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将转基因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之中，可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风险。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转基因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利大于弊，但目前仍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长期食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食品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转基因技术利弊之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尽管将转基因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有利影响，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道德伦理等方面产生的弊端也随之出现，并引起道德伦理争议的产生。这些舆论分为两个方向。第一种舆论认为农业转基因技术利大于弊，应该推广转基因食品。如戴景瑞院士则旗帜鲜明地支持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他认为转基因农产品完全安全可靠，并从农业转基因技术能够提高农产品产量、使食物不易腐烂、提高抗虫抗病的能力以及缓解全球食物危机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观点。第二种舆论认为农业转基因技术弊大于利，应该全面禁止农业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该类观点指出转基因技术将会威胁自然生态物种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同时还可能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他们还指出转基因技术正在成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尽管当前针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利弊的争论较多，但是农业转基因技术的使用范围和发展方向缺乏明确的舆论引导。一些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并未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在面对道德伦理争议的问题时，他们虽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却未能借助科学的事实材料对其加以证明。

目前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忧虑不断，转基因技术产生的生态伦理问题也持续受到争议，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各界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客观认识。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农业转基因技术是必要的。

（摘编自罗小可、李新士《农业转基因技术伦理道德责任与约束》）

材料二：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一年多时间里，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转基因作物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可能对人类健康和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威胁。在欧洲，转基因作物被一些媒体称之为“恶魔食品”。

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科学问题的争论，争论的起因似乎是由于科学工作者对转基因作物及其安全性的认识不同。然而，实际上争论产生的原因远远不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争论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经济利益的冲突。

迈阿密集团中的美国、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为了保护其农产品在出口时不受限制，它们宣传基因作物安全、可靠，努力维护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信心；而欧盟、日本和第三世界国家为了保护其本国农民的利益，则坚持利用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设置贸易壁垒，限制美国等国家的农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显然，这场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争论并不仅仅局限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本身，而是反映了广泛应用了转基因技术的农产品出口国与农产品进口国之间的贸易对抗。

在西方国家，许多食品公司积极地走在抵制转基因作物队伍的前列，它们不惜使用不准确的数据和夸张的宣传误导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产生疑虑，有时甚至故意营造一种恐怖气氛以达到盈利的目的。例如，全球最大的一家天然食品公司就不遗余力地攻击转基因作物，并通过互联网站号召消费者进行一场“食品斗争”，反对转基因作物，鼓励食用天然食品。然而，这些勇士形象的背后隐藏的是其巨大的经济利益——该公司1998年的食品销售量仅增加了24%，而纯收入却增长了70%。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潜在风险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这一方面由于公众接受相关知识的多少以及信息来源的差别，但更重要的还是从经济利益层面考虑。应当注意，这里的“风险”对公众来说是一种世俗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科学概念上的“风险”是严格的，科学工作者总是极力去量化风险。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始终不可能说“绝对没有风险”，而只能说“风险可以忽略”或者“风险几乎为零”。这时，仅仅表示他们检测不到风险的存在，但不排除现有方法检测不到的风险存在的可能。这种关于“风险”的表述往往出于科学家严谨的职业习惯，另一方面这种“风险”的概念也是纯粹的，即无论什么情况下，再小的风险也不能被利益所取代。然而，公众对“风险”的理解往往暗含了对风险与收益的综合分析。试想，天然气使用不当会造成爆炸或中毒，为什么广大消费者仍然在使用？这是因为在严格、有效的控制下，天然气的使用风险可以降到非常低，消费者从其方便、清洁等特性中得到的利益可以使风险忽略不计。在这场对转基因作物及其食品的抵制中，用转基因番茄生产的番茄酱却仍然被大多数消费者接受，因为它们的价格便宜。然而，抗除草剂大豆却为大多数消费者所抵制，这是因为从中获利的仅仅是农民、生物技术公司和除草剂生产厂家，而消费者感受不到受益。

消费者为什么要在不能获得任何好处的情况下去承担风险呢？尽管这种风险微乎其微。不可否认，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是人们对转基因作物采取抵制的原因。出于信仰，部分人认为“物种”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不应该干涉“上帝”的工作。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并往往表现出一种对“超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群众基础，媒体的炒作才能一呼百应。

