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早在17世纪就已传入欧洲。1687年，法国巴黎出版了首部拉丁文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该书在之前耶稣会士译作的基础上编译而成。之后根据该书又出版了其他语种的改编本或节译本，其中最早的有《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以及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其实在这几部作品发表之前，贝尼耶于1687年就已经完成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法文全译本《论语导读》，其全名为《孔子或君王之道，包括中国古代皇帝和官员政治统治特有的道德原则》。但遗憾的是，同年贝尼耶因中风去世，该部译著的出版工作便被搁置下来。

对比这四部作品，仅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关于孔子道德的信札》和英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都强调了孔子在道德层面的影响，同时后两者还保留了拉丁文本中孔子作为哲学家的一面。而贝尼耶则完全改变了对孔子的定位，强调的是孔子思想的科学性和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贝尼耶曾希望服侍于国王左右，但近十年的国外生活已使他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和社会脱节。仕途上的失败使他只能在精神层面幻想自己能辅佐国王。所以他翻译《论语导读》的目的是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君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坦陈的：“因为我真诚地热爱着我的国王和我的祖国，所以我认为这些伟人或许能成为我们年轻君主的向导和楷模。”

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导致不同的译本在结构和内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贝尼耶将拉丁文本中《大学》和《中庸》的内容进行了重组，以使文章的表述更为流畅。在《论语》的译文中，贝尼耶保留了对话的方式，但将大部分的直接引语改为间接引语。叙述有时是从译者的角度，有时是从暗含的某个人物的角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复调的效果。他用中国先贤的格言来揭示法国社会的问题，唤起人们对仁德治国、礼法治国、礼乐治国等问题的思考。

其次，贝尼耶在法译本中删减了拉丁文本中的大量注疏。《中国哲学家孔子》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在翻译过程中，耶稣会士不仅保留了这些中国学者的注解，还补充了自己依据《书经》《诗经》等经籍而撰写的大量释义，以便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这两类注解分别用正体和斜体呈现，以示区别。而贝尼耶只保留了那些在他看来对于理解不可或缺的条目，也无正体和斜体之分，其目的是使读者更加专注于儒家思想本身，专注于法国的王公贵族们可汲取的精神食粮。

贝尼耶的这部译著首次将儒学与稳定国家政治的理念联系在一起。2015年《论语导读》由费林出版社在巴黎首次刊行。2020年底，《论语导读》的手稿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经过三百年的流转，它终于抵达了最初想要探索和发现的国度。这部稀世之珍见证了中法文化源远流长的交流史，展现了不同文明的相互启迪与共同发展。

（摘编自吕颖《法译本<论语导读>的创新意义与时代价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悲剧从来就是诗的一种。剧诗一方面和抒情诗（颂歌）及叙事诗（史诗）并列，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抒情诗和叙事诗，它以抒情因素为核心，揭示剧中人在剧烈冲突中的心理感受，因而仅其语言就较日常语言激动人心更甚。现代戏剧大家陈瘦竹指出，现代悲剧重要的特征就是人物、冲突的诗化。就是说，现代悲剧诗人大多对各种自然景物、社会关系以及人的内心世界，有特殊的敏感和深刻的体验，他热爱现实中叛逆的或高贵善良的性格，他深切感受到人物非凡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为真理或梦想而牺牲的悲剧精神，因而，他总是用那种激昂的或委婉的声调、愤怒的或温柔的语言，引导观众进入角色的灵魂深处，披露冲突的起落原委，由此展示一个震撼人们心灵的悲剧界。这就清楚地表明，现代悲剧有着“诗的目的”，它通常“表现某种动作以感动我们，而且运用这种感情媒介使得我们着述”。陈瘦竹援引席勒的话说：“这是悲剧的权利——不，甚至可以说是义务——它应该使历史真实服从诗的规律，而在处理历史事实时，必须符合悲剧艺术的要求。”

无庸置疑，所谓“诗的目的”，不是对现实和历史精神的简单发掘，而是一种发展。剧作家通常借个别的悲剧事件直喻整个历史的轨迹、人生的哲理和人类的根本处境，因而，悲剧中的“诗”无异于强烈吸引人们的浓缩铀或彻底改变人精神的洗洁精。

一般说来，“诗的目的”既体现在现代悲剧创造中剧作家与剧中人的休戚相关、悲喜与共、悲剧人物思想感情的热烈奔放上，也体现在情节的婉转曲折，意境的深远悠长，语言的气势磅礴、情趣盎然上。“诗的目的”至少在两种情形下给悲剧家以有力帮助，这就是——当剧作家刻画“仁人志士”的崇高理想、反抗精神和献身激情时，诗的风骨总给人物行为披上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和理想色泽，使人物的坚强斗志、自由要求、拓放情怀在诗的薄雾的缭绕之中，巍峨挺立，楚楚动人；当剧作家转而表现一个善良的人被社会黑暗和邪恶蹂躏、扯碎，遭遇不幸时，抒情因素不仅能深刻地传达社会生活不如人意而引起的哀愁、感伤，而且能将幻想写得无比真实，将苦难烘托陪衬得格外深重。这些都表明现代悲剧向诗的回归是富有意义的，它最终将大幅度地提高悲剧的鼓动力和启迪作用，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当代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现代悲剧特点的发掘，是陈瘦竹在现代艺术思潮推动下，深入勘察悲剧本质及其艺术形式内蕴的结果，也表明他的悲剧学思想已逐步突破传统悲剧思维框架而达到一个能与当代世界悲剧大家公开对话的境界。尽管其思索可能不尽严密周到，但它们显然从新的角度打开了现代悲剧迷宫的大门，确立了一种新的阐释场，使现代悲剧隐匿多年的内在艺术构成昭然于世。

（摘编自周安华《民族悲剧美学的丰碑——陈瘦竹悲剧学思想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