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切实贯彻老字号动态管理机制，是形成中华老字号创建发展传承退出活性动力的关键。纵观市场现实，老字号企业中，“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者有之，“老而不死”空耗市场资源者亦有之。面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的新形势，已经获得中华老字号的企业不能固守旧规矩、老办法，更需要突破传统经营理念。

通过“老字号+数字化”，实现老字号品牌与时代接轨，有助于老字号年轻化的努力成为现实。当然，中华老字号的时代化、数字化升级恐难通过一两次创新完成，需要时刻保持一种创新心态。而《中华老字号示范创建管理办法》的出台则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即通过高质量产品、高水平经营而重新擦亮老字号的招牌，如果怠于创新、恐惧变革、忽视市场，那么品牌不仅将被从制度上“开除”，也会在历史中消失。拥抱数字经济，是中华老字号提升变革的出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准确理解数字化转型本质，了解企业自身需求。数字经济和电商平台给老字号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播带货、外卖服务，还有数字化管理模式。老字号的数字化转型不等于线上线下同步销售，而是从涵盖管理、生产、运营和决策多方面的战略规划活动。用户画像、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创新使得企业能够更直观地观察和了解自身的经营状况，老字号企业需要正视数字营销在品牌口碑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

借由平台经营模式，实现线上店家与线下门店的数据整合，准确定位和分析不同地域、不同门店的消费群体特征，抓住客户流量“热点”门店，收缩客户流量“冷门”门店，通过经营模式的创新，推动老字号实现新发展。

（摘编自赵精武《让中华老字号焕发新光彩》）

材料二：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消费复苏的关键节点，借助消费复苏的东风壮大老字号品牌事半功倍。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优化，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与此同时，老字号品牌发展也迎来新的契机。支持老字号品牌和历史文化资源联动，对当前处于复苏中的消费市场来说可谓“锦上添花”。通过改善用户体验，促进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并以老字号品牌为圆心反过来带动区域性旅游、餐饮需求的短期爆发，老字号品牌和区域消费之间将形成正反馈。

如何推动老字号品牌发展？首先，尊重传统并优化消费体验。老字号品牌的发展依托于厚重的历史文化，这也是其能够激发消费需求和价值潜能的基础。但也要意识到，商品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是销售用户体验。因此，老字号品牌要火爆，一方面要不过度拘泥于传统，将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另一方面又不过度脱离其文化历史属性，否则品牌本身难免会变得平庸。一言以蔽之，老字号品牌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实现有效平衡。

其次，拥抱数字技术，实现老字号提质增效降本。当然，不是所有老字号品牌都适合拥抱数字化，当手工、传统技艺能够带来良好用户体验的时候，就要保留传统。比如一些老字号饭馆恰当保留传统厨艺，老字号品牌尊重传统制作工序，因为这是老字号品牌的“根”。在此前提下，数字化则能成为老字号品牌发展的强大助力。比如通过数字孪生、虚拟人来展现老字号在过去的经营状态，或是展示老字号传统技艺的每一个细节，使消费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历史人文和传统技艺，从而加深对老字号品牌的认知。

再次，借助直播、短视频等现代媒体工具扩大消费群体。“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吆喝，老字号难以发扬光大，应充分运用现代媒体工具扩大传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直播对于老字号品牌是把“双刃剑”，在短视频直播中，观众要求为老字号品牌背书的主播们说真话，而有些老字号在用户消费体验上“露怯”，放大了老字号的软肋。而在这方面，故宫是值得借鉴的正面案例，其借助现代媒介工具将商业、历史人文、传统技艺等融合起来，同时实现了老字号品牌、商业价值、人文历史传播三个方面的增益。“打铁还需自身硬”，老字号品牌要获得自媒体时代红利，归根结底还是要锻造自身强大经营能力，提供更好消费者体验，而不能寄希望于“流量”。另外，还有必要推动老字号品牌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将老字号品牌这一具备价值量的IP，与文创产业，比如影视、动画、玩具等周边商业内容进行结合。

