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茶文化自唐代陆羽《茶经》吹响号角起，已历数千年。相比较咖啡般浓郁重彩的西方文化，以“清幽隽永”著称的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文明使者。

茶学典籍的外译构成了中华茶文化海外传播的主体媒介。以最具代表性的陆羽《茶经》为例，该书向来为各国奉为茶书经典，流传甚广，国外《茶经》译本达36种之多。2009年，“大中华文库”系列之《茶经·续茶经》发行，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并在本土出版的英译本，标志着中国向世界推介中国茶文化的进阶。此外，其他如宋徽宗《大观茶论》、蔡襄《茶谱》等茶学类典籍的不同译本也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优秀读本。

据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记载：中国的茶叶贸易始于4世纪的四川省，5世纪末，中国与土耳其商人在蒙古边境贸易时，以茶叶为首要贸易物品，开启了茶叶的对外贸易历史，这是中国茶叶外销的最早记载。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葡萄牙人来中国进行包括茶叶、丝绸、瓷器等在内的贸易活动，此为我国茶叶海上贸易之最初记录。边境市场、“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开辟，使得中国可用茶叶、丝绸、瓷器等各类商品换回他国的象牙、香料、宝石等特产，既实现了“以物易物”的贸易功能，又达到了中华茶文化海外传播的功效。

茶文化传播题材的影像多以纪录片为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名片”，纪录片的创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于宏大叙事中体现细致入微，从局部真实中梳理整体认知，在现实中体察本质，在弘扬文化的同时又能够揭示文化内涵。茶文化纪录片客观、多方位地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茶文化立体化传播的有力载体。

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这种贡献，体现在茶已超越一种物质产品的存在，更是与中国人的文化传承、审美趣味、精神追求相结合而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文化样品。国家领导人多次将自己家乡的茶叶作为“国礼”赠予来访的外国政要，并以“茶叙”形式共话友好未来；浙江农林大学和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合作共建了全球首家以传播茶文化为特色的孔子学院。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到今天的“一带一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从文化到外交，一杯清茶，正是中国“和而不同”理念的彰显。

（摘编自刘晓萍《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材料二：

随着“云消费”时代的来临，流通的时间障碍、距离障碍和渠道环节消失，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同时也增加了竞争强度。“零时差、零距离、零渠道”的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极大缩短了茶叶的流通环节，流通与消费新特征使中国茶产业的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竞争态势更加激烈。国外茶叶品牌、跨界的创新茶叶品牌直接加入到传统茶产业竞争当中，以产品为核心、以产地为根本的单一竞争要素被打破，产品的轻量化、个性化包装，文化附加价值乃至话题营销、事件营销策略的引入，使传统茶企业在竞争白热化的同时也面临着“云消费”时代快速创新、持续变革带来的巨大挑战。

中国饮茶、制茶工艺源远流长，每个产茶省、产茶县都有结合当地种植条件与饮茶习惯的名茶，形成了“一地一品”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茶文化。茶叶的原产地优势成为传统茶市场竞争的主导因素，使得传统茶叶品牌绝大多数由产地品牌构成。

“一地一品”的传统茶文化赋予产地品牌天然的发展优势，但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传统品牌的跨区域发展。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相关数据，目前茶产业头部品牌市场份额均不超过5%，缺乏一统市场的茶叶品牌，这从侧面印证了传统茶市场品牌扩张的难度。产地品牌的竞争应根植于当地传统文化与饮茶习惯，一些品牌跨地域盲目扩张往往以失败告终。“云消费”时代线下消费体验化、线上消费便捷化的二元商业模式，带给了产地品牌原产地扩大发展、线上销售布局的新竞争思路。依托于强大的文化和原产地认证优势，以及更低的生产成本、更可控的产业链安全度、更便捷的产品开发与更新，产地品牌充分挖掘资源优势，谋求产业链的复合化延伸，以产品创新与文化输出赢得全国市场，取代了过去直接涉足其他省市、门店直营化的扩张思路。

创新茶产品市场兴起，跨界竞争带来全新的商业发展模式。近年来对茶的定义越来越宽泛，茶产业消费市场愈加多元化。除了即食茶饮，花草茶、口味茶、保健茶等都是传统茶的潜在竞争替代者。一些新兴的电商茶叶品牌乃至跨界茶叶品牌，不但迅速崛起抢占传统茶市场份额，更带来全面兴起的商业发展模式，使传统茶企遭遇市场冲击。

