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

刘建超

父亲名字叫海，名字叫海的父亲当兵前从来没有见过海。给父亲起名叫海的爷爷也没有见过海。

父亲曾问过爷爷，海是什么？爷爷指着村子里几亩地大的池塘，说，江河湖海都是水，这池塘就是海。去，下海耍吧。

父亲光着屁股在池塘里扑腾，那时他以为，天下有水的地方就是村里的这一方池塘。

父亲参军，跟着部队南下。首长问，你们谁能爬山？父亲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从小就上山放羊砍柴，每天翻山越岭如走平地，没啥说的！首长又问，你们谁会游泳？父亲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会。村里的海，我能一口气扑腾几个来回。没啥说的！

父亲的两个没啥说的，让他随着部队的改编成了海军。他以为海军就是要上舰艇，开着军舰像开着坦克车一样。

父亲被派去学习航标灯和柴油发电机的维护和保养。他学得很快，成绩也好。学习结束，他被分配到远离大陆的小岛上，岛上只有他一个人，日夜守着航标灯。

排长对父亲说，这个小岛你就是岛长了，所有活着的东西都归你管。岛上活着的东西就是空中的海鸟，海滩上的海龟、螃蟹。排长说，守护好航标灯就是守护好祖国的领土。能看到航标灯的地方都归你守护，小海，你要自豪呢。

父亲很自豪。父亲每天的日子就是在小岛上巡逻，给航标灯添加柴油。父亲从没有一点儿的失落。

日子单调枯燥，父亲却喜爱上了这座小岛。父亲说，守岛的日子里，他真的学会了游泳，学会了钓鱼，学会了和海鸟说话。寂寞的时候，父亲就给母亲写信，每周来岛上送给养的船就成了他们传书的鸿雁。父亲的书信封封都是海岛的说明书，岛的静、岛的动、岛的趣、岛的乐，没有半句岛的苦、岛的累。他告诉母亲，坐在礁石上可以看到水中的游鱼，扎个猛子可以捞出红薯大小的海参，晚上睡觉，都会有螃蟹来敲你的柴门。

母亲被父亲的描绘给迷住了，带着红薯干炒花生到了海岛。母亲上岛的日子遇到了风浪，母亲被颠簸得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船还是靠不了岛，只是依稀地看到个人影在挥手。母亲没有上岛，她死心塌地要嫁给父亲。母亲说，那么艰苦的日子父亲都乐观地面对着，跟着这样的男人，靠得住。

排长带着送给养的几名战士，为父母亲举办了简单而又热烈的婚礼。母亲留下和父亲相伴在弧岛上守候航标灯，两个人的世界把寂寞过成了快乐。闲暇，父亲教母亲游泳，在滩头捉螃蟹抓海参。他们把钓的鱼晾干，让给养船带回连队的炊事班。

父母最快乐的事就是给未来的孩子起名字，两个人为孩子叫什么名字争执不下，父亲说，周一、三、五，叫我起的名，周二、四、六叫你起的名，星期天咱俩一起带出来玩。

于是经常听到父亲喊着，海星、海带和我一起出操，正步走！母亲会说，岛儿、灯儿开始做饭喽。

母亲怀着我的时候，遇到一场特大风暴。浓雾翻滚，暴雨雷鸣，海天像倒翻过来一样，几十米高的巨浪一排排咆哮着疯了般拍到岛上，航标灯都减震得直摇晃。父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阵势，有些不知所措，偏偏柴油机发生了故障。母亲说，这么大的风浪，不会有啥船只过往，等风浪小了再上塔修理吧。父亲背上工具包说，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就是维护好航标灯，首长说过，岛上的灯塔就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一分钟也不能灭。

父亲登塔，风浪扑得他站立不住。母亲担心，找来绳子系在父亲的腰间，另一端缠在自己身上，两人就这样守护在机器旁，在咆哮的海浪中坚持到天明。

父亲看着累瘫在身边的母亲，抚着她的秀发说，今天该哪个孩子陪咱出操了？母亲抱着父亲哭了，父亲说母亲上岛就哭过那一次。

部队裁军，灯塔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父亲也脱下了军装，可他依然留在岛上。父亲在孤岛上守护灯塔四十年，直到退休。