随着今年中国消费市场的加快复苏，推动老字号品牌发展正当其时。老字号品牌在未来发展中，也应与时俱进，主动求变，围绕深化文化融合、优化服务体验、创新式发展等做文章，脚踏实地，将老字号品牌进一步发扬光大。

（摘编自盘和林《借消费复苏东风，重振老字号辉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任务进入“最后一公里”的决胜时刻。在这项伟大工程面前，文学没有缺席，也不能缺席。如何完成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乡村书写，也即如何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②对日新月异的中国来说，乡土中国书写依然是新鲜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文字下乡”的问题时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显然，当下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字不仅早已下乡，城乡差距正在努力缩小，乡土中国正阔步迈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文字下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从历史的视野完成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可谓是“文学下乡”的问题。

③如何讲好当代乡土中国故事，真实呈现新乡村的发展变化，文学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作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通过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寻找答案，以文学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坐标原点，也是考察乡土中国的晴雨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略之一。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我们的“精神高地”，但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曾长期处于“洼地”。如何描写和叙述这个反差，分析它的历史原因、过程和结果，准确阐述今昔、世代之间的发展背景、进程和方向，探析解决不平衡发展的路径，以及新乡村的历史性巨变，正是文学需要着力开掘的地方。

④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肌体上的一个痼疾，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世界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发达国家也难以规避。如何摆脱贫困?这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中国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扶贫工作的伟大实践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新时代确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开辟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历史视野下的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提供了无限可能。

⑤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中国始终在发展的基础上根据阶段性目标，力所能及地将发展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倾斜，推动扶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引导人民群众既扶贫又扶志，实行“志智双扶”，从根本上医治贫困顽疾。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 （《文心雕龙·神思》）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显然，脱贫攻坚让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新气象、新风尚、新人物。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看到人民群众在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中，不仅“口袋富起来”了，而且“脑袋富起来”了。现在正处于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过渡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现场，我们要用文学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崭新的线索、塑造崭新的人物、记录崭新的实践、讲述崭新的故事，引导新乡村不断向善、向上、向好发展，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⑥新时代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近年来，乡村叙事比较流行。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热衷于小我情调、沉醉于私人经验、泛滥于欲望消费。一些作家的乡土中国书写沉浸于顾影自怜、无病呻吟，甚至“挂羊头卖狗肉”，打着非虚构的幌子贩卖营销其虚构的乡土之作。：他们或以微观叙事、口述史、田野调查的名义，编造行政区划根本找不到的村庄或者子虚乌有的人物，夸大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或念叨西方确立的一套所谓的“标准”，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为“我的世界”，再用显微镜放大乡村存在的非主流东西；或把琐碎、落后的个案典型化，别有用心地遮蔽、忽略乡村的发展进步和整体的真善美。

⑦“你若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绝不是虚构的隐喻所能遮蔽和表达的，也不是口口声声以“救赎自己”来为新乡村唱挽歌。当然，对于新乡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要正视，因此，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应该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⑧新时代乡土中国书写要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脱贫攻坚伟大工程的主题、主流，抓住新乡村发展变化的主轴、主体，既要记得住乡愁，又要反映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然，我们的文学就无法阐释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伟大变化，就不能跟上新时代的铿锵步伐。

（摘编自《光明日报》：丁晓平《从“文字下乡”到“文学下乡”》）

材料一：

官方统计显示，中国目前从事零工的劳动者已超2亿人。权威机构调研发现，零工经济已经从互联网行业、短视领直播平台、音响文娱行业，快速渗透到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几乎所有传统上以长期就业为主的行业之中。

零工经济的发展，是对外部冲击的一种回应。疫情的持续蔓延造成一些工作岗位消失，但一些必需的工作内容并不会因此也消失，它们中一部分演变为“零工工作”。此外，疫情通过直接威胁人类基本生存安全而在实际上消灭了传统的劳动力市场，有效的劳动者供给和需求都无法形成，零工经济借助数字赋能，在满足物理隔离要求的基础上能完成远程工作，从而成为危机下实现劳动力供需的唯一有效解决方案。

