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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德国学者文树德（Paul U.Unschuld)渐渐成为西方研究古老的中医疗法的著名权威。作为最早用系统、严肃的方式对待中医的西方学者之一，他认为自己更多的是在研究一种解读中华文明的方式，而不是对现代医学发起一场新世纪运动。

因为在翻译中医文献时的严谨，文树德赢得了尊敬，但有时也有人厌恶他。他身材高大，仪表威严，让人想起了一个学术研究时代。那时，研究中国的人被称作汉学家。他们广泛研究华语世界的各个方面，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广泛兴趣。对文树德来说，这种研究包括收集和医学有关的神像。文树德还收藏了1100份古代医药手稿，可以为我们了解中医在中国平民中的应用情况提供线索。文树德还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德国政府代表团前往中国考察，并撰写了多部著作，介绍中医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崛起为全球性大国。

“如果用两个词形容文树德，那就是严谨和精确，”太平洋东方医学院圣迭戈分校的菲尔·加里森说，“但这些品质是一把双刃剑。”这是因为直截了当、言辞坦率的文树德，正处在西方围绕中医展开的一场漫长且有争议的讨论的中心。对很多人来说，中医是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化、化学品化医学的替代物，但在其他人看来，中医和江湖骗术相差无几，其成功源自心理安慰和民间的偏方。文树德对这两种思维方式均发起了挑战他刚完成了对中医基础著作《黄帝内经》三个主要部分历时28年的英语翻译工作。译作已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但不同于西方中医学院使用的很多教科书，文树德的著作是严肃翻译艺术的典范。他会避免像“energy”（能量）这种新世纪术语或“pathogen"（病原体）这类熟悉的西医术语，认为这两类词对古代的作者及其世界观不公平。

但这反映了文树德对中国古代作者深深的敬意，这正是诋毁中医的人有时候所缺乏的。文树德对晦涩的说法一查到底，并发明了一些前后统一的术语。它们有时候不容易读懂，但却忠实于原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译文是开创性的。这是首次有人用一门西方语言的形式，让人们能够完整地读到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中医基础著作。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或者盖伦的著作有很多评述版”，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医学典籍的教授唐·哈珀说，“而文树德在中文典籍领域拿出了可以与之比拟的东西，他是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对西方的许多中医从业者而言，文树德博士是带领他们认识中国典籍的一位不肯妥协的向导。他的书很畅销，不过很多西方人还是宁愿译本更加通俗易懂，使用更熟悉的术语。既是作家又是中医师和中医老师的泽夫·罗森贝格说，“他说你需要接触这些原始资料和术语”。

再有就是功效问题。文树德博士以一种极冷的幽默，把中医药比作中世纪基督教术士希尔德加德·冯·宾根所配的草药药方。他说，如果人们想尝试一下，尽可以去尝试。看到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真的成为替代疗法的一个源头，他说中医在西方的流行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确切地说是1971年。那一年，《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詹姆斯·赖斯顿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他在中国因突发阑尾炎而就医的经历，治疗过程中用到了针灸和艾草。那时正值尼克松、基辛格与中国和解之际，是中国重新敞开大门，在未来数十年里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开端。中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个国家吸引外界的一张名片。很快，中央情报局探员奎因就去拜访了文树德博士，询问针灸的军事用途；一些中医学校也在西方世界办了起来；还涌现出大量关于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疗愈艺术的书籍和译本。

最开始，文树德和妻子乌尔丽克一起，在慕尼黑拿到了药学学位。但他对外语也很着迷，拿到了汉学研究双学位。1969年，在投身于当时被他视为职业归宿的医药行业之前，为了提高中文技能，夫妇俩去了台湾。但文树德博士却把那一年时间花在走访100多位中医医师和药剂师上，于是就有了那篇让他走上成为中医研究专家之路的博士论文。此外，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医史研究所当了20年所长。

不过，文树德博士认为，把中医当成一部关于中国人心态的寓言来看会有趣得多。他最有名的一本书讲的是中医思想史，书中称，黄帝等历史人物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体现。两千年前，人们总是把妖魔鬼怪斥为病痛之源，中国的这些著作却把病痛归咎于人的行为或疾病，可以被矫正或治愈。

“这是理性的象征”，文树德博士说，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的态度是让个人负起责任，“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说法就体现出了这一点。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遭受外界攻击时，这种心态在整个国家层面都有所体现。中国人基本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通过研究外国思想、推动工业化、建设现代经济来寻求具体的答案。文树德博士说，在中国，“医学和政治是相似的：不要责怪别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还说：“人们会问：‘我做错了什么?是什么让我如此脆弱?我可以做些什么来抵御它?’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所在”人

(摘编自兰·约翰逊《文树德：用中医解读中国崛起的西方学者》，陈亦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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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自诞生之日起，短短几十年就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工智能提供越来越多便捷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人工智能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的主体，跟人类一样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最终取代人类？是否会破坏而不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人类的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是不可能被设计出来的。何为意识？到目前为止，“意识”的产生机制仍令科学家困惑。其实意识并非人类独有，有些动物也有相对于人类而言比较简单的意识，例如狗就会看家护院，它们会在陌生人进入家中时感觉到不安全而吠叫。人们认为，意识是生命感知与适应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保护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意识的产生与生物的神经中枢——大脑有着紧密联系。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这个根本问题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能通过执行人类的指令完成某些工作，产生类似人类的智能反应，但它并不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在人们看来，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甚至在某些领域比人类更“聪明”。其实人工智能的“聪明”仅仅是人类基于0和1的编程代码控制的，人工智能仅仅是在完成人类的指令而已。因此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强大，它也仍然只是在人类编制的智能程序对大量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

