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认为，在西方人眼中，20世纪初仍以“台词的讲述”为基础的西方戏剧已经丧失其艺术表现力，显得“肤浅、贫乏”。而梅兰芳呈现的中国戏剧，其最迷人处就在于它融合了包括音乐、舞蹈、对白、动作等在内的各类艺术要素，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诗意的整体”，成为戏剧艺术中居于首位的“综合性的理想”。梅兰芳本人以在海外观众眼中“富有表情”的脸、眼睛，“令人信服”的双手，“最激发人想象”的音乐(歌唱)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肢体语言，完美地传达了中国传统戏剧唱、念、做、打程式中的审美特性，使得西方观众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和历史距离来理解他的艺术，窥探到京剧所表征之中华文化传统的历史厚度和民族特色。

梅兰芳在肯定传统、开发传统的基础上对京剧艺术进行了自由而又有限度、有规则的创新。在题材上选择中国文学经典故事或民间神话故事，编演古装新戏；在舞蹈上吸收中国武术中的剑法，创编《霸王别姬》里的剑舞；从成语“长袖善舞”中体悟意境，并根据旦角的水袖动作，研究出《麻姑献寿》里的袖舞；从古代绘画《天女散花图》的形象中创设出《天女散花》里的绸舞。因此，创新之后的京剧投射的仍然是戏剧传统的审美价值，是中国人熟悉的京剧，是符合中国人审美经验，与中国人的生活状况、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直接相关的。这些创新使得新编剧目如《霸王别姬》《木兰从军》等成为海外观众喜爱的节目，亦成为京剧的经典剧目。也正是这种对戏剧乃至中华文化传统的认知、尊崇及借鉴性创造使得梅兰芳能够向外国观众呈现出京剧最迷人、最绚丽的一面。

梅兰芳的跨文化戏剧交流及对京剧文化传统的创造性更新和精粹化，具有极其重要的跨文化意义。海外巡演的巨大成功使京剧摆脱了20世纪初被称为“遗形物”的抨击，成为中华戏剧文化的典范。京剧呈现了中国戏剧传统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强化了中国戏剧文化的本土特色和审美现代性，增强了梅兰芳在对外戏剧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信，为梅兰芳作为“中国文化大使”的文化担当提供了必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梅兰芳京剧表演呈现出的审美独特性，与当时西方的现实主义戏剧之间构成了某种本质的差异，使海外戏剧界人士意识到，中国戏剧比当时西方僵化、刻板的现实主义戏剧具有更为鲜明的艺术价值。京剧由此获得戏剧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意味，激发了日本戏剧界人士探寻他们传统戏剧的自我及保留真正传统的信心，推动了欧美戏剧理论和实践的现代主义进程。

要是我们立足于当代新锐的艺术人类学学科视野来考察，梅兰芳的跨文化戏剧交流所引发的西方戏剧界对本国戏剧文化的反省，其实让中国戏剧的价值获取了某种人类学的文化反思意义。在全球文化艺术交流和竞争空前频繁和激烈的当下，我们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保持坚定的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意识，以互为他者的关系建构为前提，才能构建出真正平等、对称的跨文化交流。

(摘编自曾澜《让外国观众看到中国戏曲“最迷人处”》)

材料二：

跨文化戏剧的样式千变万化，不能只以最早的那批西方先锋实验戏剧作为选择标准。事实上，与“西戏中演”这类文化杂糅感强烈的显性跨文化戏剧相比，中国戏曲里还有一些戏剧形式的跨文化属性相对隐而不彰。它们往往以“古典”或“传统”名世，却又实则是跨文化的产物。易言之，多元文化因子在它们身上的结合如盐入水，文化化合的完成度也更高，更重要的是，它们既同样获得过来自异域的喝彩，同时又是中国舞台上的经典主流和当然代表。