父亲病重期间，我正带着舰队在波斯湾护航。

母亲说，父亲念念不忘他那座小岛。老海啊，你放心，等我俩都走了以后，让孩子给咱办个海葬，把咱俩的骨灰撒进大海，撒在当年的海岛上，我陪着你一起守护大海。父亲欣慰地笑了，伸出枯瘦的手，抹去母来的泪痕，自己的眼角却淌下泪水。

我是舰长，年次出海执行任务，路过那座小岛，我都会行注目礼。在那座小岛上，仁立着一应无形的灯塔。

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洋。我告诉父亲，我给儿子起的名字叫深蓝。

无法完成的画像

刘建东

1944年，我十五岁，我师傅杨宝丰大约四十岁，是城里唯一的炭精画画师，专门给人画像，给活着的人画，也为故去的人画。师傅保持着一个传统，画遗像一定到人家里去画。

一天，我和师傅到一户人家画像。那家主妇拉着一个女孩，对师傅说：“这是我外甥女，小卿。三年前，她娘不知去哪儿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我们不抱希望了，就当是死了，想请您给她画一张像，算是有个了结。”

师傅说：“你找几张她的照片，我挑一挑。”她拿来一张全家福，指着一个年轻姑娘说：“这就是小卿娘，我只找到这一张。”

师傅盯着照片，似乎在辨认照片中的人，半天没有说话。

舅妈焦急地问：“行不行啊？您给个准话。”

师傅再次端详着照片，“就它吧。”他平静地说。

那张照片清晰度已大打折扣，色彩饱和度明显减弱，边际的灰色调已经退化。我有些奇怪，师傅对照片一直是很挑剔的。

我把背包打开，拿出素描纸、炭精粉盒、画笔盒、放大镜。师傅起身，净手，擦干，端坐在桌前，开始画头像轮廓。

小卿舅妈不住地数落：“兵荒马乱的，一个女孩子，天天在外面疯跑，净和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打交道，也不知道她找的那个男人是干啥的，都不让我们见上一面。后来连她也不见了，再出现时，怀里抱着个女娃，就是小卿。”

师傅紧皱眉头，手中的笔越来越慢。天擦黑的时候，铅笔稿才画完。

第二天，画像的过程延续着昨日的艰辛。平时师傅一般从眼睛画起，而这次却从鼻子起笔。当师傅用炭精粉擦出第一笔黑色线条时，像是广阔的平原上，吹来一股春风，等风慢慢地吹遍了平原，黑色线条铺满了整张白纸，人物浮现了，春天也就到来了。

过去，师傅画一幅人像需要一天，可今天，他只画了鼻子和嘴巴。即便如此，当那秀气挺拔的鼻子和有些倔强的嘴巴，以黑白灰搭配的形式，逐渐变得立体，也足以令小卿舅妈不住地赞叹。

第三天，师傅画了脸部、耳朵和头发。

第四天，他才开始画眼睛，这是肖像的魂魄。傍晚，还剩一只眼睛，他再也画不动了。那一小块空白，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突兀刺眼。

师傅疲惫不堪地说：“明天早晨收尾。”

我把画用宣纸蒙住，镇尺压住，一再嘱咐她们别动。

第五天一早，我们就赶到小卿家。我掀开宣纸，发现桌面是空的，惊得大叫一声。师傅跑过来，看着空空的桌面，一下子愣住了。

舅妈跺着脚吼道：“一定是小卿，前两天把她娘照片烧了，这次不知又把画像弄到哪里去了！这可咋办？”

师傅淡定地说：“我重新画。”

师傅最忌讳的就是重画。他曾说，重画是对自己的否定。

不出所料，重画的过程是一场灾难。每一天他都疲惫不堪，返回的路上，他两只脚几乎是拖地行走。我难过地说：“师傅，要不放弃吧？”

