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

王愿坚

天边上，最后那一小块挂着晚霞的云彩，轻轻飘闪了一下，眨眼工夫就消失了。夜色，像块奇大无比的灰布，悄悄地伸展开来，罩住了整个草地。

通信员罗小葆一手拄着探路的木棍子，一手抓着腰间那块小木牌，呆呆地看着这四合的夜幕，不知要往哪里走。

过去六天，他跟在连队里，用不着打问路线，用不着辨别方向，只要把那块心爱的小木牌往老班长背包上一挂，瞅着它一步不落地走就行了。那块识字木牌，比一本书略大点儿，刮得溜平，上面还刷了两遍桐油。这是在遵义地区休整时，老班长给他做的。从那时候起，他每天请小文书在上边写上几个生字，然后一边走，一边认。

谁想到就在今天中午时分，部队遭到了突袭，老班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就在老班长被扶上担架的时候。他突然挣扎着欠起了身，把识字牌递到小罗手里，指着上面新写的“北上抗日”四个字，问道：“都认识啦？”

“认识……”小罗的喉咙哽住，说不下去了。

他想给老班长弄点儿水喝。可当他找来了一小碗清水的时候，连队已经走远了。于是，他掉队了。到了这时，他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跟在队伍的行列里是多么幸福，也真正感到了辨别方向的重要。

一个个草墩被他踩到脚底下，一道道烂泥河沟被他跨过……

忽然，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星火光。这火光，被草地的水汽笼罩着，发出一环环色彩斑斓的光圈，映照着这黑沉沉的草地，也照亮了罗小葆的心头。

一堆堆篝火余烬的旁边，同志们有的躺着，有的背靠背坐着，都香甜地睡着。罗小葆小心地绕过他们，走向一堆燃烧着的篝火边，这才看见在对面还坐着一个同志。他坐着一个小衣包，一只臂肘靠在铁皮箱子上，膝盖上搭着一张地图，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看一会儿，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儿，拿红铅笔在图上做个记号。

他看着那个同志手里的地图，忽然生出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终于使他憋不住低低地喊了声：“报告！”绕过火堆，走了过去。

那个同志慢慢抬起头。

看着那慈祥的笑脸，罗小葆的拘束一下子消失了。他又向前迈了一步，指着地图说：“你是领导同志吧，你一定知道明天的行军路线⋯⋯”

“路线，当然有啰！”领导同志抓住了小罗的手，拉他在铁皮箱子旁边坐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图，说道，“看，一直往北，走上半天多点，就是班佑——就走出草地了！”

“真的？！”罗小葆高兴地叫了声。

“来，先开饭！”领导同志用笔杆夹起一粒胡豆，吹了吹，轻轻放到了小罗的手心里，然后从文件箱上的一个大铜墨盒底下抽出一张纸，动手写起字来。

“不，我也还有任务哩！”罗小葆把擦干净了的识字牌放到领导同志面前，“我今天的课还没上呢！同志，教我几个字吧！”

“学习？好！”领导同志看着识字牌，赞许地点了点头。他拿起毛笔，转身把笔尖在身边草叶上的露珠里蘸了蘸，又在墨盒里匀了匀，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

他用笔尖指点着，逐字念着：“向、北、前、进！”

罗小葆也跟着念：“向北前进！”

“向，就是方向⋯⋯”领导同志逐字讲解起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语调很慢，讲得那么仔细，又那么清楚。

罗小葆用心地听着。随着讲解，在他面前展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正在向着北方，向着陕北的高原大步前进。

“字，就这么讲。”领导同志讲完了，又和蔼地问道，“那么，为什么要‘向北前进’呢？”

“我们红军要北上抗日。”

“还有呢？”

“还有，”小罗歪着脑袋想了想，“那里有陕北根据地，我们红军可以休息、整顿、发展……”

领导同志点点头，高兴地笑了。他亲切地揽住了小罗的肩膀。

这四个字和领导同志的讲解把他引向了北方，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仿佛眼前这一堆篝火化成了一簇花，像他家乡的映山红一样的花……

罗小葆醒来的时候，天已亮了。东天上一抹朝霞正在上升、扩展，在广阔的草地的东侧，一轮红日正跃出地平线，把整个草地照得透亮、火红。

一个背驳壳枪的红军战士走过来，微笑着说：“毛主席要我等部队出发的时候再叫醒你。”

