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小豆棚》是《聊斋志异》的仿作，已成不争的事实。清代中叶在山东地区仿效《聊斋志异》的作品相继出现，清代曾衍东所著文言短篇小说集《小豆棚》，就是其中的一部。此书有意仿效蒲松龄《聊斋志异》，却不是简单机械地模仿，而是仿中有变，继承中有创新，在写作体制上尤其如此。

在《聊斋志异》中，文章结构一般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个部分。在开头部分，对人物姓名、籍贯、家世、性格等基本情况作概括性介绍，旨在给大家留下一个大体性印象；中间部分采用几个事件或者是专门写一个完整事件，采用个性化的语言，集中塑造人物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点；结尾部分点出结局，有的采用“异史氏曰”的形式进行议论，作进一步内容或者感情上的升华。实际上，这种写作体制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史记》，肖振宇认为，“在众多的模仿作品中，《聊斋志异》是模仿得最好、最为出色的”。

《小豆棚》作为《聊斋志异》的仿作，又在继承这种写作体制的同时，适当进行了创造。《小豆棚》正是得益于这种写作体制的继承，能够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中，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如此鲜明突出，栩栩如生，把情节表现得如此曲折跌宕，波澜起伏。如《太恨生》篇中，作者开篇点出朱云人长得好，风流倜傥，且妻“貌微寝，有麻”，并点出了“太恨生”这一称号的由来。至此，读者对朱云的基本情况已有大体的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朱云随后的所作所为就顺理成章了。文章主要围绕朱云图谋不轨，展开具体的故事情节；同样在最后，以七如氏的口吻进行了评论。再如《赵孝子传》篇中赵榛寻父这一故事，继承史传人物的写作体制，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内，成功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了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从这些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小豆棚》在写作体制上对《聊斋志异》的模仿。

在写作体制上，《小豆棚》进行模仿的同时也进行了适宜的加工改造，表现出对《聊斋志异》的突破，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比如文章开端，作者并没有一成不变地遵循先简单介绍人物的姓名、籍贯、家世等基本情况的套路。在《祈梦事征》篇中，文章第一段讲述于少保做梦的故事。纵观全文，此事与文章内容并无多大的关系，作者的目的是借助话本入话的形式，给读者一个调整心绪的时间而已。另外，在《刘祭酒》篇中以文章的写作缘由为开端；《常静莲》篇中，以写作背景为文章的开始等。

《小豆棚》在文章的结尾也有了不同的改变。在《聊斋志异》的文末蒲松龄以“异史氏曰”的形式继承了《史记》在文末以“太史公曰”的口吻进行评论的形式，并且超越《史记》就事论事的史论形式，对自己创作的形象所寓含的意义、叙事主体的思想主旨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延伸。《小豆棚》继续延承《聊斋志异》这些优点，并且在保持议论的独立性、完整性的同时，作者曾衍东还兴趣不减地进一步发挥创造，在文章结局议论之余，对文章内容、写作手法还进行自我点评，表现出文学意识强烈的自我张扬，这可以说又是进一步的发展。

（摘编自宋金民《<小豆棚>对<聊斋>写作体制的模仿与创新》）

材料二：

声乐是听觉艺术，学习声乐首先离不开具体的、实实在在歌唱的音响。我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那种传统的戏曲唱法代代相传，靠的是“口传心授”的方式——由师傅教徒弟。意大利早期学派，也是模仿式的教学方法。在声乐实际教学中，声乐教师给学生做示范演唱也是在向学生进行模仿的暗示。

声乐的演唱风格、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论何种演唱艺术形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会逐步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唱法，这就是在模仿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结果。模仿是为了学习先进经验，避免走弯路，缩短学习时间。模仿的目的是提高，但模仿的出路在创新。如果一味停留在对他人的模仿阶段，得到的只会是表象，而失去的则是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我国许多老歌唱家都是在成熟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个性、特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胡松华的赞歌、吴雁泽的号子、才旦卓玛的藏歌等，无不渗透着老艺术家们辛勤的汗水，模仿传承，锐意创新，终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老艺术家。

模仿虽不能认作是声乐学习的唯一手段，但它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模仿是为了学习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的丰厚遗产，学习他们先进的声乐理论、发声方法及技巧，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使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以提高。模仿的出路更在于创新与发展，我们运用模仿学习方法，去学习和传承前人大师们为我们留下的声乐演唱艺术技巧的宝贵财富，运用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去发展、创新声乐演唱艺术，必将会使我们声乐艺术的教与学更加规范、更加理性、更加繁荣。

（摘编自张淑贤、种浩《在模仿与创新中打开声乐文化之门》）

材料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为中国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以亿计的人才，不过，教育短板依然突出，尤其是考试模式、教育公平等问题广受诟病，又叠加个别环节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导致中小学生负担太重，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中央近期的一系列教育治理举措，是主动谋变之举。

教育治理须重视两点。首先，教育谋划要着眼长远。唯其如此，教育治理举措才能切中要害，避免左支右绌。教育，说到底是人的培养，它贯穿人的一生。在漫长的过程中，理想的成效与潜藏的问题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露。一旦发生偏差，后果非常严重。这就要求每项教育政策出台时慎之又慎，尊重数千年来中外教育实践的普遍规律。