随着中国茶消费市场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以及受年轻消费者快速变化的口味与体验化、时尚化的消费需求影响，未来中国茶产业将迎来更加白热化的竞争与市场变局，传统茶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转型压力。对此，应积极转型突破以应对“云消费”时代的竞争挑战。

（摘编自李馥佳《“云消费”时代中国茶产业竞争与发展趋势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影像史学”，是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首创的概念。他认为，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方式来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台湾学者周梁楷将海登•怀特的观点引入中国后，译为“影视史学”，并将影像史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他认为，凡是视觉影像，静态平面的照相和图画，立体造型的雕塑、建筑、图像等，从远古的岩画，到近代的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化多媒体，都属于影视史学研究的范畴。复旦大学张广智先后发表《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3篇讨论影视史学的文章，对影视史学展开系统研究。他指出，“一切视觉影像材料，倘能传达某种历史理念，在我看来，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当是影视史学的题中之义”。姜萌则提出：“影视史学，主要由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专题片组成……至于充斥荧屏的‘历史剧’，并不是‘影视史学’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丹林《影像史学的新实践》）

材料二：

国内学界对影像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实际受到西方有关影像史学及图像研究理论的双重影响。二者虽然有相通之处，但所涉领域并非完全重合。影像史学所指视觉材料，主要还是历史影像，即历史纪录片和历史照片。而西方图像研究，特别是视觉文化研究所指的视觉材料，范围却广泛得多，不仅包括传统艺术史研究中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品，也包括摄影、电视、服饰、广告、景观等一切当代社会的视觉产品，涉及当代文化的各个领域。这些视觉产品又可通过摄影等技术手段转化为供学术研究的影像。受西方图像研究理论的影响，体现在影像史料整理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趋向，是史料边界的不断拓展和扩大。它不仅体现在影像本身对于传统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扩大，在影像领域内部，其边界也不断延伸，而不同发展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影像研究兴起，近40年来，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对影像史料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出版的影像资料可谓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此外，网络媒体也公布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综观目前出版的影像史料，张冠李戴、解读错误的问题较为突出，粗制滥造、重复出版不在少数。这一方面反映出相关整理者的学术功力欠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影像史料搜集整理中缺乏严谨求实的态度，缺乏学术目的，为图像而图像，甚至于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另外，大量影像史料的出版虽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史料基础，但目前真正将影像资料引入历史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影像出版呈现火爆之势的背后，是学术研究的贫乏，影像的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发挥。究其原因，除了对影像的意义认识不足，更主要的是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操作原则，面对作为异质的影像史料，无论是解读还是书写，历史研究者尚无法像对待文献材料那样游刃有余。而目前被国内学者引入的西方图像学理论，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跨学科性，其核心是要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其理论难免庞杂，历史学所具有的学科特性，又使得历史学者在面对这些理论时往往显得无从下手。

（摘编自刘萍《中国影像史学研究任重道远》）

材料三：

运用影像呈现历史的方式，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文献形式，但在利用影像呈现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如果忽视影像史学在“求真”方面的局限性，也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第一，影像的制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影像是摄影者通过摄影机、取景框架拍摄的产物，截取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摄影者是带着主观情感去记录和创作的，不自觉地加入了个人的成见、观念、理解和价值观。在影像素材的选择、拍摄手法的设定、故事结构的方式等方面，无一不渗透着影像制作者的主观意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都拍摄了不同的战争影像，用来证明自己在战争过程中的“正义性”。这类影像素材拍摄的是同一场战争的情形，但被不同阵营因为不同的目的加以制作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往往反映了不同的主题思想。

第二，20世纪后半叶，数字技术在历史真实与影像真实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合成的影像开始进入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数码相机的诞生，以及数字化图像处理技术和传输技术的应用，使摄影技术摆脱了过去严格的操作程序，不再需要暗室冲洗，而是将照片电子化，从相机的显示屏上就可以马上看到所拍摄的照片效果。通过数字化的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加工、处理，图片和影像都能做到“移花接木”“以假乱真”。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伪造”历史并不是一件难事，影像史料记载的“历史”可以通过后期处理改写。