罗小葆惊住了：“毛主席？”

“是啊，昨天你不是和他一起待了半夜？”

罗小葆急问：“毛主席在哪儿？”

“在前边！”警卫员朝北一指，“带着部队出发了。”

罗小葆激动地一跃而起，向着部队走去的方向奋力跑去。

红军长征的部队，正一路路、一行行，踏着开满鲜花的草地，向北走去。他们走着，在没有路的荒凉草地上踩出了路。

罗小葆跑了一程，来到一棵丈把高的树下。他停住了脚，注视着正在走向前来的红军队伍。突然，他折下了一截树枝，把他那心爱的识字牌牢牢地挂在树杈上。

“向北前进”四个亮闪闪的大字，像一个金色的路标，指向革命进军的方向。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村野的火星

王愿坚

彭绍明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多时了。他真想再睡一会儿，哪怕打一个盹儿也好。这像头发一样披散着的、长长的榕树根，把人严严地罩住，又挡风又保密；这厚厚的树叶子又软又暖和……可是不行，时间实在不早了。

他仰起头望望外面。林子里漆黑漆黑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树梢头鸟巢里的鸟儿，大概为了挤紧些取暖，咕咕地叫两声，把几根枯枝抖落下来。风，轻轻地摇落败叶，晃着竹林，最后在林边上抓住了几片枯黄的草叶，像吹口哨似的，发出单调而又尖厉的响声。这声音使树林显得十分凄冷，使人更加心烦。

他吃力地坐起身，把盖在身上的枯草、落叶轻轻地拨了拨，把那件单军衣穿好。他顺手掏了掏口袋，从里面抓出了半截生红薯，啃了两口，又半躺在地上，习惯地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了听，然后从怀里掏出驳壳枪，扳开机头，用拇指把枪栓一顶，“唰”地推上了一颗红子。他关上保险，一手持枪，一手扶地，悄悄地爬出了树林。

林子外面是一片空旷的田野。月亮，像被谁刮了一勺，剩下个细细的牙儿贴在天上，沉静地盯着地面。天似乎更高了，星星稀稀朗朗的；三星正挂在前面不远处那棵大樟树的梢头。

他倚棵小树坐下，摸索着把伤口又扎了扎，把剩下的一点红薯塞进口里。他四下里望望，田野里是那么空旷、寂静，只有淡淡的月光把他干瘦的影子斜斜地投射在地面上。

彭绍明开始这夜游的生活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他是红三军团五师一个连队的通信员。长征的部队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兼程向湘水前进。就在离湘水不远处，部队接受了阻击尾追的敌人的任务。任务是艰巨的：为了整个长征部队能安全渡过湘水，阻击部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挡住。

战斗异常激烈，敌人排炮密集地轰击着这个小小的山头，整连整营的白军集团冲锋。战士们拼死地坚持着，熬过了艰苦的一天。傍晚，阵地终于被敌人突破了，连队接到了立即撤出战斗的命令。可就在小彭向各排传达完命令，向连长报告的时候，两颗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开来，一阵昏黑，他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来了，朦胧中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睁眼一看，他正躺在一个人的怀里。这是连队指导员，早在中午就负了重伤，连队撤离时，他正昏迷。醒来后，他忍着伤痛在阵地上爬了一圈，在收拾烈士遗物时，发现了彭绍明。他看到彭绍明身体还有些温乎，便拖着他来到了这里隐蔽起来，而他自己因为胸部伤势太重又加上这一阵劳累，已是奄奄一息了。看见彭绍明醒来了，指导员强打起精神，把自己的驳壳枪和两条子弹递给了他。

“好，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他把彭绍明的共青团团证和自己的党证放在彭绍明手里，用力抓住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小彭，你记住：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个少共团员，是革命的……就……就是剩一滴血，也要为……民……流!”说完，他手一松，闭上了眼睛。

彭绍明带上战友的遗物和要求，沿着山石和丛林坚持着向西走。他原希望能赶上自己的部队，但当他走到江边上时，只见江岸上一片火把通明，敌人已经修好了被红军炸毁的浮桥，大队的国民党军队正急急忙忙地拥过江去。他要想赶过这密密层层的追兵，赶上自己的部队，已经不可能了。

