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如今人们常常说到的一个关键词是“回暖”或“升温”。这个关键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诗歌基于共同感受基础之上的一种判定，也有种种现象可以证实着人们的这种判定。

其实，新诗文体形式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滞，也从来没有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同时，不只是新诗，当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人数及作品数量同样得到了几倍的增长，旧体诗词的采风、研讨、吟诵等活动也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社会在进步，思想在演进，人们在改变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对于诗歌的成见，能够重新以一种客观、冷静、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诗歌和诗人了。越来越多的人，在以诗歌为载体，非常便捷地交流感情，传递智慧，散发温馨，乐享生活。在诗歌面前，人们似乎打破了年龄、职业、地域等种种限制，实现了平等并超越于尘俗之上。

诗歌与新媒体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密。如果说10年前网络诗歌海量涌现时，不少人发出的“网络媒体的勃兴挽救了诗歌”之类的断言不无道理的话，那么，今天的微信传播平台，让诗歌进一步活得更加自由、自在和舒适了。诗歌的短小、快捷等文体优势，遇到微信平台，可谓如鱼在水。

还有，电脑与手机的结合、联动，让诗歌呈现了崭新的景观和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中国诗歌网一开始就拥有电脑端、手机端、APP三个端口，随后又申请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传播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全方位的立体多向传播。中国诗歌网以建设“诗歌高地、诗人家园”为宗旨，以繁荣诗歌创作，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引领网络诗歌发展方向为己任。中国诗歌网的问世，结束了多年来没有官方诗歌网站的历史。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前些年的梨花体、羊羔体，诗歌常常遭人诟病，许多诗人也常常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羊羔体遭媒体热炒的时候，许多人甚至连诗歌文本读都没有读过，就想当然地认为羊羔体完全是不好的、负面的、应该否定的东西。殊不知，一旦接触羊羔体作者车延高的诗歌文本，平心而论，其中不少诗作还是颇具诗意、内涵和境界的。

综上所述，当下诗歌回暖升温的氛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原因也不难找出：有科技发展和新媒体的因素，有诗歌和诗人自身的因素，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有人心变化的因素。有人对新媒体与诗歌发展的关系看得很重，认为技术革命因素对今日诗歌回暖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个人觉得技术力量仍然是一种外部因素，最重要的应该是社会环境和人心变化所致。尤其值得欣喜和令诗歌界振奋的，是政府对诗歌文化的高度重视，这对当下诗歌气候的回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诗歌的复兴与再度辉煌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摘编自杨志学《当下诗歌回暖与升温》，有改动)

革命历史题材戏曲是现代戏的一种重要类型，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兴起到今天，积累了大量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五十年代的《刘胡兰》《江姐》等剧目，植根于真实历史，借鉴自歌剧、小说，同题材剧目不断重塑与上演，成为红色经典。六七十年代，样板戏是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的一个高峰，高度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艺术审美理念。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化多元、思想解放、文艺互鉴愈加密切等原因，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呈现出多样面貌。无论是复刻红色经典，还是对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进行再解读、再阐释，抑或是开掘新的革命文化资源，都反映了此类作品在不断更新着表达，积累着价值，走向新的传统。

礼赞英雄、致敬崇高是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的重要传统。新时期以来，这一传统的艺术表达更加丰富。一类作品以党史、军史、国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主要内容，塑造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坚定信念、舍生取义的英雄形象，呈现出崇高与壮美的审美气质。例如楚剧《中原突围》、秦腔和京剧《西安事变》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楚剧《虎将军》，京剧、川剧《江姐》，晋剧《刘胡兰》，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等，表现和重塑了几代中国人记忆中的英雄形象。另一类作品，更多地转向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更加关注宏大历史中的微观景象以及历史中心之外的边缘群体与事件，着意刻画人性幽微与情感跌宕，特别注重人的心灵成长和精神蜕变，在价值判断上不再简单地二元对立，在人物塑造上克服了脸谱化倾向。例如粤剧《驼哥的旗》、赣南采茶戏《山歌情》、吕剧《大河开凌》、评剧《母亲》等，通过普通人在非常境遇中的抉择，表现了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成长、边缘群体在主流精神激励下的蜕变。这样一种从平凡向伟大的转化，从低微向崇高的升华，同样产生了英雄，诞生了崇高。

值得注意的是，当创作者克服了以往“革命至上”“英雄至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地追求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往往会在历史思维和价值判断上陷入新的窠臼，即刻意刻画平凡，回避崇高；拘泥小情感小世界，缺乏大情怀大境界；过多渲染历史的细枝末节，使历史主流疏离于舞台；人文诉求过度，历史深度不足。其结果是，艺术创作展现了一些历史片段和侧面，却远未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艰难曲折、伟大辉煌的真实历程。革命历史、红色文化与当代人的价值和情感之间缺乏深切的关联。观众往往有感于戏剧人物幽微细腻的情感触动，同情于人性在情理纠结中流露出的优柔，却难以体会革命年代英雄人物带给人的强烈心灵震撼和精神洗礼。当人们习惯于将人性的弱点等同于人性的多面性，英雄就不仅由“神”变成了“人”，还变成了有性格缺陷的“人”。甚至，在一些人看来，平凡与卑微才是人性，伟大与崇高不是人性，而是虚假的神性，不可相信。崇高，不仅遭到消解，还受到曲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正在形成新的高潮，要使这类创作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就应当正确认识新的传统，避免陷入新的窠臼。除了艺术上的锻炼与探索，创作者还应增强政治素养和历史素养，及时关注党史研究的新动向、新成果，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深刻的思考和准确的判断，综合把握作品的历史维度、美学维度和艺术维度，努力达到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革命性与人性的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关于城市建设，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表现为“明天的城市”模式，即按照理想兴建一个完美的城市，实现一夜之间的突变。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第二种理论表现为“拼贴城市”模式，即不是完全去掉旧的元素，是在此基础上把好的、新的元素拼贴进去，使这个城市既有新的元素，也有旧的元素。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这两种城市建设模式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明天的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是根据理性人为构建出来的。“拼贴城市”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不是靠一夜之间的创造突破形成的，而是历史文化自然演变而成的。因而，在前一种理论框架下，城市的历史只能是负担，是应该抛弃的；在后一种理论框架下，历史却是宝贵的财产，是应该尊重和珍惜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所想象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以西方为蓝本，唯“洋”是从，一度把钢筋、水泥、玻璃视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对城市的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完全视为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了城市建设模式的激进。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建设向来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智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在《清明上河图》、平遥古城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丝毫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它还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城市群落。第一种，“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以元大都奠定基础的古代北京为代表。城市方正规则，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对当时城市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城市的秩序是对宇宙秩序的复制，人间的秩序要对应宇宙的秩序。这种城市建设就寄托了这样一种追求。第二种，“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以湖南凤凰为代表。整个城市依山傍水，依照山水的自然曲线布局，充满湖诗意。这种城市建设体现了中国人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认为人应道法自然，城市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设计，山水自然，城市与人完美融合在一起。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凝聚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这三种城市建设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

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个性，最重要的不是空间上的拓展，而是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这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回顾历史并深入地反思与总结。城市发展要搞好建设，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地标是什么？城市文化母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城市地标模糊、母体过度损坏，那么这个城市就丧失了个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城市。

（摘编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