师傅说：“不。”

又过了五天，除了几处细节需要修正，画像即将大功告成。那幅画深深地吸引了她们，舅妈变得沉默，小卿盯着画像，趴在桌子上放声痛哭。她的哭声嘹亮而尖利，像是色彩浓烈的炭精粉，把没有点灯的房间染得漆黑。

回到店里，把画夹放在柜台上。黑夜像流动着的炭精粉，我躺在黑暗中，似乎听到炭精粉流动的沙沙声，一粒粒一颗颗，互相拥挤着，成为磅礴而密集的黑色力量，吞没了一切。

暗夜中传来窸窣的响声，我爬起来，摸向柜台，画夹不见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循着声音而去，看见淡淡的月光下，一个人正在烧什么东西，火映照的区域越来越大，我的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动，我惊呆了，那个人竟是师傅。

画像的事就此结束。

一年后的某一天，师傅突然失踪。我传承师傅的技艺，渐渐成了有名的炭精画画师。

又过了一年，枪炮声终于来到了城外，清晰而响亮。

1951年的一天，店里来了一个年轻姑娘，看起来有些眼熟，她面色凝重，写满哀伤。

“我是小卿。”她说。

往事像洪水从记忆的闸门中倾泻而出。

小卿克制着悲伤的情绪，对我说：“邯郸解放后，我一直在寻找我娘。一天舅舅突然来学校，把我带到刚落成的烈士陵园，让我看一张照片。一张模糊的合影，上面是两个年轻的男人和两个年轻的女人，其中一个很像我娘。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舅舅让我叫她黄姨，说她是我娘当年的战友。她怔怔地看着我，突然把我揽在怀里，泪流满面。她告诉我，她是照片中另一个女人，这是他们当年分别时的照片。她指着左边那个男人问，你知道他是谁吗？是你爹。”

此时的小卿，脸上除了哀伤，还有几分自豪：“我想请你给我娘画一张像。”

我跟着她来到烈士陵园，小卿指着那张照片说：“你看，我娘，还有我爹。”

小卿爹看上去刚毅英武，似曾相识。我紧紧盯着那个男人，使劲揉了揉眼睛，惊呼道：“师傅！”

来到一个墓前，她告诉我说：“这是我爹的墓，里面埋着他一顶帽子，他曾经化名杨宝丰，在城里开了一家画像馆。”

（有改动）

文本一：

碑

孙犁

赵庄村南有三间土坯房，一圈篱笆墙，面临着滹沱河，那是赵老金的家。

自从敌人在河南岸安上炮楼，老人整天到河边去，有鱼没鱼，就在这里呆一天。看看天边的山影，看看滹沱河从天的边缘那里白茫茫地流下来，像一条银带，在赵庄的村南曲敛了一下，就又奔到远远的东方去了。

“五一”以后，这里一向是常住八路军和工作人员的。这些日子，每逢赵老金睡下了，母亲和女儿小菊到了东间，把窗户密密地遮起来，一盏小小的菜油灯挂在机子的栏杆上，女儿登上机子，母亲就纺起线来。

现在是九月底的天气，夜深了，河滩上起了风，听见沙子飞扬的声音，窗户也呼打呼打的响。屋里是纺车嗡嗡和机子挺拍挺拍的合奏。

母亲忽然听见窗户上啪啪地响了两下，她停了一下纺车，以为是风吹的，就又纺起来。立时又是“啪啪啪”的三下，这回是这么清楚，连机子上的女儿也听见了，转眼望着这里。

母亲把耳朵贴到窗纸上去，外面就有这么一声非常清楚、熟悉又亲热的声音：“大娘！”

“咳呀！李连长来了！”母亲一下就出溜下炕来，把纺车也带翻了。女儿又惊又喜地把机子停止，两手接着柱板，嘱咐着母亲：“你看你，小心点。”母亲摘下灯来，到外间去开了门，老李一闪进来，随手又关了门，说：“大伯在家吗？”

