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发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正在发生变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突然变得更加危险，据美国《大众科学》月刊网站3月25日报道，住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病毒学家内森·格鲁博说：“这种病毒变异或演变的速度并不出人意料，这完全符合我们对这样一种病毒的预期。所有病毒都在不断演变，总的来说，不应该对这个过程有任何的扭优。”

报道称，病毒变异的速度的确特别快，尤其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用RNA作遗传物质的病毒。与使用DNA的生物体不同，这些病毒无法修复它们在复制遗传密码时出现的错误。位于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普渡大学的炎症、免疫学和传染病研究所的病毒学家理查德·库恩说，这意味着RNA病毒的演变速度往往快于其他有机体。

不过，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大部分变异要么对病毒本身有害（即病毒不大可能存活或复制)，要么不会改变其功能。格鲁博说，此外，眼下最受关注的两个特性——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和对宿主的危害性有多大——是由多个基因拉制的。改变这些特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不是单一突变的结果。因此，这种病毒以这样的方式——即它实际上在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变得更致命或传染性更强——发生变异的几率不是很高。

报道称，冠状病毒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异，使其对人类构成更大威胁。毕竟，新冠病毒的祖先只能感染非人类动物。这种病毒最终发生了使其能够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变异，但它很可能不是一下子获得了这种能力。格鲁博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历时许多年。”报道还称，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它已经发生细微的变化。

格鲁博说，在两种情况下，突变会在疫情爆发期间产生重大影响。有可能出现一种变异，它没有使病毒变得更加危险，但会稍稍改变诊断检测针对的病毒区域。这幸味着我们检测病毒的能力将被削弱。科学家跟踪新冠病毒的新突变很重要，这样他们就能发现是否需要更新检测试剂盒以发现新的病毒形式。还有一种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病毒有可能对抗病毒药物产生耐药性，就像细菌对抗生素变得无动于衷一样。如果一种药物能清除患者体内所有复制的病毒，病毒就没有机会改变。但是，如果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少量复制的病毒碰巧发生了一种突变，这种突变能帮助它们抵御药物，然后病患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那么这些病毒就会比其他病毒更有优势，并且可能在人群中变得更加普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可能需要一种以上的药物来对付新冠肺炎。最终，人们很可能接受几种药物的鸡尾酒疗法来清除病毒。

虽然如此，事实上，到我们推出疫苗时，新冠病毒不大可能发生显著变异。格鲁博说，病毒很难对疫苗产生抗药性，除了在罕见的情况，比如流感。许多病毒——包括引发麻疹和黄热病的病毒——变异的速度非常慢，几十年时研发的疫苗对它们仍然有效。

（选自《新冠病毒正在变异，有个事实不容忽视》，有删改）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中，“崇尚自然”是一种很重要的主张，它在诸多的不同观点中显得很突出，影响也很大。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中能划归“自然论”的主要有李贽的“化工”、“自然之为美”说，凌濛初的“天籁”说，王国维的“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说等。

李贽在其《焚书·杂述·杂说》中提出了“化工”的观点，“《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认为化工高于画工。所谓化工是指天然造物之神韵，而非刻意模仿所能至。而所谓画工则指靠模仿得来的“形似”。展开来剖析，李贽的“化工”具体包括如下内涵：一是天然性，非模仿所能至；二是得内在神韵，是忘其粗而得其精，遗其外而求其内；三是意无尽，感人深；四是无意于为文，不像画工是刻意为之。即一句话，纯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无半点牵强和矫饰。“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出自其《读律肤说》，其中提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李贽的“自然”，有一种神秘性，是天然的、内在的，是一种主体性的修养或内质的美，说透了也就是他所说的“童心”。李贽的“自然论”戏剧观提倡一种秉性而发、率性而文的自由、自然之主体。

“天籁”之说最早应源自《庄子·齐物论》，庄子把声音分为三类：人通过丝竹管弦等乐器发出的声音是“人籁”，风吹出的各种孔窍之声则为“地籁”，而“天籁”则是不假任何外力，自然发出的天然之声，由之构成的乐曲则是“天乐”。凌蒙初直接把庄子的“天籁”说引入他的戏剧理论之中，“天籁”是指“古质自然，行家本色”的艺术境界，而且是只有从严格的规范训练入手，如从宫调、文字入手，达到“通其音”“解其节”，便可达到自然（天籁）的境界。

如果说凌蒙初的天籁或自然主张还仅限于曲的语言和音节等艺术形式，那么王国维的“自然说”则更宏观、更根本。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王国维为什么认为元曲是最自然的文学？他列出三条理由，一是创作动机的自然；二是语言文字的自然；三是同社会现实的自然联系。元曲作者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十分平凡的，而戏剧在当时也属小道，是地地道道的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平凡人为平凡之文学，没有什么包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限制。王国维认为这正是他们能够自然地写出“真挚之理”“秀杰之气”的作品的原因。不难看出，王国维的“自然说”戏剧观有着极强的民间性色彩，他重视的是俗文学（戏剧）同生活、真实、自然的联系，可以说在中国文论史上，王氏恐怕是第一个如此重视俗文学的文论家。

中国传统戏剧在根本上虽重写意、重夸张，似乎更应突出人为和雕饰，此一点在它的程式、夸张性的唱腔、道白，还有大彩大艳的华丽的戏剧服饰均可见出，但由于受传统哲学和文论中的“自然论”的影响，如上述也便自然地产生出一种“自然论”的戏剧观，若溯源归本，其源头大致可归至老庄哲学的自然“道论”。老庄哲学既是哲学，其实同时又是美学和艺术论。这种崇尚自然、重在人格建造的理论对中国传统文论以及文艺创作影响极大。其实，中国儒家传统哲学文化又何尝不崇尚自然？一个显例是《易经》中的“白贵，无咎”，白贵也就是朴素、平淡或本色，或者说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和“洗尽铅华见真淳”之美，而这种朴素、平淡、本色，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自然。于此也见出儒道间的某种内在的连通和互补。总之，中国是有着一个“自然论”的哲学底蕴和文化传统，因此古代戏剧理论中的“自然论”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摘编自董竞成《古代戏剧理论中的“自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