目前来看，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都是专能的。人类可以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轻松应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难题，也能灵活处理陌生的未曾遭遇的困境。虽然目前不管是计算智能、翻译智能、手术智能等，还是字符识别、人脸识别、声音识别等领域的人工智能都发展迅猛，但它们仅能执行内置程序所规定的任务，对于超出程序规定和数据库的内容和情形它们都无法处理。更重要的是，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某个领域出色地完成人类规定的任务，但它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完成该项任务，更不会在此过程中拥有快乐、满足的情感体验。人工智能仅仅是一项服务于人类的技术，是人类的工具，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其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成为取代人类自身的主体。

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发展和创造工具以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历史。从石器到铁器，再到电器，到现在的人工智能，都是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延伸，都是作为一种工具增强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地球上唯有人类拥有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无比精细的意识与情感状态。无论人工智能有多“聪明”，它也不可能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智慧”与意识。

虽然人类主观上不会让人工智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类似人类的意识和情感的主体，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拓展正在按下“快车键”的当下，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前瞻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更好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要求、新变化，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摘编自张今杰《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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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的贫困区域的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区域、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作为扶贫工作中的关键一环，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是多样的，单从教育的角度上来看，与城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庞大的农业人口都加剧了农村的“教育贫困”，知识和技能的缺乏，使得贫困地区的农民一直走不出贫困的泥潭。因此不论是从致贫原因还是脱贫手段上来看，教育都是关键。

在“教育扶贫”的概念中，教育既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因此，教育扶贫是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的。①将教育作为目的，“教育扶贫”意为“扶教育之贫”，旨在通过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兴建学校，引入优秀教师等手段实现农村教育领域的脱贫。②将教育作为手段，“教育扶贫”意为“依靠教育扶贫”，通过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整体贫困面貌，实现脱贫。在扶贫过程中，教育应兼具目标和手段的双重属性，通过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实现基于教育扶贫的目标，以“扶教育之贫”推动“依靠教育扶贫”。

目前，教育扶贫项目全面上马，各部门根据《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中指出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切实做到了科学规划和实施。建立起了贫困地区的学生资助体系，让贫困家庭的孩子“真正上得起学”，实现了“精准资助”。另外，通过多种途径的教师引进计划，贫困地区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也正稳步向前推进，做到了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虽然与大城市的经费水平差距依然明显，但是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项目的教育专项经费，以及各种民间捐助，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问题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虽然通过经费投入，教师下乡等途径使得贫困地区学校的教育质量明显提升，但教育规模下滑的趋势却难以抑制，农村地区教育规模缩小。过去5年农村中小学数量呈现显著的下滑趋势，尤其是普通高中的数量一年就减少了40多所，进城读书依旧是很多学生的首选。农村留不住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优秀的教师，除非是有为乡村教育作奉献的精神，很少会有教师放弃城市而选择农村。再有学校教育的类型单一，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得到重视。在城市，学前教育的普及程度已经不亚于义务教育，各种类型幼儿园，学前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长也会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在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受制于乡村落后的经济条件，很多家长都对学前教育缺乏必要的了解。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进入小学阶段会比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花更长的时间去适应，学生之间的差距往往从此时拉开。在职业教育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有80%来自于农村，其他的也多来自于城市的低收入家庭。农村对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有着极大的需求。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培训能够掌握就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其就业率。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与其他各类学校一样，农村职业类学校也在逐年减少。同时课程设置的偏差，重理论而轻实践、重文化知识而轻应用型知识的情况依旧十分普遍。

（摘编自《精准扶贫政策下的教育扶贫困境与路径探析》）

材料二

教育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对教育事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要形成正确的认知，充分意识到相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对于贫困地区而言，从根本上来讲，贫困的原因就是区域人口处于教育方面、思想方面、科技方面、文化方面、观念方面的贫困状态，因此，政府部门以及参与帮扶活动的企业，需要积极参与到教育扶贫活动与开发活动中，将相关区域的人才培养作为主要工作，明确重点帮扶的对象，更好地开展育人活动。

在工作过程中，应将脱贫与教育工作有机整合在一起，通过一系列的计划行事与教育模式等，提升民族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科学以及思想水平。只有全面提升相关区域人口的综合素养，才能达到良好的扶贫工作目的，形成思想方面的内生动力。在此过程中，应重视民族贫困地区人口思想方面的转变，引导其充分地研究与探究环境资源特色内容与优势情况，正确开展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使得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从根本上走出贫困现状。在我国精准扶贫的事业中，教育工作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已经将其列入到扶贫体系中，并创建了相应的扶贫工作模式、全新的工作体系，有助于提升整体扶贫工作效果以及水平。

在使用教育扶贫方式的过程中，重点内容就是对传统扶贫政策、模式与思路进行调整，重视民族地区人口素质的提升，制定完善的统筹规划方案，利用幼儿阶段、基础阶段、职业阶段与其他阶段的教育形式提升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综合素养。

（摘编自《教育扶贫助力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