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旧体诗的现代性是在与古代性的比照中呈现自身质性的，其要义在于文化和精神的持续融旧出新，即对于时代生活动态，尤其精神文化动态的热诚反映与介入。

这样的现代性，并非今世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变风变雅、屈宋楚骚、“建安风骨”、陶谢田园山水诗、“四杰新体”“盛唐气象”、南渡词等的与时而出，皆为明证。近现当代诗家黄遵宪、于右任、吴芳吉、郁达夫、聂绀弩等人的诸多名篇更能启示今人：拥抱火热现实生活并与时代精神声应气求，旧体诗不仅可以做到，还可以做得气韵饱满。如于右任1938年创作的11首散曲、郁达夫1942年创作的12首《乱离杂诗》，时世变端、民族大义、人类公理、苍生血泪、身家遭际等等，靡不交织于字里行间，至今读之，犹不能不为之动容。

但在现当代诗歌文化的大坐标上考察，又必须看到近百年来的旧体诗创作，整体上的现代性养成还不够充分。当今社会生活的现代性，主要以劳动方式专业化、产品交换市场化、生活环境城市化、信息沟通全球化为基本特征。如果当代旧体诗与此疏隔或相关甚少，它就难以赢得广大的读者，难以具有与白话自由体诗平起平坐的“诗席”。

几个基本的事实不应回避或遮蔽：能够为时代“写心摄魂”的现代性旧体诗力作，仍是凤毛麟角；当现实生活发生重要、重大事情时，旧体诗的在场感、介入度往往不如新诗及时和有力：在表现当代人类心理情感的细微性、复杂性方面，一首情辞俱佳的白话诗乃至流行歌词，可能较旧体诗更为“直指人心”；现当代旧体诗坛迄今仍未能产生它的“李杜苏辛”；现当代旧体诗库还未能诞生震古烁今、堪与《离骚》《古诗十九首》“三吏三别”等相媲美的经典作品。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与时代相偕行，在继承中求拓新，不断增扩和提升自身的现代性，乃是古今中外诗歌以及一切文艺体式历史经验的最大公约数。白话诗的形式定型即实现文本的民族化，与旧体诗的自臻新境即获得气骨的现代性，都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后者。所谓旧体诗气骨的现代性，不仅指向诗作精神情感与当下文化情境的多维度交结，还指向诗作形式要素的必要改良和遣词造句方面对于古今语词的兼重并采。

相对于形式改良，改变诗语的重古轻今乃至荣古虐今现状，对于当代旧体诗坛更为紧要。众所周知，“旧体诗”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指的是以文言为主要语料的各类诗歌。在现代以前，它的多次承变不仅体现在体式方面，也体现在诗语方面。尽管从总体上说，旧体诗语词的稳定性大于变革性，但纵向观察数千年诗史，仍可看到不同时代诗家对于新兴语词积极主动的取用。从寒山、王绩、杜甫、韩愈到王安石、陆游、杨万里、黄遵宪等历代诗家诸作，皆有迹可寻；元曲用语的俗白鲜活，更是诗语可以拾材于市井乡野的显例。这样的变迁，是旧体诗不同历史时期现代性的另一个表征。

（摘编自刘炜评《旧体诗的现代性问题》）

材料二：

旧体诗，之所以“不易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对字数、韵律、对仗、平仄等的讲究，对当代人而言，要做到“带着镣铐跳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在一定意义上无形中限制了旧体诗的发展。但是，如果不过分屈服于这种旧体诗的既成“规范”和“程式”，而是大胆创新，为我所用，那么这种既成的“规范”和“程式”，不但不是“镣铐”，反而成为了诗人表达情感的一种利器。就体式而言，王蒙旧体诗所用最多的是律、绝，还有古体和日本俳句等，特别是他的古体诗，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与传统的旧体诗相比，王蒙不刻意追求外在的体式的谨严，不刻意讲究对仗的工稳，不“掉书袋”，更不为了追求所谓的典雅古奥，故意诘屈聱牙，运用生僻难懂字眼，而是多以日常口语、俚语入诗，不避俗语俗字。王蒙的旧体诗，旧瓶装新酒，老调翻新曲，赋予了旧体诗这一“旧套”一种新鲜感、现代感，丰富和拓展了旧体诗的表现力和审美空间，为旧体诗的当代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尹贤先生说：“新旧诗体都面临着革新和提高的任务。”我想这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旧体诗更是如此。生活才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最终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更谈不上创新。任何文体在其深层意义上都是一种“规范”，既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王蒙的旧体诗，正如王蒙其人，以其开阔的胸怀接纳、欣赏一切既成规范，师古不泥古，尊古而不媚古，古为今用，古为我用，就其内在精神而言，非但不“旧”，而且相当富有现代感：现代的思想、现代的意识、现代的情感。“规范”既是一种文体成熟稳定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约束、限制、惰性甚至难以创新的力量。

