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发展早期对用户和商家都很友善，对商家的抽成不高，对用户甚至进行倒贴式的补贴，目的就是赢得用户和商家，战胜其他平台。作为企业，平台也要盈利，适当的抽成无可厚非。但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优势地位的形成，两边通吃的现象愈演愈烈。平台对商家的抽成越来越高，给用户的实惠越来越少，平台上的价格常常高于实体店，演变为一种“技术性牟利”。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烧钱大战而存活下来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掌握了大量的用户和商家资源，拥有了顶级流量，成为了对用户和商家都具有话语权的互联网巨头，开始收割流量红利，“大数据杀熟”就是较早进入民众视野的收割方式。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分析用户每一次消费记录，掌握用户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等相关信息，“熟客”反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支付了比“生客”更高的费用。

（光明日报《警惕“技术性牟利”沦为翻版大数据杀熟》）

材料二：中国传媒大学沈浩教授介绍，消费领域的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指向“个性化推荐算法”。平台对获取的用户基础数据和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后，就能给一个用户贴上成千上万个标签，完成用户的数字画像。平台清晰地记录着用户的身份信息、使用喜好、消费习惯等，这样可以方便机器识别，甚至深层次预测用户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商品推荐。

在个性化推荐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深度学习算法后，平台甚至可以摆脱对“用户画像”的依赖。也就是说，不管生客还是熟客，平台瞬间就能完成商品推荐。原本给用户提供便利的互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没想到却成了一个杀熟“利器”。在网购中，同物不同价的大数据“杀熟”行为既消耗了卖家诚信，也消耗了买家对品牌的忠诚度和黏性。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很难断定卖家违反了哪款具体条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卖家一定违反了诚信经商应有的操守和底线。

（北京青年报《大数据“杀熟”套路不可不防》）

材料三：禁止“大数据杀熟”，徒法不足以自行，关键还得看落实。就眼下而言，一些现实问题亟待破解。一方面，处罚力度似显不足。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对有不诚信经营、滥用技术手段设置不公平交易条件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线上经营者，可通过约谈等行政指导方式予以提醒、警示、制止，并责令其限期整改。有的线上经营者实施“大数据杀熟”时间较长且交易涉及消费者众多，如果仅通过行政指导方式进行处理，其处罚和震慑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大数据杀熟”的判定标准虽已明确，但如何举证、谁来举证仍是大问题。消费者与经营者就“大数据杀熟”发生纠纷，有必要实行“举证倒置”，对经营者的各种说辞，监管部门也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依法严格核实查处。

“大数据杀熟”之所以存在，不仅在于平台拥有数据优势，也在于市场开放性和透明度不足。治理“大数据杀熟”现象，不是要“杀死”大数据，而是要善于借力，形成监管和治理的合力。监管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大数据网上监管平台，提高对各种隐性“大数据利用”违法行为的查处能力。要积极落实相关规定的要求，将消费评价权保障、信息使用等纳入重点监管和治理范畴，与时俱进升级监管手段，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打造让消费者放心与满意的互联网法治环境。

（CCTV《治理“大数据杀熟”重在对症下药》）

材料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未来的关键在于，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让更多的人具有三个重要的语言意识：工具意识、资源意识和文化意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经济、开展学习、交流信息的重要工具，是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工具，是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的民族团结精神的纽带。经过多年努力，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和作用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它的推广和使用越来越重视。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和广泛使用仍是一项重要任务，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采取措施，进一步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语通心”的工具作用。

在党和国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指导下，将农村地区的民族语言或方言作为资源的意识近年来有所提升。我国农村地区广大，通常我们所说的语言资源丰富主要表现在农村。语言学者付义荣认为，针对乡村振兴，中国语言学应解决的问题包括：城乡融合中的语言问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语言问题，乡村社区重组中的语言问题，乡村教育中的语言问题，乡村治理中的语言问题，等等。其实，乡村振兴中的语言资源意识不只是语言学界的事，它还涉及更深层的社会语言资源意识的深化。

有专家据“十四五”规划预计，未来15年中国大概还有2亿人要进城，那必然会对农村的语言生活和语言资源产生进一步影响。语言及其传递的信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扩散，急速改变农民的生活。中国农村越来越多的人将告别传统农业社会的语言生活，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有必要让广大干部群众科学地认识各民族语言和方言的资源属性和多元价值，培育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科学语言观。在乡村振兴中，乡村语言资源既可以发挥经济作用，也可以发挥文化作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将很快告别传统农业社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华五千年文明总体上是农业文明。丰富的农业文明知识是通过华夏语言来传递和记录的。当今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变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农业文明的语言传递即将转型，传统农业社会语言和农村语言生活将成为历史、成为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宝贵文化遗产。