其次，教育须革故鼎新，培养的人才须适应并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离不开教育发展，不同的教育体系可以支撑不同的经济产业形态，比如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保障了德国工业多年来长盛不衰。而过往四十多年，中国成功将人口数量转变为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的大规模传授富有成效，这在中国经济昔日处于追赶阶段时是适用的。然而进入新时代，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并避免“卡脖子”现象，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无疑摆在了突出位置。因此，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都需要调整。有学者感叹中国教育“均值不低，方差过小”，如果这一现状不改变，建设创新型国家就难有保证。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正努力打造“全方位，高水平”社会新格局，教育自不例外。对外开放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学到大学，通过学术交流、人才交换、合作办学等途径，中外教育已经建立起紧密联系。如今，尖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中国教育的开放之门也应越开越大。

1983年9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至今日，“三个面向”依然是中国教育的正确方向。站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中央一再重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其要义是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这，离不开全社会的努力。

材料二：

在近期教育治理中，教育部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而过去几十年，义务教育阶段按照考试成绩来分校或分班的做法沿用已久，而这种惯例被冠以“因材施救”之类的理由广为人们接受。但这样真的合理吗？

埃里克·哈努谢克和卢德格尔·沃斯曼因在《国家的知识资本》一书中讨论了对教育公平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个政策，其中就包括学校分级，“从理论上说，学校分级的作用是有争议的”。

他们介绍，在第一次将孩子分到不同级别学校的年龄方面，各个国家的安排差别很大。在大多数OECD（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学校分级发生在学生15岁或16岁期间，九年级或十年级之前没有分级。而在对比了不同国家的教育数据之后，他们表示，根据假定的同伴效应，同质学伴的学习状况可能会达到最优，不过，弱势组学生如果过早与优势组学生分开，他们的情况会系统性变差。因此，他们认为推迟学校分级的年龄也许可以提高公平性。

上面讨论的是按考试成绩将学生在不同学校间分级。那么，是否需要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教学？分班真的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和能力吗？这些问题困扰着国内外教育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此众口难调。

从国际上看，丹麦的中学不会根据成绩和能力来分班，而大多数英国中小学会在不同科目上根据学生对应的科目成绩和能力来分班教学。在印度，伯乐林（注：一个非政府组织）也倡导“按实际水平施教”，其基本思想是在某个时期，根据孩子掌握的知识将之分组，然后让教学难度与学生水平相匹配。可见，按照成绩和能力来分班教学并不是中国特色。

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通过教育治理，对这种习惯做法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纠正。比如，北京市2010年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学都必须承担小升初划片就近入学的任务，取消重点校不接受电脑派位生的特权，强调必须平均分班。但直至教育部最近的新政出台，根据考试成绩来分校或分班教学的做法一直难以根除。

许多人反对分校或分班教学做法的一大理由，是这必然对重点班落选者的心理产生不好的暗示。而重点班入选者也可能因“鸡头变凤尾”而承受一定心理压力。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斯特·迪弗洛与迈克尔·克雷默等人于2005年在肯尼亚开展的一项早期多干预实验显示，分班教育能让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使所有样本学生都获得收益。其中，快班里垫底的学生和慢班里拔尖的学生从分班教育中获得的收益相当。

总之，在是否按成绩分级教学中，人们意见不一，各国选择不同，似乎均有其理据，而选择的最终效果可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逐渐显现。

材料一：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摘编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

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是欧洲传统深处各主要视角的成功“综合”。它既是理解性视角的发展，也是超越性视角的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认知因素，这指的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或理解；具体来说，这牵涉到马克思关于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和革命的诸多理论。并且，马克思主义里面还有一种理想因素，即暗含着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在具体情况中，这可以被定义成自由、幸福、美好社会、共产主义。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学问或者说“洞见”是从这个世界出发的，你还是可以说他的这些“空想”超越了现存世界。正是后者，即人类理性的王国，考虑到了人类历史的运动、斗争和革命。……不过，我会赶紧附上至关重要的一点：马克思主义若仅仅包含这些超越性假设，那它仍将是毫无意义的——或至少就作为一种知识建构来说是极其薄弱的。

超越性观点的要义，既激活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批判，也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建设性的、指向未来的方面，即预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共产主义的到来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里头的这些超越性观念，这些“砖块”或“基石”，本身是不牢靠的、有欠缺的。所欠缺的仍是像“水泥”这种把砖块粘合起来的东西。这种粘合剂是通过对欧洲思想中另一基本视角的不断改编和发展而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此处，它被定义为上述那种“认知因素”，也即理解和科学的视角。其要旨是这样一种看法：关于自然（外在的和人类的自然）之运作方式的知识不断增长，将使得人类生活条件转变和社会组织化成为可能、正当和真正切近。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任何遥不可及的观念，而是现实存在的世界本身。马克思主义的事业确乎包括用同时抬高尘世的方式把天堂拉下来，以及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组织中认识到自然人类的渴望。

（摘编自[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