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为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童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一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作为一本完成于1947年前后、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书，《乡土中国》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是因为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变，但是许多乡土的、乡村的或者说基于人际关系的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东西在城乡之间似乎都还存在，比如我们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性的生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实际上这些都与乡土社会原有的共同体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今天重读《乡土中国》，无形中就可以去认识变化前的乡土中国，然后再去理解如今变化后的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在1948年出版的，当时大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未来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究竟怎么不一样，新中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费孝通当然是在思考像这样的关乎未来中国走向的大问题。他强调了当现代国家建立后，必须把一个原本是内生性的互惠关系放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当中，使得一些公共利益转化成了私人的交换。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没有完全讨论到的，却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需要注意的。

与此同时，在现代国家里同样解体的还有双轨政治，费孝通在《乡土重建》里强调了双轨政治，也就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两条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轨道，另一条是民间自发的自治轨道。当国家力量过于强大，一直深入到基层社会后，因为很多时候不熟悉地方的生活特征，所以就会带来一些特征性的转化，如今我们对基层的改造也面临乡村治理政策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和可持续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乡村治理如果不能使基层百姓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让他们发挥力量，那么就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危机，所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到的自治性隐含了给予乡村社会自我发展空间的一种期许。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乡村治理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当国家过度下沉到乡村以后，可能会带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一些问题。

当今的中国已经选择了从一个自我封闭起来的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世界，通过诸如“一带一路”等不同文化、文明互鉴的举措，试图用中国曾经的文化逻辑服务于世界文明，从而寻求在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中化解矛盾。因此，人类学、社会学应当注意基于互惠社会的研究价值对未来中国走向世界所具有的指导价值，基于这种互惠原则，未来中国将从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存在变成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存在。这其中会遭遇许多挑战，也会有许多博弈，但中国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费孝通曾经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得到了今天许多人的赞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跳出了原来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关注到从乡土社会进入到世界社会之后大家如何相处的一些原则，这四句话无形当中也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摘编自赵旭东《从<乡土中国>中理解中国社会》）

湖南沅陵县麻溪铺镇马家村曾是一个较为涣散的村。近年来，村里成立了“幸福基金会”，对遵守公序良俗、村规民约的典型代表进行评选奖励，评选孝老爱亲好儿媳、教子有方好父母、见义勇为好榜样、互帮互助好邻居、勤奋上进好学生；组建了村民志愿者服务队伍，带动全村开展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明显改观。

材料一：

“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后，中国人不是逃离地球，而是要带着地球一起跑？”面对外国人提出的问题，《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回答：“我们买房子买的不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家庭，里面住着父母、老婆、孩子，这个物理空间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情感。中国人特别有家国情怀，即便发生了灾难、战争，很多人也不愿离开家乡，死也要死在那儿。”

这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主题不谋而合。在过去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人们极少迁移，因为所谓农耕，就是要靠土地吃饭。

在现代说法中，“土气”是一个贬义词。但在费孝通看来，“土气”实际上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土气”，也就是接地气，它象征着人们与大地的亲密接触，充分熟悉。“土气”其实是辛劳、知足的代名词。也因此，大批的中国人逐渐变得守旧而崇古：老祖宗留下的都是财富，那么凡事照搬经验去做就行。因此在现在看来的“食古不化”，殊不知，是因为在以土为生的年代，“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实保存”。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变得稳定而缺乏流动，很多人一辈子就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周边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遇事总是能热心帮一把，人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而与外部隔绝的乡邻关系，慢慢地也就有了“万事不求人”的生活状态。

带着地球流浪，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责任，感谢你当年的养育，如果可以，我也不会扔下你独自逃亡。不靠土吃饭、早已经用工业化普及农业的西方人，大概很难懂中国人的传统恋根情结。

（摘编自《外国人看不懂＜流浪地球》的背后，藏着深层的文化认同差异》）

材料二：

中国人讲的“家”是很有弹性的，小到一家三口，大到无限远。比如平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是自家人”。什么叫“自家人”呢？你再扩大点，比如“国家”，在英文里面“国家”是“State”，并没有一个“家”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几乎各个地方的语言要表述“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之中都不包括“家”，只有我们中国，或者受我们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的确也会有“国家”这个说法。所以“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它挺麻烦的。它牵涉的范围非常之广，因为它是一个能伸缩有弹性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讲这个“家”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说“西方的社会像一捆柴”。我们把这一捆柴里面的每根柴，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成为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叫做“团体格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影响力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就用这个形象界定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他给它一个名字，叫“差序格局”。

费孝通说，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他还说，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正因为“公”“私”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好比你跟别人做生意、做买卖，你丧失了信用之后，就没人再找你做了。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么法律在哪里呢？所以费孝通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问题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有法律观念，也不太有公共观念。

