶了我，挨上山去。

我们在山顶走着，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转来转去。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都是渍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踏，咽着唾沫走过去。

队上的医生老康，安排女孩给我换药。“这孩子很负责任，”老康接着小声说，“她是一个童养媳，婆家就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村庄，从小挨打受气，忍饥挨冻。这次我们动员小看护，她坚决参加。起初她婆婆不让，找了来。她说：‘这里有吃的有穿的，又能学习上进，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步？’婆婆说：‘……你吃上饱饭，可不能变心，你长大成人，还是俺家的媳妇！’她没有答话。”

那天起，刘兰每天给我换药，情况越来越紧，但我腿脚不见好转，组织决定把我坚壁到远处高山上，叫刘兰跟随。我们按着路线出发，天明进入了繁峙县的北部。这是更加荒凉的地方，坡高水急，道狭村稀，转半天，看不见一个村庄，遇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只有从沙滩上和过河的踏石上留下的毛驴蹄印或是粪块，才断定是人行的大道。

一到下午，肚里就饿了。爬了半天，我饿得再也不能支持，迷糊过去。等到睁开眼，刘兰坐在我的身边，天已经暗下来了。在我们头上，一棵茂密的酸枣树，累累的红艳的酸枣在晚风里摇摆。我一时闻到了枣儿的香味和甜味。刘兰也正眼巴巴望着酸枣，眉头蹙得很高。看见我醒来，她很高兴，说：“同志，到了这个地步，摘一把酸枣儿吃，该不算犯纪律吧。”

我笑着摇摇头！她伸过手去就撸下一把，送到我嘴里，她也接连吞下几把。

吞吃了酸枣，有了精神和力量，在苍茫的夜色里看到了山顶的村庄，有一片起伏的成熟的莜麦，像流动的水银.还有一所场院，一个男人下身穿着棉裤，上身光着膀子，高举着连枷！在他身旁有一个年轻的妇女用簸箕迎风扬送着丈夫刚刚打下的粮食，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夹袄。

进村以后，刘兰打扫房子，然后把我安排到炕上。接着她又做饭，烧炕，洗净吃饭的锅，煮刀剪，消毒药棉……弄到半夜，她才到对过妇救会主任老四屋里去睡觉。

这一晚，我听着五台山顶的风声和远处杉林里的狼叫，一时睡不着，却并没感觉不安，从炕头的窗口望过去，刘兰和老四也没有睡，两个人的影子在窗纸上摇动，她们在拉着家常。

老四也是一个童养媳，十四岁上成的亲，今年二十四岁了，还没有小孩。老四告诉刘兰，这山顶顶上的人家，就是难得有个娃，要么就是养不下，要么就是活不大！刘兰说：“这是因为我们结婚太早，生活苦，又不知道卫生，以前我也是个童养媳……”

接着两个人就诉起苦来，你疼我，我疼你的闹了大半夜才睡觉。

老四派两位妇女教刘兰做莜面。她们都穿着白粗布棉裤、黑羊皮袄，她们好像从来没洗过脸，那两只手也只有在给我们和面和搓窝窝的过程里才弄洁白，那些脏东西，全和到我们的饭食里去了。刘兰对我说：“你身体好些的时候，多教我认几个字吧，我要给她们讲讲卫生课。”

不多几天，她这讲习班就成立起来。每天晚上，有十几个青年妇女集在老四屋里，对刘兰讲的问题发生很大的兴趣。“你看刘兰多干净！”妇女们笑着说，“我们向你学习！”

从此，我看见这些妇女们，每天都洗洗手脸，有的学着我的样子，在棉袄和皮农里村上一件单褂。我觉得刘兰把文化带给了这小小的山庄，它立刻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并给她们的后代造福。

不久下起了大雪，大队来信，要我转移。当夜刘兰去动员担架，她拄着一根棍子，背着我们全部的东西，头上包着一块手巾，护住耳朵和脸，在冰雪擦滑的路上，穿着一双硬底山鞋，一步一个响声，迎着大风大雪跟在我的担架后面……

（有删改）

文本二：

孙犁先生的作品伴随了我这一代人的成长。当我重读先生的作品时，那些女孩子们——年轻的、美好的、鲜亮的生命，有如初春的平原上绯红的朝霞，就会被重新召唤出来，让人惦记，让人怀念。我怀念水生嫂、吴召儿、妞儿们，那是因为，她们身上有孙犁先生一生所信仰和追寻的“美好的东西”。那些女孩子们，就是先生心目中人民的代表，“美”的化身。

（节选自铁凝《怀抱着胸中那一簇火焰——孙犁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