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

宗白华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地，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个使命是够伟大的!

那么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品，就是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濛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构思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

因为这意境是艺术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绘，像一照相机的摄影。所以艺术家要能拿特创的“秩序的网幕”来把住那真理的闪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的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构思。

然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论画语)。“是有真宰，与之浮沉”(司空图《诗品》语)，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荡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所以唐代大书家张旭见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笔法，大画家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说：“庶因猛厉以通幽冥！”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上说：

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缞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

诗人杜甫形容诗的最高境界说：“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前句是写沉冥中的探索，透进造化的精微的机缄，后句是指着大气盘旋的创造，具象而成飞舞。深沉的静照是飞动的活力的源泉。反过来说，也只有活跃的具体的生命舞姿、音乐的韵律、艺术的形象，才能使静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德国诗人侯德林（Hoerdelin）有两句诗含义极深：

谁沉冥到

那无边无际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他这话使我们突然省悟中国哲学境界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就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

（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海平面上升、严重干旱、极端高温、频繁的洪水等全球变暖引发的灾害，频频登上新闻的头条。人类与气候的关系已进入人们关注的中心，超越环境保护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

过去的社会与其生活环境联系得很紧密。人们从来没有得益于科学的天气预报，更不用说电脑模型。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靠的都是一代又一代习得的一些细微的环境提示，比如浓云密布预示着飓风即将到来，渔民和水手也能看出强风暴到来之前海洋涌浪方面的细微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往往是人们根据地方性的经验与理解而采取的地方性举措。如修建防海堤、将房屋搬到高处应对灾难性的洪水。古时的大多数社会都很清楚，他们受到气候力量的制约，而非掌控着气候力量。

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风险是全球性的，其严重性也史无前例。从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到基层活动家和科学家，有无数人士都已强调，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许多专家则提醒说，我们还有机会来纠正人类的前进路线，避免可能出现灭绝的命运。的确如此，只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我们其实继承了人类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巨大遗产。

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与祖先一样，我们属于人类；我们继承了与前人相同的前瞻性思维、规划、创新以及合作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也始终帮助我们适应着气候变化。亲族纽带与人类天生的合作能力是两种宝贵的资本，即便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也是如此。只需看一看美国西南部古时或者现代的普韦布洛社会就能认识到：亲情、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一些打破孤立的机制，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压力之时一种必不可少的黏合剂。分散和人口流动是两种策略。数千年的时间里，它们都是人类应对干旱或者突如其来的洪水所造成的破坏时极具适应性的方法。非自愿移民这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如今仍然是人类面对气候变化时的一种重要反应。我们经常会说到生态难民，但我们见证的，实际上就是古时人口流动的生存策略，只不过其规模真正庞大而已。

（节选自《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英]布莱恩·费根，[英]纳迪亚·杜拉尼/著，欧阳瑾、黄春燕/译，有删改）

文本二：

人类通过对抗和适应气候变化，逐渐掌握了稳定气候条件下的气候知识，从而采取适合其生存发展的社会行为并建立了社会关系。在变化的气候条件下，一部分文明因此消亡，而另一部分文明则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建立起新的文明形态。如果将气候变化看作一种结构性影响，那么对抗和适应则是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手段。对抗是人类对气候变迁的应急反应，而适应则是人类在气候变迁后与之长期共存的生存策略。

一是以对抗为基本手段的社会方式。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直接、最迅速的影响就是灾难。众多古代文明传说中都有对气候变化带来洪灾的描述。在苏美尔的神话记载中，皮纳特听到天神阿努纳奇的洪水警告，打造了一艘船，将物资运到船上，洪水果然出现，当洪水退去，皮纳特和妻子被天神赐予永生，从此孕育了苏美尔文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以及古巴比伦的神话，也是延用了苏美尔神话的模式，对洪水和方舟的描述如出一辙。大洪水的传说是农耕文明对于气候灾难的共同记录，不管传说内容是否真实存在，人类对于气候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手段是古已有之的。现阶段人类对抗气候变化最主要的手段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温室效应的产生，从而延缓气候变化对人类和其他物种带来的灾难。人类文明要通过减缓气候变化的发生而继续发展，不仅需要全人类达成共识，还需要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

二是以适应为基本策略的社会取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4年将适应气候变化定义为“通过调整自然和人类系统以应对实际发生或预估的气候变化或影响”。适应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从古到今，各种文明都是通过不断适应气候变化才发生了淘汰或延续，一旦气候变迁真正大范围影响到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人类社会的变迁将是必然发生的。与气候的不断变化共存已是人类文明需要面对的事实，如何形成适应的机制和手段将是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巨大挑战。

（节选自罗桥《气候变化视野下的人类文明历史》有删改）

现实主义是一种文艺创作传统。它既是指具体的写作方式和技巧，也是一种流派、风格和精神的代名词。这种“对于生活本来面目的描写”，并不是拘泥于个别生活现象、人的生物本性和零度评价态度的书写，而是要做到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真正现实主义的基本书写态度和原则。

20世纪以来，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互动影响之下，现实主义也具有了某种“开放性”，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一以贯之。当下一些文艺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小环境不乏“现实”元素，但却局限于几乎忽略清晰时代性的男女情爱和家庭矛盾的“杯水风波”，不能使受众从中领略人物生活于其间的时代“大环境”气息，更遑论这种大环境与人物活动小环境的高度融合与统一。而当这样看上去十分吸睛的“杯水风波”又与码洋、票房、收视率直接挂钩之时，其剧情的狗血、人设的崩塌、伦理的无底线就不足为怪了。

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任务就在于，艺术再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呈现能够“直抵人心”的、具有鲜明现实或历史时代印记的生活。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老舍、曹禺及其作品，中国当代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作品都是如此。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等人物为中心，表现改革开放背景下国企、集体和个体经济的浮沉与进取。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应以细腻而真切的描绘，表现世纪转折之际中国人个体和群体的情感心理、行为风范、人际关联、道德伦理等要素，不仅展现基于时间之维的多向嬗变，也尽可能地再现基于空间之域的多元态势。

现实主义创作的至高境界是创造史诗般的作品。处于伟大复兴征程之中的当下中国色彩斑斓、精彩纷呈，具有“史诗”气象的现实，有着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同时，在中华文化和文学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历经70年的共和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文艺大国迈向文艺强国的绚烂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应该说，从书写的对象到书写的情境与基础，中国文艺已经具备了“新史诗”创作的基本条件，书写“新史诗”的雄心和责任也正在传递给每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

以现实主义方法和精神去创造新时代的民族叙事和国家叙事，理当成为一个基本遵循。在这当中，恪守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新史诗”创作的基本内核，即尽可能地去还原历史原态和价值，去呈现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而不是逞一时之快，虚化、戏说、想象、曲解和解构历史原态。如果从更为远阔的境界上讲，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当代中国文艺的“新史诗”，还需要关注全球人类一般形态的现实生活，并给予体验、审视和反思。这样，或许就会使这种书写既具中国视野与中国情感的专注性，又有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在最大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宣示中国文艺“新史诗”的民族风格和世界意义。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0日，《以现实主义精神创造中国新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