（摘编自梁文道《《乡土中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材料一：

在二十几部纪传体正史中，有两部是记载唐代历史的，这就是《旧唐书》和《新唐书》。从今天看来，它们之间优劣如何呢？

《旧唐书》是五代时修纂的，当时离唐灭亡只有四十年，不少编修者都是唐末出生的，由他们来修唐史，当然有“时近迹真，见闻亲切”的有利条件。另外，唐代官方很重视整理自己的历史，从唐初以来，经过令狐德藜、吴兢、韦述、柳芳、于休烈、崔龟从等人不断修纂，大体上中唐元和以前，已有了纪传和编年两套粗具规模的国史、实录。后梁、后唐不断搜集史料，不仅收罗了许多公文档案、私人文件、野史笔记，也收到了国史和九朝实录。毫无疑问，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给《旧唐书》的修纂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旧唐书》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旧唐书》的编纂工作做得很草率，加上成书过快，因而留下了不少毛病。其一，是重复杂沓，失之粗糙。像《唐绍传》“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这是《玄宗实录》旧文，所以称“今上”，而《旧唐书》没有删改；萧颖士、杨朝晟都是一人两传，而《旧唐书》编者没有发现；《高宗本纪》：“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则天皇后本纪》：“庶人贤薨于巴州”，都是当时史官为武则天绊死李弘和逼死李贤掩饰的话，《旧唐书》却沿而不改。此外，一事重见数处，一文叠出数卷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其二，是全书前后极不相称。由于唐德宗贞元和以前，有国史、实录为基础，所以本纪简明扼要，列传详尽明晰，而唐穆宗长庆以后，没有国史、实录为底本了，于是便粗制滥造，本纪杂乱繁复，列传事迹寥寥，错误百出。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举《高祖本纪》记高祖在位九年事仅六千八百十四字，而《哀帝本纪》记哀帝不满三年事就用了一万三千字；赵翼《甘二史札记》所举的“（武宗）本纪书吴湘狱至千余字”；《四库全书总目》所举的《武宗纪》记右庶子吕让所进婚状，《夏侯孜传》只记历官履历，《朱补传》只记其相昭宗一事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其三，对唐代的历史缺乏深刻的见解，因而在体例上内容上都沿袭旧史，墨守成规，无所革新。史书是记载历史的，因此，对于与一代兴亡盛衰大有关系的史实就应该特别注意，并根据这一代历史的特点适当改革史书的体例，象班固去掉世家、魏收创立《释老志》就是这样的。但是，《旧唐书》主要是抄撮旧史，荟萃成书的，它的编者本身，并没有对唐代历史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也没有抱着一个什么特别明确的目的来修书，所以，它对唐代历史的看法是支离破碎、残缺不成系统的。例如宦官专权，是唐代中后期政治混乱的原因之一，穆宗以下诸帝，都是宦官拥立的，但《旧唐书》却沙撮唐人讳莫如深的旧史，在各本纪中一律记上前君遗诏如何如何，嗣君某日于柩前即位，好像没有宦官这回事似的，这就说明了《旧唐书》修纂者们历史见解的肤浅和史学观念的淡薄。因此，他们对唐代的重大历史现象，如藩镇置废、兵制演变、考选制度等，都没有十分重视，更谈不上单立志、表来详细记载论述了。

《新唐书》正是针对《旧唐书》的这些缺陷来修纂的。首先，《新唐书》的编修者们在进一步搜集史料上下了很大功夫。由于宋代政局稳定，各种逸书佚史不断被发现，所以，给重修《唐书》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

其次，《新唐书》有《旧唐书》这一“前车之鉴”，因此对史书的整齐简洁十分注意。如（哀帝本纪），《旧唐书》极为繁琐，《新唐书》便砍去三分之一。《新唐书》不仅没有一人两传的现象，就连一事分见数处、一文别见数卷的现象，也尽量做到以一处为主，互相参见。

再次，《新唐书》的编修者不仅对唐代近三百年的兴亡盛衰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改修《新唐书》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北宋自真宗以来，冗兵冗员的问题日益严重，国势日益衰颓，宋祁、欧阳修都是力图改革这些弊病的支持者或参加者，因此，在《新唐书》中，他们十分注意对唐代的兴衰原因进行探索。因此，《新唐书》着重叙述了那些在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针对各种制度的重大改革、演变专立了志。

然而，《新唐书》虽然改正了《旧唐书》的缺陷，但矫枉过正，又带来了新的缺陷。比如，他们用删减诰诏章疏、简炼文字的方法来浓缩史料，这样一来，产生了删削太过的弊病。《新唐书）为了增加史实记载，在一开始修纂的时候，就叫“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两件”，这固然是好事，但硬性摊派，必然导致为勉强凑数而拾取小说私记、滥竽充数的现象。

《新唐书》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欧阳修、宋祁两人，一个“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一个“独以文笔词采为先”，特别是宋祁，不仅喜欢古文，反对骊偶，还特别喜欢删改旧文，换用生僻字眼，他说他修《唐书》，没找到唐代一篇诏令可以修入史内的，因为唐人诏令全是骈文。他用这种偏见去修史，惹出了很多毛病。《灿武后传》的“耘夫菟子”、《窦威传》的“可胜咤哉”等，这些生造的词眼，只会使史文晦涩难通，令人感到诘屈聱牙，没有兴趣。

总而言之，新旧《唐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看唐代历史，不能只看其中一部而不看另一部。

（摘编自《新旧唐书之比较》）

材料二：

“史才三长”是刘知几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才”是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包括对文献的驾驭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等；“学”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渊博的学识；“识”是见解，对史事的见解、鉴别判断能力，尤其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摘编自《史通》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