第三，与传统的史学著作不同，影像史学的传播速度更快，受众也更为广泛，这就决定了其局限性可能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象，成为长盛不衰的热点。虽然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对探求历史真相有所启发，但个别影视作品为追求收视率而“戏说”历史，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掺杂在一起，误导了观众的历史认知。

（摘编自郭蔚然《影像史学与传统史学相辅相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民间文学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历史上和当代的许多大作家，都是喝着民间文学的乳汁长大的。民间文学为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这种文化基因是其他任何东西不能替代的。

民间文学是塑造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力量。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价值观、审美趣味等，参与了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塑造过程。

民间文学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提供了原创性的精彩文本及样式。在与世界各民族交往中，观音、妈祖等中国民间文学中的神话形象，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民间文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宝库，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

（摘编自郭超《民间文学再不抢救，今后就没有了》）

材料二：

民间文学的演述始终与某一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民间文学与生活情境之间的联结最为牢固，同时也具有多向度的社会意义。倘若脱离了具体的生活情境，民间文学便无以演述，也失去了演述的必要。比如，在壮族地区，情歌只有在歌圩的情境中才能充分显示出生活的价值。

民间文学的实际状况让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即城乡一体化进程迅速导致民间文学口传文本趋于枯竭，民间文学研究很难再从田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文本资源。如今，在大部分乡村，人们已听不到村民演述农耕生活的各种口头文学了。

（摘编自万建中《打捞失落的民间文学》）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在为民间文学传承人才的发掘、培养而努力。命名了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并通过民间文艺表演展示活动、民间文艺学术研讨及交流活动、民间文化传承人专题研修班等相关研修和培训活动，为培养民间文学传承人和研究学人搭建发展平台。

八年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经过一大批民间文学专家及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这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已经亮相。该数据库包含神话、传说、史诗、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民间说唱等，几乎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口头文学收集的原始资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堪称“民间四库全书”。尽力恢复民间文学曾经生存的民俗场，是破解民间文学传承难题的关键。否则，对传承人的保护就只能是暂时的，建立庞大的数据库可能也会治标不治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恢复民俗场。比如，受到现代文化娱乐活动的冲击，山歌这样一种民间文学形式也就失去了传承的民俗场。但是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兴起，完全可以在一些旅游景点开展山歌对唱的民俗表演活动，这种民俗表演既能够吸引游客，又能够培养新的传承人，不失为一种新的民俗场类型。

（摘编自王锦强《如何唤醒沉睡的民间文学资源》）

材料四：

从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的现状看，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还是必将逐渐湮灭？这个问题，是中外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以及对民间文学感兴趣的人们近年来一直关注并热烈讨论的话题。对此，笔者比较赞同前者。

不可否认，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着巨大冲击，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自然也难以幸免。这样来看，民间文学所面临的形势的确十分严峻。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不少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在当代仍然继续流传。例如情节生动、神奇的神话、童话，音节铿锵、琅琅上口的歌谣等，依然是许多父母和幼儿园的教师们教育、娱悦孩子时常常讲唱的内容；而与地方风物有关的各种传说，更是鲜活地存在和传承于旅游景点的导游们口中，为人们的旅游生活平添了无限生趣。尽管这些讲唱者可能是从书本上得到相关的知识，讲唱的环境也可能与传统的有较大差异，但这也是民间文学的有机内容，是它在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变异、调适的特殊传承形态。

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当代还涌现出了大量新的口头文学作品，包括都市传奇、笑话、鬼故事等等。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具有比较强的现实意义。对这类新的口头文学，一般人往往没有认识到它们也属于民间文学范畴。实际上，虽然其产生、流传的时间比较短暂，但它们均是由人民运用口头语言集体创作和传播的，从其体裁结构、艺术手法乃至某些观念基础等方面来看，又与传统民间文学一脉相承，它们不是“民间文学”又是什么呢？它们正是民间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传承条件发生巨变的形势下通过自身变异来获得持续传承的一种表现。

从发展趋势来看，传统民间文学作品中那些富于感染力和思想性的内容，将长期存活在人民的口耳之间，不过，它们必然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异，被讲唱的机会也将大为减少。但大量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新的口头创作，则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它们在现在和未来，都将是民间文学中占主要位置的部分。

（摘编自安德明《变异与永恒——民间文学的现状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