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里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这社群普通被称为“大家庭”的。我在《江村经济》中把它称作“扩大了的家庭”。这些名词的主体是“家庭”，在家庭上加一个小或大的形容词来说明中国和西洋性质上相同的“家庭”形式上的分别。可是我现在看来却觉得这名词并不妥当，比较确当的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

我提出这新名词来的原因是在想从结构的原则上去说明中西社会里“家”的区别。我们普通所谓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差别决不是在大小上，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家并不构成“大家庭”的条件，一个只有公婆儿媳四个人的家却不能称之为“小家庭”。在数目上说，前者比后者为多，但在结构上说，后者却比前者复杂，两者所用的原则不同。

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在由个人来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家庭这社群因之是暂时性的。从这方面说，家庭这社群和普通的社群不完全一样。学校、国家这些社群并不是暂时，虽则事实上也不是永久的，但是都不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们所具的功能是长期性的。家庭既以生育为它的功能，在开始时就得准备结束。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结束抚育。关于这一层意思我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

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夫妇之间的合作并不因儿女长成而结束。如果家庭不变质，限于亲子所构成的社群，在它形成伊始，以及儿女长成之后，有一段期间只是夫妇的结合。夫妇之间固然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大的限制，凡是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就得由其他社群来经营了。

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家族》）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写作的自然意识或者说自然性的内在特征和表现，并非草木虫鱼等寻常存在的生长规律及其在某些阶段的本体状态，或者朝露曦光、暮色山河等简单的自然时刻。天下万物，皆是一个整体。正如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说，“每个人都与他们的生身之人乃至周边生命有着难以割断的肉体与空间联系”。

在这个大的背景当中，文学的自然意识或者自然文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如果仅仅是人，或者把人和万物分别单独看待和书写，文学的自然性和基调就不存在。“个体”与万物同在，它们和我们，与其他所有的生物都气息相通、相互作用。

如斯的景象，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循环往复，永无休止，持续至今，也演变至今。万千事物都有共同的规律。有些物种自然消亡或“洗心革面”的原因，也在于它们遵循了事物和事物、同类和同类、“我”与“他者”之间永在进行的优胜劣汰的残酷法则。这种残酷性其实与群体生命此消彼长的本质、特性和现实性是相通的。文学书写的自然性，就是要发现万物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诸多可能，当然包括万物在不同的环境、气候，以及周边的事物发生变化以后，所体现出的生命存在特征及其细微、独特、深切的自身和外部因素的变化规律，以及对人和其他生物存在的诸多影响。

万物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而个性才是其真正的存在价值。各种动植物的新鲜与美好、轰鸣与豁然，都是自然文学写作应当捕捉与精当呈现的主要方面。当然，作为文学作品，自然写作并非对事物简单的描摹、观察与呈现，而应当找出万物对于自身的诸多影响，尤其是某个单独物种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和自身的嬗变，与我们这个星球的深刻牵连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细微调整与重大改变等。

然而，万物的一些变化却是难以被人捕捉和发现的。一旦把事物固定，只在作品中书写事物的某一个侧面，而没有从一个侧面达到触类旁通，那么所谓的自然文学书写就会大打折扣。福楼拜说：“非凡的激情才能产生卓越的作品。”这种“激情”，应当是对万物存有巨大爱意，由此及彼、由物及我的惺惺相惜，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而不是“我”以人的角度，甚至自恃智慧、高于其上的姿态，单方面地进行附会、解读，以及罔顾本质与其自身命运特质、变化规律的自说自话。在很多时候，我们只书写了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和性质，以及在某一瞬间的表现与变化等，但在整体性上显得牵强。一个优秀的自然文学写作者，在精密观察与发现的同时，更应当注重对万事、万物全面的体察，即融入万物，使万物与“我”的精神产生共振，而不是把事物看成自我的一种情绪化排遣与故弄玄虚。其中的“体恤”尤为重要，在很多时候文学艺术的基本目的就是令读者从中体验到同声相求与同气相应。对于自然书写而言，可以细微到粒子量子、昆虫的盔甲，也可以将整个天地纳入针尖、指缝、须臾之间。

所谓的自然写作，简单而言，即自然万物对人的影响与塑造，人对万物的观察和态度。自然文学写作，应当把地球上所有物种视为一体，发现动物和植物，以及它们同类之间无所不及的联系。自然文学写作者更应当是优秀的科学家与博物学家，应当具有“我”与万物“同生同在”的共鸣意识与悲悯情怀。自然文学写作者，对世上万事万物始终心怀大爱与柔润的慈悲之情，这既是一种情感和精神的能力，也是文学书写更贴近甚至与笔下事物“同心同德”的要诀之一

（摘编自杨献平《自然写作要对万物存有巨大爱意》）

为何“乌纱帽”是当官的代称

我们有时会看到反映官场百态的古装电视剧，戏剧中常有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被革职的称作“摘去乌纱帽”的剧情。可是，为什么乌纱帽被用来作为当官的代称呢？

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帽”这种称呼，《仪礼》中称帽为“头衣”或“元服”（元，首也）．到了东晋成帝时，皇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用黑纱制成的帽子，叫做“乌纱帽”。后来，南朝宋明帝时，建安王刘休仁创制了一种用黑纱抽边的半透明帽子，也叫乌纱帽。当时，这种帽子很快就在民间流行了，也成了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而且无论官民贫富都可以戴，但这种帽子还未成为官职的象征。

在《通典•礼十二》上记载：“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尝着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所以隋朝天子百官都戴乌纱帽，并且成了官职高低的分别。根据文献上的记载，隋朝文武官员的服饰有四种，而乌纱帽上的玉饰则显示官职的大小。一品官是最高级官员，玉饰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就不准佩带玉饰了。

不过，到了宋朝时乌纱帽的形状有了改变。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大臣们在朝廷上交头接耳，就下诏书修改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有一尺多长，并在翅上装饰不同的花纹用以区别官阶高低。如此一来，朝臣们只要脑袋一动，软翅便会随之摆动，皇上居高临下，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明朝时乌纱帽则成为官员的象征。在《明史•舆服志》上载：“洪武三年定，凡上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此，乌纱帽便正式成了当官的代称。而自明世宗开始，乌纱帽的双翅也做了一些变动，翅的长度缩短，其宽窄也改变了，官阶越高，双翅就越窄，官阶越低，双翅则越宽。

到了清初顺治皇帝入关后，由于收留了众多明朝的降臣，为笼络人心，就允许不少地方官员仍穿着明朝朝服，并戴明朝乌纱帽。但等到清皇室统治权巩固后，就下令将官员戴的乌纱帽全改为红缨帽。可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