“在家里。干什么呀，这么急？”

“我们有十几个人要过河，河里涨了水，天气又凉不好浮。看见河边有一只小船，我们又不会驶，叫起大伯来帮帮忙。”

小菊听着，连忙从机子上下来到西间去了。“十几个人？他们哩？”大娘问。

“在外边。我是跳墙进来的。”老李说。“那你就快点吧！”大娘向着西间喊了一声。

“来了。走吧，同志。”老金已经穿好衣服，在外间等候了。

大娘掩好门，回到屋里，和女儿坐在炕上。她听着，河滩里的风更大了，什么声音也听不见。风杀了，一股寒气从窗子里透进来。

老金回来，他的胡子和鬓角上挂着一层霜雪。他很忧愁地说：“变天了，赶上了这么个坏天气！要是今黑间封了河，他们就不好过来了。”

一家三口，惦记着那十几个人，放心不下。

早晨，天没亮，大娘就去开了门。满天满地霜雪，草垛上、树枝上全挂满了。树枝垂下来，霜花沙沙地飘落。

当大娘正要转身回到屋里的时候，在河南边响起一梭机枪。这是一个信号，平原上的一次残酷战斗开始了。

机枪一梭连一梭，响成一个声音。中间是清脆沉着的步枪声。一家人三步两步跑到堤埝上，朝南望着。

赵老金忘记了那飞蝗一样的子弹，探着身子望着河那边。他看见那一小队人退到了河边。当他们一看出河里已经结了冰，中间的水又是那么凶的时候，微微踌躇了一下。但是立刻就又转过身去了，他们用河岸作掩护，开始向三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老金看见就在那烟火里面，这一小队人钻了出来，先后跳到河里去了。

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老金他们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跑到河边，也只能救回来两个战士。他们那被水湿透的衣裳，叫冷风一吹，立时就结成了冰。

“你们昨晚上过去了多少人？”

“二十个。就剩我们两个人了！”战士们说。 “老李呢？”

“李连长死在河里了。”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又暖和了些。太阳很好，赵老金吃过午饭，一句话也不说，就到河边去了。他把网放在一边，坐在沙滩上抽一袋烟。河边的冰，叫太阳一照，乒乓地响，反射着太阳光，射得人眼花。老金往河那边望过去，小麦地直展到看不清楚的远地方，才是一抹黑色的树林，一个村庄，村庄边上露出黄色的炮楼。老金把眼光收回来。他好像又看见那一小队人从这铺满小麦的田地里渡过来，纵身到这奔流不息的水里。

他站立起来，站到自己修好的一个小坝上去。他记得很清楚，那两个战士是从这个地方爬上岸来的。他撒下网去，他一网又一网地撒下去，慢慢地拉上来，每次都是叹一口气。他在心里祝告着，能把老李他们的尸首打捞上来就好了，哪怕打捞上一支枪来呢！几天来只打上一只军鞋和一条空的子弹袋。就这点东西吧，他也很珍重地把它们铺展开晒在河滩上。

这些日子，大娘哭得两只眼睛通红。小菊却是一刻不停地织着自己的布，她用力推送着机子，两只眼狠狠地跟着那来往穿送的梭转。她用力踏着蹬板，用力卷着布。

有时她到河岸上去叫爹吃饭，在傍晚的阳光里，她望着水发一会呆，她觉得她的心里也有一股东西流走了。

老头固执得要命，每天到那个地方去撒网。一直到冬天，要封河了，他还是每天一早携带一把长柄的木锤，把那个小鱼场砸开，“你在别处结冰可以，这地方得开着！”于是，在冰底下憋闷一夜的水，一下就冒了上来，然后就又听见那奔腾号叫的流水的声音了。这声音使老人的心平静一些。他轻轻地撒着网。他不是打鱼，他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

那浑黄的水，那卷走白沙又铺下肥土的河，长年不息地流，永远叫的是一个声音，固执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声音。站立在河边的老人，就是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

一九四六年春于冀中（有删改）

文本二：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荷花淀》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