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等待

[美国]厄内斯特·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并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作了记录。

“想让我读点书给你听吗？”

“好的，如果你想读的话。”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但我看得出他并没在听我读书。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

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重重摔了两跤。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我击落了两只。

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不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得了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时，同学告诉我说，发烧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会动辄哭起来。

雨中的猫

（美）海明威【注】

这家旅馆里只住着两位美国旅人。他们住在二楼，面朝大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大棕榈树和绿色的长凳。意大利人大老远跑来看战争纪念碑。纪念碑是青铜铸的，在雨里泛着光。这会儿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石子路上出现一汪汪积水。雨水滂沱，海浪裹着雨水像一条长长的线涌上岸，又沿着沙滩滑下去，然后再裹着雨水涌上来。泊在战争纪念碑旁边广场上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有个侍者站在咖啡馆门口，正朝着空荡荡的广场张望。

美国人的妻子正站在窗边往外看，外面有只猫刚好蜷缩在他们窗子底下一张滴着雨水的绿桌子下。那只猫缩紧了身子，不让雨水滴到身上。

“我要去逮那只猫咪。”妻子说。

“我去。”丈夫躺在床上说。

“不，我去。外面那只可怜的猫咪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

丈夫靠在床头的两只枕头上，继续看书。

“别淋湿了。”他说。

他的妻子下楼去了。经过旅馆营业处的时候，店主起身向她哈哈腰。他是个老头儿，个子很高。

“下雨了。”妻子说。

“是啊，是啊，太太，坏天气，真是个坏天气。”

美国太太喜欢他，喜欢他接到任何投诉时都那么认真的态度；喜欢他的修养，喜欢他乐意为她效劳的模样；喜欢他作为店主的那种感觉，喜欢他那张苍老、严肃的脸和他那双大手。她怀着对他的喜爱，打开门向外张望。雨下得更大了。那只猫应该就在右边。她站在门口还没迈出去，背后有人为她撑开一把伞。原来是负责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您可千万别淋湿了。”她面带笑容，用意大利语说道。毫无疑问，是店主派她来的。女侍者撑着伞，美国太太沿着石子路走到他们房间的窗子底下。那张桌子就在这儿，被雨水冲洗得鲜绿鲜绿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大失所望。女侍者望着她。

“您丢东西了吗，太太？”

“刚才有只猫。”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有只猫？”

“对，一只猫。”

“一只猫？”女侍者哈哈一笑，“雨里的猫？”

“对。”她说，“就在这张桌子底下。”她又加了一句，“噢，我可真想要它，我就想要只猫咪。”

“来吧，太太。”她说，“我们该回里面去了，要不您会淋湿的。”

“我想也是。”年轻的美国太太说。

她们沿着石子路往回走，进门后，女侍者在外面收了伞。那个美国太太经过办公室时，店主在写字台那头向她哈哈腰。太太心里感到有点儿无聊和尴尬。这个老板使她觉得自己十分无聊，同时又确实很了不起。她刹那间觉得自己极其了不起。

她走上楼梯，打开房门。乔治还在床上看书。

“猫逮到了吗？”他放下书问道。

“跑了。”

奇怪，会跑到哪儿去呢？”他把目光从书上移开，说道。

“我真想要那只猫。”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它。我就是想要那只可怜的猫咪。可怜巴巴地淋着雨对一只猫咪来说有点悲惨。”

乔治的目光又挪到了书上。

她站起身，在梳妆台前坐下，拿起镜子左照照右看看，从这一侧看到那一侧，又照照后脑勺和颈窝。

“你觉得我把头发留长好不好？”她一边再次端详自己的侧影，一边问。

乔治抬起头来，看着她的颈窝，她的头发很短，像个男孩儿。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我可烦死了。”她说，“像个男孩子，真够恼人的。”

乔治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

“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他说。

“我要把头发扎到后面，扎得又紧又光滑，在后脑勺盘个大大的髻，坠在后面沉甸甸的。”她说，“我真想有只猫咪坐在我的膝头上，我一摸它，它就发出呜呜的声音。”

“是吗？”乔治躺在床上应道。

“我还想用自己的银器用餐，而且要有蜡烛。我还希望现在就是春天，我要对着镜子梳妆，我要一只猫咪，还要几件新衣裳。”

“哦，别说了，还是去读点什么吧。”乔治说着，又继续读他的书。

她在向窗外看去。天很黑了，雨点敲打着棕榈树。

“不管怎么说，我都想要一只猫。”她说，“要是我没有长头发，也没什么别的好玩儿的，总能有只猫吧。”

乔治没有注意听，他在读自己的书。太太又望着窗外，广场上的灯都亮了。

有人敲门。

“请进。”乔治说着，抬眼望去。

女侍者站在门口，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大花斑猫。

“不好意思，打扰了，”她说，“老板让我把这只猫送给太太。”

门口处站着女仆，她抱着一只龟壳花纹的大猫，那猫紧紧地缩在地的怀里，尾巴还在摇摆。“打扰一下，”她说，“店主叫我把这个带给太太。”

（有删节）

一天的等待

[美国]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你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我很好。”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后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显出一副重病在身的九岁男孩的凄惨模样。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的，另一种是通便的，还有一种是去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细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中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并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作了记录。

“想让我读点书给你听吗？”

“好的，如果你想读的话，”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我朗读霍华德派尔的《海盗的故事》，但我看得出他并没在听我朗读的内容。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因此看上去仿佛所有那些光秃秃的树木，那些灌木丛，那些砍下来的树枝，以及所有的草坪和空地都用冰漆过似的。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摔倒了两次，摔得挺重，一次摔掉了猎枪，使猎枪在冰上滑出去老远。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当它们快要从堤岸顶上消失时，我击落了两只。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你得在这些被冰裹着的柴垛上跳上好几下，才能把它们撵出来。当人在这些既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尚未立稳之际，它们却飞了出来，使你很难射中。我击落了两只，逃掉了五只。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不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得了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说，烧发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哦，可怜的宝贝，这就像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会动辄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