（摘编自朱桢、刘翔《转基因作物——恶魔还是救星》）

材料一：

中国传统博物学和西方自然志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之一是观察和研究的内容有重叠，都包含人类未加干预的自然事物，因此都含有自然知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讲到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便直白阐明了“多识”的判断标准中就包含鸟兽草木等自然知识。联系之二是研究的方式方法基本都是观察、记录等经验式的。中国传统博物学自不待言；而西方自然志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是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知识类型，“这种知识类型注重对具体的事物的具体考察，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作为唯象研究，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可见西方自然志也是经验式的。

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西方自然志之间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观察研究对象的范围、目的和呈现方式等方面。首先，中国传统博物学的研究对象为“物”，既可以是自然物，亦可以是人工物，包括了世间万物，甚至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内，而西方的自然志只记录描述自然物。其次，中国传统博物学内含的思想和价值判断与儒家理念相一致，而西方自然志专以认识自然为目的。同时，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西方自然志在目标和主旨意趣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显明。

（摘编自王莹《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国传统博物学与西方自然志的差异》）

材料二：

近年来，博物书写越来越受读者欢迎。这类作品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科普自然知识，传播生态理念，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

咏物抒怀类博物写作的作者一般是作家、诗人，他们拥有较深文学功底和丰富写作经验，善于把 “热爱大自然”的主题具象化为对万物生灵、一枝一叶的描写，用通感、拟人等手法写出“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意蕴。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拓展视野，钻研博物学经典著作，在写作对象、创作手法上吸收博物学记录描摹、对比说明、汇总整理自然万物的方式，为作品增添知识含量。

阿来在散文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中，植物学知识信手拈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娓娓道来。每一章主写一种花木，间或有闲笔。比如贴梗海棠一章，记录了初春不同颜色的海棠：“树树怒放的红海棠间，却相间着一丛丛白海棠。红海棠树形高大，花开热烈；白海棠只是低矮浑圆的一丛，捧出一朵朵娴静清雅的白色花。”短短几句，用拟人手法写出红白海棠的独特气质，用颜色对比寓意热情与娴静的性格，灵动可爱。

科普类博物书写将专业内容进行通俗化表达。作者大多具有相关学术背景，他们用严谨科学的语言和以小见大的写法，将看似枯燥的自然知识饶有趣味地介绍给读者。

这类写作并不容易，往往凝聚着作者多年科学研究的经验，还要用浅白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是真正的厚积薄发。比如付新华的《萤火虫在中国》，记述作者在天台山、西双版纳、海南等地寻找，研究萤火虫的丰富经历，通过朴实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使读者能够领略小小萤火虫的有趣知识。

不同于既往生态文学“代自然立言”，博物书写更强调让大自然“说话”，呈现自然之美，让读者发自内心地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博物书写在记录自然之美、普及科学知识、提升生态保护意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摘编自艾莲《博物书写，让大自然“说话”》）

材料三：

博物书写从中国文学传统来看有其深厚的渊源。有的明清小说就涉及了当时钞关货币、丝织品、食品水果、车马船交通工具等。《红楼梦》则成为博物书写的顶峰，红学研究也有从人物到博物的趋向，饮食、中药、建筑、器皿等物都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博物概念的再度兴起，与生态主义、环境意识的觉醒有关。作家关注自然中各种植物、动物，是对生态的回归，很多博物书写都在表达这样的生态思维。还有一些物的书写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度反思，这些书写在介绍新鲜事物的时候，更多带有一层焦虑和担忧，是现代性反思的延伸。

博物书写还具有一种参照价值，物往往具有恒常性，见证着人的变迁。王安忆的《天香》中关于物的书写就有此意味。物同时是人的延伸，是人的情感的寄托与归宿。当然，物极必反。有些作家存在对物过分崇拜的心态，由“物”滑向一种“物欲”。诸如类《小时代》的青春写作等，充斥着对物的大量细致的描绘。与此同时，博物书写的泛化和滥用也需引起重视。在文本中罗列知识，容易变成一种堆砌，长此以往，文学写作就成为一种百科词条。知识填塞进文本，却表达不了文学的意义。最后，还要警惕那种机械性的重复书写。信息时代，知识的获取太过容易，数据库、信息库无限开放，包括文学传统也是绝对开放的，各种关于“物”的知识进入文本太过容易。

