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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铁凝

先前，每当我听到或看到林风眠这个名字，就想起一种闭眼迎风而立的小鸟。这个莫名其妙的联想悠远而顽固。自那时起，我面前便常有几张林风眠画册的散页：一种发黄的卡纸，16开大小。纸上有瓶中的花、水中的天、天中的水，也有淡淡着色的仕女。后来我才懂得，这是一种出版规格不高的出版物。这几张散乱的画页，竟伴着我和我的家，几经周折幸存到今天。在家中的书画连连失散，又常常被筛选着作为废纸变卖的岁月中，我不知它们怎么留存了下来。有一次我面对这几页越来越黄的纸问父亲，一定是他精心保存下来的吧。他说，并非。他说先前他并不喜欢林风眠。他说的先前自然是青年时学艺术的他。他甚至告诉我，在展览会上他们面对林风眠的原作，都很不以为然。那时他们正学着一种很是被青年称道的画风，那画风始于苏联的契斯佳科夫和列宾，人们称之为“苏派”。青年人喜欢苏派写实的魔力，喜欢它笔触和颜色的“帅”劲儿。而林风眠却被青年人、被艺术界冷落着。

“现在呢？”我问父亲。

“现在当然不一样了。”

这“不一样了”便是对林风眠的认可吧。这或许就是艺术的沉淀和我的沉淀的道理。

我不知他人认识林风眠，是否都经历过由不认可到认可的过程，但这位艺术大师对于我，也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虽然我不是一位造型艺术家，没有受过苏派写实主义的影响。

我常想，是什么原因使我认可了林风眠的，而这，明明是在我于纽约、于奥斯陆^①欣赏了许多大师的杰作之后。那时我站在伦勃朗、梵高、蒙克的作品前，想到过许多中国艺术家，但还是没有林风眠。

去年在北京，路过中国美术馆，偶见林风眠画展的广告，便信手买得门票走了进去。不知为什么，眼前的林风眠突然变作了另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几张瓶中花、水中天和仕女们都在，在这里却变得光彩照人起来，一时间我心情激荡甚至胜过了在纽约、在奥斯陆的博物馆里。如果我对前者的激动里包括了一种新奇感和神秘感，那么现在分明是受了一种光彩的照耀，因为墙上的作品实在是发着光的。几天后我回到家，连忙又翻找出那几张发黄的卡纸，那几张印刷品也突然新奇起来。

我从未大言不惭地说，现在我已懂得林风眠了。但我完全可以说，林风眠的画分明已和我有着交流了。

任何艺术作品（文学也一样）都要被历史做些沉淀的。在艺术作品本身正经历着沉淀的时候，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正经历着沉淀。经过了这种沉淀，读者和艺术、艺术和读者才走到一起来，这又仿佛是艺术对你的认可。

林先生创作最旺盛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中国文艺界正经历着风风火火，而林先生的家门却总是紧闭着，紧闭到你“叩其门才轻轻地启开一条缝”。有人说这是林先生的与世隔绝，又有人说并非如此，因为他的艺术主张一开始分明就希望遥领世界的回声。为此他还崇尚过法国属于表现主义激进派的画家卢奥，创作过像《人道》《痛苦》《悲哀》那样直面人生的油画巨作。我想，林先生的“关门”，大约是为着关住他那一份不受世俗干扰的情感吧。

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时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去领略宇宙领略一个时代；有时却要把门关得紧紧的，让眼睛只盯住你眼前那一方白纸。这是不是林先生的一生？林风眠也曾“开门”，那时他连最普通的几株树、几间小屋、一条小河都百看不厌；连最没意思的电影他都认为“有形象，有动作，有变化，就有趣”。待到林先生关上门时，门就久叩不开了。

几年前，孙犁先生在读过我的一篇小说后曾有封信给我，那封信竟成了人们研究我那篇小说的经典。孙犁先生在信中述说了他读我那篇小说的愉快，他说：“我想：过去，读过什么作品以后，有这种纯净的感觉呢？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苏东坡的《赤壁赋》。”

孙犁先生的信，才诱发我又找来了《赤壁赋》。仔细读来，果然也萌生了几分“感觉”。原来你懂了“七月既望”便是七月十六日，你懂了“桂棹兮兰桨”便是桂木为棹、木兰为桨，并非懂得了《赤壁赋》。是孙犁先生提醒了我，原来《赤壁赋》里还有愉快。

我不断领略着《赤壁赋》所给予我的新意，直到不久前在收音机里听到著名播音员夏青的又一次朗诵，才恍然大悟：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原来自己是经历了一场身在宇宙间的沉浮，而给予我生命和力量的，又分明是这个变幻无穷的宇宙。却原来，天地之间“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至此，难道你真不能生出些纯净的愉快吗？