他躲在一丛小树后面，望着那滔滔的江水和成群的敌兵，呆呆地坐着，思索着，直到天快亮了，才拿定了主意：往回走，只要有一口气，也要回到苏区去！回到自己人中间，去进行斗争！

为了安全地通过白区，他不得不昼伏夜行：白天，他找个僻静的山坳、树丛躲藏起来，睡上一会儿；夜里，当路断人稀的时候他拄根竹杖，一瘸一拐地赶路。渴了，到水塘里喝口生水；饿了，到收获过的红薯田里扒点剩下的红薯啃啃。就这么着，一天天，一步步地往东赶。

这些，对于一个负了伤的、十七岁的娃娃说来，是够困难的了，但都还能够忍受。最使他难耐的，还是这可怕的孤独。他是在红色政权下面长大的。过去，在童子团里，小朋友成群结队地在一起念书、劳动。参加了红军，又是在一个和乐的大家庭里学习和战斗。而现在，却是一个人，披星戴月，踯躅在这荒凉的郊野里。直到这时，他才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离开了集体，是多么痛苦。这种对孤独的恐惧，对回到集体的热望，也成了他激励自己的力量。

“走，快点走，多走一步就早一点赶到苏区，早一点见到自己的亲人！”可是，他前面的路是越来越困难了：人在一天天消瘦下去，步子越跨越小，开始每夜还可以走四五十里路，以后自己也觉得出，走的路一天天在缩短；而现在，由于伤口恶化，竟然连站也站不住，看来只得爬行了。

他把竹杖扔开，咬紧了牙，两手使劲按住了那凉冰冰的地面。田埂一条条在他的肚皮下面退去，那座墨黑的小树林离他渐渐远了。

月亮早已看不见了，三星越过了中天，斜挂在西边，北斗星那杓柄也歪到了地平线的下面。深秋的深夜，像寒冬一样凉；收割后的稻根上，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一层霜花，风，也更急、更刺人。彭绍明觉得自己仿佛不是在旱地上赶路，倒像全身浸在冰冷的水里游泳。他几乎全身都贴在地面上，霜花沾满了袖口、裤腿和前胸，后背流着汗水，差不多全身都湿透了。每一阵冷风吹来，他都要把颈子一缩，打一个寒战。

爬行越来越困难。双手早在前半夜就擦破了，流出了一缕缕鲜血，使他不得不改用双肘支撑着往前挪动；而现在肘部的衣服也已经磨破了。伤口像无数针尖在扎，一阵阵刺心地疼。肚子早已响过多次，大概那点红薯根头早已消化完了。他紧赶了几步，来到一条高高的田埂下面，背着风躺下来。

“嘿，要是有一口热汤喝……”他倚着田埂，望着眼前这片收割后的稻田。以前，他是多么热爱这晚秋深夜的田野啊！四次反“围剿”的时节，部队都是在这样的夜里行军的。只要前面喊一声：“原地休息！”他就会以谁也赶不上的动作，很快把包袱解下来扔在这样开旷的稻田里，一溜烟似的向村子跑去。常常是他第一个跑进村子，轻轻地敲着一家的门：“老乡，开门，我们是红军！”于是一笼通红的火焰就在灶膛里烧起来了。然后他又是第一个提着一桶滚开的水来到路边。连长、指导员……一个接一个把茶缸子伸过来。他舀上一茶缸开水，把冰冷的手在滚烫的茶缸上暖一暖，从蒲包里抓出一小撮饭粒搁进水里，然后倚着包袱舒舒坦坦地躺下，看着天上的星星，喝着热茶，说着，笑着；要是情况允许，连长再揪着耳朵“动员”一下，他那尖尖的嗓子还会来上一段“兴国山歌”。那是多么惬意啊！……想着，想着，他觉得自己眼睛发涩，眼前朦朦胧胧的，仿佛已经回到那个生活中去了。

1957年11月7日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党费（节选）

王愿坚

妞儿不如大人禁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骨碌碌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儿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儿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只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儿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儿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呢！”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择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还是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择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儿走？快想法儿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因为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