一是农业社会语言。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能社会转变，传统的农业社会词语正在衰变。比如，除了书面文献中的保留外，大量农业名物词语或将退出语言生活系统，而农业耕作词语、地名、耕地名、农业谚语等，如不加保护，若干年后也可能被谈忘，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也将随之消失。因此，记录保存中国农业文明中的语言文明，以及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化名物事件，成为乡村振兴中不可忽视的语言工作。

二是农村语言生活。现有的农村语言生活参与者将是中国最后一批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传统农业社会的耕作语言交流都将成为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在这个临界点，抢救性地搜集、记录和整理这一代农民的语言和他们的语言生活，让后人牢记祖辈对人类的贡献，激励人们不断奋进，这对让中华民族能够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工具到资源再到遗产，不只是对语言性质和功能认识的变化和深化，更在于它使我们意识到语言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复杂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框架内，从中国告别传统农业社会的分水岭、临界点来观察和认识语言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我们需要行动起来，我们需要通过对语言意识的唤醒，用语言行动来具体描述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和现实，解释中华语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中的新时代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的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需要对农村语言文字生活和各种问题进行全面地了解，需要深入到乡村，到乡村语言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和奋斗。

（摘编自郭熙《乡村要振兴语言来帮忙》）

材料二：

乡村语言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民风自觉；既需要提高信息上传下达的速度和数量，又需要提高信息传递的质量。

构建和谐语言生态。随着推普工作的深入和乡村重组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将成为双言双语甚至多言多语社区。要注意构建以普通话为主、以其他语言或方言为辅的和谐语言生态，科学规划不同语言在不同场域的功能，确保乡村治理和各类人群生产生活所需信息得以顺畅有效传递，助力乡村稳定健康发展。

提升乡村语言文明。语言文字的规范、文明使用是传递权威正确、健康积极信息的前提，是促进乡村治理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因此，在语言形式上要增强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意识、语言规范意识和语体意识：在语言内容上要使用礼貌健康的语言，杜绝遗风陋俗，抵制谣言恶言。

推进乡村智慧治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互联网+”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村民个人或家庭既是治理对象，又是治理主体；既可以使用智能型终端及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如社交软件、公共服务APP软件等）及时接收各种治理信息，又可以通过为相关部门及时获取民众对治理的实际需求与满意度提供数据支持，对其治理措施发生影响。

（摘编自银晴、田静、苏新春《语言何以助力乡村振兴》）

材料一：

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存事实。社会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作为分配各人的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似乎是最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是因为这是安稳既存秩序的最基本的办法。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想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社会里很多可能引起的纠纷也随着不发生了。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童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一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作为一本完成于1947年前后、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书，《乡土中国》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是因为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变，但是许多乡土的、乡村的或者说基于人际关系的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东西在城乡之间似乎都还存在，比如我们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性的生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实际上这些都与乡土社会原有的共同体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今天重读《乡土中国》，无形中就可以去认识变化前的乡土中国，然后再去理解如今变化后的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在1948年出版的，当时大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未来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究竟怎么不一样，新中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费孝通当然是在思考像这样的关乎未来中国走向的大问题。他强调了当现代国家建立后，必须把一个原本是内生性的互惠关系放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当中，使得一些公共利益转化成了私人的交换。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没有完全讨论到的，却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需要注意的。

与此同时，在现代国家里同样解体的还有双轨政治，费孝通在《乡土重建》里强调了双轨政治，也就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两条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轨道，另一条是民间自发的自治轨道。当国家力量过于强大，一直深入到基层社会后，因为很多时候不熟悉地方的生活特征，所以就会带来一些特征性的转化，如今我们对基层的改造也面临乡村治理政策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和可持续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乡村治理如果不能使基层百姓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让他们发挥力量，那么就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危机，所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到的自治性隐含了给予乡村社会自我发展空间的一种期许。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乡村治理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当国家过度下沉到乡村以后，可能会带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一些问题。

当今的中国已经选择了从一个自我封闭起来的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世界，通过诸如“一带一路”等不同文化、文明互鉴的举措，试图用中国曾经的文化逻辑服务于世界文明，从而寻求在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中化解矛盾。因此，人类学、社会学应当注意基于互惠社会的研究价值对未来中国走向世界所具有的指导价值，基于这种互惠原则，未来中国将从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存在变成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存在。这其中会遭遇许多挑战，也会有许多博弈，但中国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费孝通曾经讲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得到了今天许多人的赞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跳出了原来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关注到从乡土社会进入到世界社会之后大家如何相处的一些原则，这四句话无形当中也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摘编自赵旭东《从<乡土中国>中理解中国社会》）

湖南沅陵县麻溪铺镇马家村曾是一个较为涣散的村。近年来，村里成立了“幸福基金会”，对遵守公序良俗、村规民约的典型代表进行评选奖励，评选孝老爱亲好儿媳、教子有方好父母、见义勇为好榜样、互帮互助好邻居、勤奋上进好学生；组建了村民志愿者服务队伍，带动全村开展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明显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