（摘编自郭鹏《当前古典诗歌的创作与批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正是有这种书中生命的存在，我们才有根据相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因为书中不同的生命方式，搜索着和激发着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潜能，读书也就成了在字里行间发现自我、丰富自我、调节自我的心理过程。当书触动你的生命感觉时，我建议你做好读书笔记。记笔记是人和书的生命对证。你读到哪点最有感觉，你觉得哪点最有价值，你感到哪点最为重要，你感到哪点最为可疑，都不妨记录下来。一字一句地记，可以加强你的印象和记忆；分门别类地记，可以积累你的知识和清理思路；提要钩玄地记，可以在提要中把提要领，在钩玄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张之洞讲：“读十遍，不如写一遍。”这也可以用在做笔记上。

笔记本子有个A、B面，最初的记录最后只写一面，然后在继续读书时发现同类问题，写在另一面，跟它对照，比较其间的同和异。积累多了，你对这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层次上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梳理它的渊源流变，或解释它的多重意义了。比如读王国维的一段话，觉得耐人寻味，就写在一面，以后不知道哪天读到《道德经》上相似的意思，又记在另一面。如果发现别的书上也有类似的话，再把它积累下来，相互参证，就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微妙差异。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一个人想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定得坚持这样做卡片、摘记。”唐弢先生也认为，大凡读书，一定要做读书笔记，不要自恃年轻时记忆力好，就不做笔记，如果那样，书读多了容易混杂，年纪大后记忆衰退，就难免要吃亏。唐弢先生晚年写鲁迅传的时候，想找一个材料，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喝醉时老打他母亲。所以，鲁迅从不喝醉。这段活在哪里？他查找了半年没查到，又找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也没查到，后来偶然读书时，发现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因此，他一再告诫，必须做笔记，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好。如果把鲁迅跟酒的关系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一查起来不就很方便吗？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了，一有感受就写下来，要赶快，不要偷懒。

（摘编自杨义《读书的启示》，有删改）

材料二：

我们知道各书各读法，各人各读法，然后再去读古书：有时候不厌百回读，有时候一看就丢了，有时候略观大意，有时候又细细地读，有时候不求甚解，有时候又必须解释得明明白白，有时候要免掉一物不知之诮，有时候亦可以不识字，有时候要信古，有时候要疑古。总之，是没有固定的方法，是随书而异，随人而异。

何谓各书各读法？我们拿了一本书到手，先要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性质。倘然不管是什么书，只拿一样的读法去读，那是没有不错读的。可举如下例证：《楚辞》中的《天问》，原是屈原呼天自诉，以发抒其愤懑的话；王逸注所谓“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是说得很明白的。却是戴震的《屈原赋注》，于《天问》一篇，处处用天文学来注解，满纸是“赤道”“冬至”“夏至”“北极”“南极”一类的话。《天问》本是文学作品，戴震把他当天文书看，这真是戴了“汉学家”眼镜去读一切的书，是大错而特错了。

再有本非文学书，而被人拿读文学书的读法去读。因此真的错误反而看不出。例如《史记·儒林传》有一段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居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这一段话文字固然是很整齐，但事实是子路实在是死在孔子之前。今云：“孔子卒后，……子路居卫”云云，只顾行文利便，毫不管事实不符。原来《史记》本是一部历史，历史的价值是在事实真确，而不在文章做得好。今《史记》如此说，已失去了史的价值。不过读的人多数还是拿读文学书的读法去读，所以真的错处看不出。