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揭示的，京剧其实是成熟于晚清的近代剧种，表演、布景、服装等方面已经不同程度地具备了现代性和跨文化特征。尤其是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与日本和欧美现代戏剧之间更存在着明确的相互影响关系，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跨文化戏剧的案例。再如，成熟于民国时期上海的主流越剧，以《红楼梦》《梁祝》等久演不衰的经典作品为代表。作为现代戏曲，越剧在题材类型、剧本结构、脚色制度、表演方式、编演关系、音乐唱腔、舞台形制、衣箱化妆、观众构成等方面，均已不同于古老的中国戏曲形式。这不仅是跨文化的产物，而且对多元文化要素的处理也更完善，已然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超越了所谓“话剧加唱”的生硬杂糅阶段。类似京剧、越剧这样的近代主流戏曲，不同于以文化杂糅为特征的试验性质的西方跨文化戏剧，它们通常很少将异质因素直接捏合，而是在受到某种异质文化的启发后，再返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去找寻与之相通但却被忽视了的类似传统，接着在后者的辅助下，将外来理念与自身的一贯特征相互融合，从而既完成了更新换代但又不会出现突兀排异。

(摘编自何恬《探寻“跨文化戏剧研究”的中国路径》)

乡 土 本 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各类媒介载体逐渐打破彼此间的对立竞争关系，实现扬优互补、融合发展、合作共赢，构建起一种全新的媒体运作模式和传播体系，预示着融媒体时代的正式来临。跨文化传播是指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共享和互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跨区域的一种“延伸”过程。在融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提升我国跨文化传播能力，优化跨文化传播效果，成为构建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融媒体时代给跨文化传播带来了先进的媒介技术，但是如果陈旧的思维不革新，再先进的媒介技术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归根到底，改变传播思维是重中之重。要坚持“受者本位”的传播原则。研究海外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接受途径和认知要素，摒弃“秀肌肉”“大喇叭”“高音炮”式的传播方式，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化“硬传播”为“软传播”，将文化以更持久的方式潜入受众头脑。特别是要融通中外概念、范畴、表述，强调“说理”的同时注重“陈情”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故事性叙述，以小见大，润物无声，从而淡化宣教、灌输的色彩，消解海外受众对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等异文化的抵触感。要注重运用非语言和视觉传播的技巧。非语言和视觉传播运用非语言传播符号，其视觉听觉的感染力往往优于语言传播，可以有效减少海外受众在语言转化过程中对文化符号的误读，增强传播的有效性。

融媒体时代，随着媒介技术革新，“内容为王”的观念受到一定冲击。但在新媒体语境下，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变的是信息技术、传播环境、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不变的是“内容为王”的信条。跨文化传播既不能“自说自话”，只传播政治性、严肃性内容，也不能过分依赖经典的传统文化符号。

一方面，要探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共性，打破受众认知要素障碍。共通性是传受双方进行传播行为的前提，所以在内容选取上注重普世价值和共通理念，将时代发展进步和国家繁荣富强，浓缩到一个个具体可见的普通人身上，让“浮动的符号”在进入不同语境后，也可以实现落地，从而引起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情感共鸣，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我国2017年制作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中国进入新时代》以七个普通人为切入点，充分运用“平民化”视角，用讲故事的方式，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时代发展和价值理念，有力提升了我国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要注重文化的差异性，挖掘优质的传播内容。坚定文化自信是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拥有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我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大量优质的传统文化资源还没有被挖掘和开发。所以，要深挖传统文化的精髓，避免机械输出海外受众熟知的经典文化符号，要突出内容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增强吸引力，激发海外受众的好奇心。如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古建筑以及经典古籍等，这些带有浓浓中国元素的文化内容，都是海外受众感兴趣的传播内容，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和隔阂。

（摘编自段龙江《我国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材料二

任何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任何解释一开始就有先入之见。适用于文本的前理解是理解的助力，反之会成为阻碍。没有人可以在不具备任何相关知识的前提下去真正理解文本，正是这些偏见本身可能成为阐释过程中的再创造，它不会使我们与文本分离，而是使文本向我们开放。前理解为理解者和阐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在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和阐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并使之与其他视域相交融，从而实现“视域融合”，而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就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一个全新视域构建的过程。

国际传播的目的在于使对方理解并接纳。面对西方社会的刻板成见，我国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着眼点，一方面在于调整我们的传播策略，改变单向度的传播惯性；另一方面在于研究西方的社会“偏见”因素，并相应地进行传播策略的积极调适。在此基础上，寻找共情的传播结合点，以西方社会可以“共情”的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转译中国故事的话语表达，阐释他们陌生而又富有价值、有趣的中国经验。这些丰富的信息，定然会引致其扩大视域，并与之交融，从而实现“视域融合”，实现一个全新视域的构建。

（摘编自张芳芳《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的文本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