从本质上说，零工经济就是从“就业”向“工作”的范式转换。“工作”表现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就业”模式下一个劳动者去承担一个岗位的全部职责，而是一个劳动者凭借不同技能或能力来完成一个岗位中的不同工作任务。考察就业时所用的劳动者个体、岗位、工作日、薪酬等标准开始变成劳动者技能或能力、工作任务、工作小时乃至分钟、工作价格等全新的标准。

“工作”不再像“就业”那样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而具有更好的扩展性与流动性以及更强的可交付性与可交易性。就其形式特征而言，零工经济表现为从组织型、集中型与单一型就业模式向自主型、分布型与多元型工作范式的转换，是一种新工作范式。

从微观层面来看，零工经济可以真正实现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最优配置。针对每一个工作任务的工作技能资源和工作时间资源都得到了最优配置和最优利用，对企业、个人和社会都是“帕累托式”（各方都增益）的改进。零工经济还可以通过劳动力资源与工作任务的无缝衔接，而提升工作流程效率。但必须指出的是，零工经济并不是低技能工作的代名词，背后是职业技能的重构及深化，是从去技能化到再技能化的转型。

从宏观层面来看，零工经济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还能够缓解就业波动。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农村的人数持续减少，城市就业压力增加，零工经济不仅接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兼职比例很高。这种分布式、弹性大的工作形态有效地减缓了经济外生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当然，这里的就业机会是指基于工作任务的机会，而不是传统的基于岗位的就业机会。

（摘编自杨伟国《支持和规范零工经济新发展》）

材料二：

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断裂以及供需信息的商品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也是工厂化革命阻碍人尽其力的社会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兴起只为工厂化劳动的供需对接提供了机会，却没有给零工劳动的供需对接留出余地。曾经人尽其力的劳动尊严被劳动力市场遗忘，上班和退休成为了个体聚焦的两个时间节点。

如果说劳动工厂化的革命内涵是把劳动者用市场价格纳入组织，以有限空间为单位组织劳动；那么，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则是在工厂化之外让劳动重归个体性自由。其中的自由不仅是个体劳动意志的自由，还有基于时间、空间、形态选择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一自由的是源自数字技术对劳动供给与需求几近完整谱系的汇聚与匹配。

人们或许认为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生产是数字时代的新生劳动，可是，对新生劳动的组织却没有超出工厂化劳动和零工劳动这两种基本形态。因此，在劳动组织意义上的新生劳动并不值得特别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运用数字技术激活了工厂化劳动时代被掩藏的劳动机会。

第一，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汇聚和优化匹配，让无法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口就地劳动，实现人尽其力。例如，女性梳理头发的能力是在个体成长中自然养成的，在工厂化劳动时代，只有可以满足时空移动和技能考核的个体才能进入假发工厂从事岗位劳动。但供需信息的数字化汇集和匹配可以让跨境电商的生产本地化，村寨的老弱病残劳动人口便获得了人尽其力的机会。第二，运用数字技术将供需信息和实物汇聚及优化匹配，让需要通过时空移动参与劳动的人随时随地劳动，实现人尽其力。例如快递业，快递小哥可以是全职劳动者，也可以是分时劳动者，可以是跨空间劳动者，也可以是给定空间的劳动者。时空的灵活性定义了劳动的灵活性，给零工劳动回归实现人尽其力提供了充分选择。不过，它不意味着零工劳动回到工厂化劳动之前，而是数字赋能的崭新零工劳动，是数字赋能的崭新人尽其力。

传统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是熟人社会的、人际信息分享与匹配的零工劳动。而数字时代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则是陌生人社会的、数字信息分享与优化匹配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更重要的不是与传统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之间的差异性，而在于其本质的同一性。那就是，传统和数字的零工劳动和人尽其力都是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劳动，可以不再像工厂化劳动那样受时空和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和限制。

（摘编自邱泽奇《数字技术赋能人尽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