前面已经说过了，各书各读法；这里再说各人各读法。所谓各人各读法，就是对于同一部书而各人的读法不同。譬如《诗经》，《诗经》只是《诗经》，它本身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读《诗经》的人不只一种，那么读法也不能一样。《诗经》的本身虽然是诗歌，但是研究社会学的人也要读，研究政治学的人也要读，研究文字学的人也要读，研究植物学的人也要拿它供参考。如《周南》中的《汉广》第一章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在研究文法的人读起来，是赏鉴它情感的温柔及艺术的优美，旁的事情都不管了。在研究文学的人读起来，就要注意于“不可求思”的“思”字是一个助词。在研究社会学的人读起来，就当注意于这篇诗是男女恋爱的诗，而和古代的婚姻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在研究政治学的人看起来，就当从这篇诗去考察周初的礼教和南方风俗的关系是怎样。

（摘编自胡怀琛《怎样读古书》，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的隐士文化由来已久，隐士可以分为政治性隐士、宗教性隐士和生活性隐士。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虽然隐居者不能算是典型的隐士。自然文学的作者们是隐士或当过隐士，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等。

东西方隐士们并不是目不识丁或能力欠缺的凡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超常的文化修养和人生智慧。他们并不是不能做官发财，而是不愿过那样追求名利的人生。出世与入世只在自己的内心选择，且有选择的权利和余地。他们都对繁华尘世感到深深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被俗事缠身的生活，想要寻找世外桃源避世隐居，同时在精神上步入从容闲适、与世无争的隐逸净土。他们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所以这些隐士们安静恬淡，舍弃了对物质享受的追逐。

西方的隐士们重视生命对于个人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个体本位意识，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的牵绊。所以他们不拒绝名声，往往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这些隐士们会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这就是“自然文学”。在美国，“自然文学”是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学相媲美。美国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开始了创作。与之相比，中国的隐士们主张“天人合一”，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率真环境中解读人生的“真意”。但“欲辩已忘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写作较少，主要修身养性，力求自身精神的解脱和内心的平静喜悦。而且中国的隐士们虽然也享有极大的声望，但他们与现实世界脱节，认为为人所识并不值得称道，宁愿做一枝无人知晓的空谷幽兰。东西方在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大相径庭，东方隐士多是纯粹为了远离喧嚣而出世，属于个人主义；西方隐士多是为了入世而出世，属于功利主义。

两者在不同的地域和文明中的“不约而同”，则反映出人类向往自由和亲近自然的本性，而这恰是后工业时代人们弥足珍贵、求之不得的，也正是现代隐士文化重新兴起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张薇《中外隐士文化对比》，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做官的，一类是不做官的。而在不做官的当中，又有做不了官和不想做官的。后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将其归为“隐逸”“逸士”。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专制统治下。假如您不把所学知识“货与帝王家”，简直没有出路。而归隐便是这其中一条若隐若现、充满荆棘的羊肠小道。表面看，隐居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其实不然。隐士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或对现实政治不满，以此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抗议。要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假如读书而不做官，那也就自动甘居下流了。范蠡辅佐勾践灭了吴国后，看穿了越王的为人，弃官不做，泛一叶扁舟于江河湖海之上，后来还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这是非常稀少的例子，而且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有些知识分子不能医国，就去医人，但看看华佗，你就知道得罪政治权威是个什么下场了。无奈之下，只好隐居，绝不与现实政治发生任何联系，哪怕生活清贫一些也没有关系。

可以这么说，但凡隐居者，都是些拥有独立人格的高尚之士，他们或博览群书，或德性高尚，或多才多艺，为乡里所称。他们隐居以后，虽说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书画与专著，比如陶渊明、陆羽等，但对于大多数隐士来说，所学非所用，随着他们的辞世，其一肚子学问也就随之带进了坟墓，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在西方，教会是与政治权威相抗衡的另一种权威，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政治，可寄身教会，衣食无忧地研究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没有这么幸运，一旦选择了隐居，则衣食住行皆成了问题，要亲自“种豆南山下”了。并且，除了琴棋书画及儒道学问外，更无自然科学的内容可供他们研究（中国无此传统，即使研究了也没有出路），其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

好在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帝王允许这些采取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逍遥于世俗生活之外，如尧时的许由，周时的伯夷、叔齐等，算是给了这些人一条出路。

隐士中也有具清醒政治头脑者，如东汉恒帝延熹时的汉阴老父，汉桓帝“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只有他“独耕不辍”；更有南郡襄阳人庞公，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责问“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他这样回答道：“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这是隐逸者何等理直气壮的宣言！

只可惜这些知识分子，因种种原因，既不能从政，又不能进行专门知识的研究，而默默终其一生，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巨大损失。

（选自郁土《谈隐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