我永远也不会不自量地将我的小说与《赤壁赋》相提并论。在一个被历史沉淀下来的名篇面前，我只能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然而，作为一个读者的我，每一次有意识地阅读和欣赏，便有一次对自己的沉淀。这也便是一幅瓶中花、一幅水中天、一幅天中水、一个看似其貌不扬的仕女越来越灿烂的原因，这个沉淀下来的你，其实是靠了它们的造就。

我面前还是这几页散乱发黄的卡纸。

（有删改）

文本一

小镇大树

叶为宝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葛源镇，是一个不大的镇子，九十多年前曾是红色赣东北省的首府，这里写满了红色的历史。虎年春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了葛源。葛源镇文化站的杨李佳站长给我做向导，陪我寻访方志敏同志的足迹。

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我们来到一堵围墙外面，老杨停了下来，说：“这里是列宁公园，是1931年方志敏建造的！”我抬眼望去，只见公园大门上“列宁公园”四个繁体大字遒劲有力，赫然在目。我们拾级而上，走进公园。老杨边走边介绍：“这座公园应该是我党历史上建造最早的人民公园之一了，园名是方志敏定的，也是他亲笔题写的。”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了一棵大树下。老杨充满自豪地对我说：“葛源人民引以为荣的不仅是拥有这座列宁公园，更因为园内有方志敏亲手种下的这棵梭柁树！”方志敏同志亲植的树！我不禁肃然起敬。

我满怀恭敬地站在树下，仔细打量着这棵老树。它树干粗壮，需三人才可合抱，高达十几米，一派枝繁叶茂。梭柁树是常绿乔木，树质坚硬，雨雪风霜不易摧折。我想，这大约是方志敏同志选择栽种它的原因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时值晌午，我们站在树下，享受着大树带来的清凉与平和。一阵清风吹过，梭柁树发出沙沙的响声，低吟浅唱中，仿佛在诉说当年血与火的历史。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敌人的“围剿”下，苏区政权和红军战士连生存也是一种奢求，为何方志敏还要建公园植绿树呢？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对未来美好中国的憧憬：“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我想，他一定是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建造这座公园的，他一定笃信，他栽种的梭柁苗定会长成参天大树！

“方志敏建公园植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老杨娓娓道来，“当年上海法租界有座‘法国公园’，1922年夏天，方志敏和朋友散步来到这座公园附近，本想进去看看，但门口的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准进园’——让方志敏义愤填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公园却不让中国人进，还如此羞辱中国人！方志敏暗暗立志，一定要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一定要让中国的劳苦大众也拥有自己的公园。九年后，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苏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一派繁荣景象，于是他着手建造了这座列宁公园。”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列宁公园是后来修复重建的，方志敏建的公园已经毁于战火了。”老杨继续介绍，“1934年10月，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后，赣东北省首府葛源失陷，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疯狂的报复，列宁公园被炮火所毁，园内绿植只有这棵梭柁树因其木质坚硬，幸免于难。”听完老杨的介绍，我发现眼前这棵挺立的大树，竟是如此的伟岸。

出了公园，老杨还介绍了一位朋友给我认识。他叫刘福炉，今年六十八岁，是当年苏维埃政府妇女主任廖桂秀的孙子。刘福炉告诉我，当年他奶奶常参加在列宁公园举办的各种慰劳红军战士的活动。刘福炉老人身体健朗，精神矍铄，退休前的工作是护理园林。他说他每天早晚都会和伙伴们来到列宁公园，或是溜达散步，或是下棋打拳，每天过得无比安闲与幸福。

第二天清早，我登上葛源的东山岭，远眺葛源镇。曙光初上，小镇格外地安然恬静，谁能想到，这儿曾是一片历经血与火洗礼的土地。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东西正在消失，但有些东西却是永恒的，就像这座公园，它正在老去，但里面的那棵梭柁树承载的记忆却是永恒的，这种记忆存在于人民的心里，永远不可摧毁。

远处，葛源的田野里荡漾着绿色的波浪和泱泱春水，一切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列宁公园在一片黄墙红顶、错落有致的民居环抱之中，犹如这片大地上的一座火炬台。我仿佛看见了那棵梭柁树，是的，它一直都在我的心中，它是一尊方志敏的巍峨雕像，是一簇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焰！