（摘编自刘小波《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化是一种社会符号，互联网背景下的媒介融合使得文化符号横跨多媒体平台的传播流动不可避免，形成一种跨媒介叙事。跨媒介叙事的概念由英国著名传播学者亨利·詹金斯首次提出并作出详细阐释：“一个跨媒介故事横跨多种媒介平台展现出来，其中每一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跨媒介叙事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指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联合完成对事件的叙述，进而生成不同的艺术变种；另一方面指再媒介转译后的衍生产品形成媒介增生的集群效应，在跨媒介叙事中，内容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进行再现，从而形成一种以内容为中心的网状结构，进而形成跨媒介文化IP。IP一词本意是知识产权，泛指文化产业领域的内容版权。文化资源自身并不能自然地成为文化产品或文化商品，只有经过再创造，成为商品符号，才能进入产业循环链而成为文化商品，并在反复使用和符号生产中实现增值。

2016年初，中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意外走红过程，成为跨媒介叙事的典范。纪录片以影像叙事的方式将故宫文化资源转化为视觉符号呈现在大众眼前，从普通文物工作者的平常生活视角来呈现出人文气息，这种平民化、具有可塑性和延展性的叙事模式，为大众留出大量进行文本再创作的裂隙与创作空间。“第一次近距离地展现了文物修复专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节奏轻快、视角新颖，让这一大片红墙金瓦的建筑群里，透出不同寻常的意味”，用“日常”撑起宏大和厚重。另一方面，互联网弹幕网站为文本的解读与再生产提供了直接的平台，在互联网上通过弹幕讨论、剪辑、解说的形式不断增加原文本的理解维度，产生新的叙事文本。B站观众对《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文本以“弹装再生产”与“视频再生产”两种方式实现了文本的再生产。

纪录片走红以后，制作方随之推出同名电影、书籍，形成一个IP 化的跨媒介叙事单元。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示范下，故宫以年轻观众为导向，创作出一系列跨媒介叙事文化产品，如真人秀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图书视频课程《你好呀！故宫》、玩具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等，形成了一个超级文化IP。

（摘编自赵亚曦、刘晓婷《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逃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媒体传播实践与挑战》）

材料二：

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虽然迅速，文化产品也丰富多样，但是产品质量水平参差不齐，优质作品稀缺。于是创作者将目光转向了受众基础广泛、流传时间久、知名度高的经典之作，并结合时代特点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以图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山海经》自问世起已有千年的传唱历史，对其加以开发利用并不是近年来特有的现象，在古代社会已经有人发现了它除文本研究价值之外的可用之处，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当时文本之外可利用的余地不多，开发样式相对单一，以书籍、画本为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发掘。到了现代社会，为满足社会文化体系的需要，对《山海经》改编和再创造的作品尽出不穷，在古代开发样式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书、画册、游戏、动漫、电视剧、电影等文化创意产品。

长期以来，因为缺少官方正统的解读，大部分人只知《山海经》的存在，或对作品中怪兽异类略知一二，但对其它地理、文化、物产方面的知识全然不知。再加上《山海经》再创造的大多数作品不能尽如人意，一经问世便石沉大海。究其原因，改编者或只提取个别元素，或选择猎奇形象为宣传“噱头”，并未能抓住作品中充满灵性的部分，反而失去作品本身的特色。改编出的成品中优秀作品稀缺，以动漫为例，根据《山海经》改编的作品内容低龄化，画面粗糙，特效制作敷衍，人物塑造扁平化，部分引起热议的作品只是依靠明星效应。从受众心理来看，许多年轻人对“传统”存在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认为“传统”不符合他们对“时尚”的定义。

在当前，挖掘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让它们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就作品本身而言，学者们从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学、博物学等角度对《山海经》进行解读，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因此，通过资源整合，从多角度出发，增强《山海经》的科普性十分必要。创作者们要寻找自我表达和满足观众诉求的平衡点，兼顾作品的科学性和美学性，创作出既有符合日常生活的细节，也有能够引人深思的内容。此外，《山海经》的创意与传播也依赖于前沿的技术。在对《山海经》进行重现的过程中，依托现代技术精益求精，加大视觉投入，不失为《山海经》文化产品良性发展和传播的有效方式。

像《山海经》一样，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仍有许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素村，亟需得到更深层次的解读。推行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守旧，更不应该投机，若将不合时代趋势的内容拉入现实只会产生扭曲的成果，这些畸形的存在必然无法健康良性地发展，从而成为一场短暂的、一厢情愿的狂欢。

（摘编自刘玉、刘宗逃《<山海经>当代的再创造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