（选自《啄木鸟》2022年第5期）

文本二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何立波

方志敏很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把他们的生活记在心头。在敌人对赣东北苏区实行封锁的恶劣环境下，他时刻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生活。如农民购买农具、耕牛或做小生意缺少资金的问题，食盐及各种日用品缺乏问题，还有婚姻、孩子上学、开办俱乐部、清洁卫生、白区迁入群众的安置、老弱病残救济直至桥船路等问题，在方志敏的关心下，都被苏维埃列入议程，想方设法妥善解决，成效卓著。在方志敏的倡导下，苏区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赣东北苏维埃省会葛源办有省属列宁小学，各乡有列宁完小，各村有列宁劳动小学。15岁以下儿童能够入学学习，各级列宁小学均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方志敏对广大群众的卫生和健康非常关注，他提出要给劳苦群众普及卫生常识，提出经常组织卫生运动，开展卫生检查，散发卫生宣传单。为增强人民体质，方志敏发出了“要尽量发动群众的体育运动”的号召，接连几年春季和秋季，省苏维埃都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省、全军或儿童体育运动会，充分显示了苏区军民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方志敏还在百忙中亲自设计和筹划修建了供地方干部群众休闲的列宁公园、游泳池和红色广场，努力营造欢乐和谐的氛围。赣东北的群众过上了从来没有过的物质、精神上的好生活。

（选自《人民网》党史频道）

红毛线，蓝毛线

梁衡

在西柏坡村口立着五位伟人的塑像，他们是当时党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当五大领袖住进这个小村时，并没有什么金银细软，只有一身灰布棉制服。刘少奇带着那只跟随了他多年的文件箱，粗粗笨笨，一盖上盖子就可以坐人，还有一个二尺宽、齐膝高的小桌。少奇同志就是伏在这个小桌上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写好后，就去村口召开全国土改工作会。露天里搭了一个白布棚算是主席台，从各边区来的代表就搬些石头散坐在棚前。这将是一次要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啊。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悟，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其他都是多余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

这个朴素的会议讲出了中国农民一千多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这场火着了又熄，熄了又着，总没有着个透。现在终于大火熊熊，铺天盖地。土改是开启土地革命这股洪流的总闸门，但开启仪式竟是这样的平静，没有红绸金剪的剪彩，没有鼓乐，没有宴会，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这个木柜，这张二尺小桌，和河滩里这一片曾作为会场的光秃秃的石头。

1948年5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后也来到了这里。五位书记又重新会合了。毛泽东决定在这里摆两着棋。第一着是打三大战役。他布置了一间作战室。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不到30平方米，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作战科用，一张情报科用，一张资料科用。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讲解员说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势态。这时南京国防部的大楼里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他们绝对想不到共产党会这样穷。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们爱穷，他们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生活的清贫，工作条件的清苦，清澈见底地表示着他们的一片心，这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和他的参谋班子就是在这间最简陋的指挥部里和蒋介石斗法。这反倒生出一种神秘，就像武侠小说上写的突然有一个貌不惊人的高手随便抽出一把扇子或者一根旱烟管就挑飞了对方手中的七星宝刀。作战室旁那个有一盘小石磨的小院子里，毛泽东在石磨旁抽烟、踱步，不分日夜地草拟电报，据统计，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封电报。电报发出了，作战参谋们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共产党的每个普通干部在延安大生产时就学会了纺毛线，想不到这毛线今天派上了这个大用场。黄维在淮海战役被俘，改造出狱后坚持要来西柏坡看一看，当他看到这间简陋的作战室时，感慨歔欷，连呼：“蒋先生当败！”蒋介石怎么能不败呢？共产党克己为民，公心弥盖天下，已经盖住并熔化了敌人的营垒，连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都服而不归了。

一着武棋下完，再下一着文棋。1949年3月5日，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了。现在会议室里还保留着原来主席台上的样子。说是主席台，其实就是伙房一头的墙上挂一面党旗，旗下摆一张长方桌，后面放一把旧藤椅。台两侧各有一张桌子是记录席。没有麦克风，更没有录音机。毛主席坐在长桌后面，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每个人从自己的家里带个凳子。会议开了8天，委员们仔细地讨论军事、政治、党务等大事。轮到谁发言时就走到那张长桌旁面向大家站着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亲自记录，不时插话。领袖与代表咫尺之近，寸许之间。五大领袖走过雪山草地，到过东洋西洋，统率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有的还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融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伟人者，其思想、作风、境界、业绩已经自然地达到了一个高度，如日升高，如木参天，如水溢岸，你想让他降都降不下来，他当然不会再另外摆什么样子。

1949年春的中国共产党五大领袖，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北方小山村的旧伙房里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决定着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该怎么办。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通过了自己的“陋室铭”。毛泽东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诚，其行之洁，天地可鉴。当年袁世凯登基光龙袍上的龙眼珠就值 30万大洋，而共产党为新共和国奠基却只借用了一间旧伙房。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并不大。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

（选自《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