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丁玲

上海这年的夏天很热闹，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

是八月间的事吧。也频忽然连我也瞒着参加了一个会议。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引起了也频更加浓厚的政治兴趣。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的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十一月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

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

一月十七号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镇静下我的心。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我疯了似的又跑回了家。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

第二天沈从文来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线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

十号下午，看守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我回到房后，打开了也频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在后来我被捕时遗失了，但其中的大意我是永远记得的。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他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有强烈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材料寄出来给我。他既不会投降，他估计总得有那么二三年的徒刑。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很年轻。他不会让他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他的署名是“年轻的爸爸”。

他这封信是二月七日白天写好的。他的生命还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样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那天夜晚，统治者的魔手就把那美丽的理想，年轻的生命给掐死了！当他写这封信时，他还一点也不知道黑暗已笼罩着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生命的危殆，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只能留下这一缕高贵的感情给那年轻的妈妈了！我从这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啊！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事好，就走到窗前去望天。天上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

后来又有人来告诉我，他们是被乱枪打死的，他身上有三个洞，同他一道被捕的冯钨身上有十三个。他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二十年来我没有一时忘记过他。我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他人是死了，但他的理想活看，他的理担就是人民的理想，他的事业就是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这事业是胜利了啊！如果也频活着。眼看着这胜利，他该是多么的愉快；如果也频还活着，他该对人民有多少贡献啊！

（有删改）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各题。

土炕

梁衡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还是乡村。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新闻就在炕头上。

1993年7月我到山西苛岚县保护区采访，回来时遇大雨。进招待所后衣服拧一把水就放在炉子上去烤，再往灶腊里加一把火，人就直接钻到炕上的被子里了。两个县委通讯员也光着身子陪我说话，不知怎么就说到农村教育上去了。说现在的教材是为考大学设计，而农民子弟考大学很难，就干脆连初高中也不念了。县委认为应改革现行农村教材和教学体制。我一听，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在炕头披着被子就着炕桌，让他们继续说，随即整理成一份“群众来信”内参稿，立即发报社。 一个月后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回报社值班。一天中午，报社教育部的朱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高喊：“今天咱们报纸可露脸了！上午全国教育会议闭幕，请万里副总理到会讲话。他说，我就不讲了，这里有一份《光明日报》的群众来信，我念一下，这就是我的意见。”万里念的正是我写的那个内参。第二天，内参公开登上头条。有谁能想到，那稿子来自一条山中雨后的热炕头上。小炕头直接连着大会堂。

山西神池县，为高寒风沙之地。山大沟深，去的记者很少。我曾进山在炕头上采得两个大写的人物。 一个是乡村女教师贾淑珍。十七岁嫁到这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这里交通极不方便，到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通车，吉普车开到山脚下，我们手脚并用爬山而上。这个地方派不来教师，而孩子们也没法走出去上学。贾淑珍就在自己新婚后的炕上办了一个炕头小学，找了一块杀猪案板，从炕洞里掏了一把烟灰刷一刷就是黑板。这一办就是二十五年。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子因为有了她再没有一个文盲，全村三十岁以下的都是她的学生，还出了两个大学生，几个中专生。

她自己有三个孩子，每次坐月子只休息七天就上课。她的孩子在不会翻身时用两个枕头压在炕头上，会爬时就在墙上钉一根绳子拴着。再大一点就下地扶着炕沿走，看炕上的小哥哥姐姐读书。直到我去的前三年，村里面才为学校盖了三孔新窑洞。但仍然是在炕头上教学，有四十二个学生。我说给大家照张相，孩子们就一窝蜂地跳下炕，争着在地上找自己的鞋。我盘着腿在炕上采访，窗户上有一盆红色的石榴花儿。窗外一只大红公鸡，隔着玻璃咚咚地要啄吃那红花绿叶。公鸡、红花，一群叽叽喳喳的娃娃。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炕头授课图？这就是中国的乡村教育。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又逢高考。传媒总是热心报道那些大城市里赶考的壮观场面，关注几个高考状元。有谁知道这深山里还有一所炕头小学，还有一个将青丝熬成白头的乡村女教师呢。

另一个是我在炕头上采访的八角村植树老汉高富，写他的那篇《青山不老》，二十五年后收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

退休之后，我因文学采风做乡间自由行时，仍见炕生情。在陕北旅行，几乎每一个炕头上都有动人的故事。彭德怀率军与多于我十倍的敌军周旋。他躺在窑洞的土炕上，听着头上胡宗南士兵的脚步声，却临阵不慌。沙家店战斗，一口吃掉敌人三千。而在佳县窑洞里的一个土炕上，毛泽东深夜工作，饿急了，只好拿红枣充饥。第二天，警卫员收拾房间，只见地上满是枣核和烟头，而炕桌上却有一篇新写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西柏坡村的小土炕更是神奇，毛泽东从这个炕头上发出了190封电报，指挥了三大战役。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再具体一点说是最后一个土炕指挥部。当时的五大领袖全是南方人，他们小时也都未睡过土炕。然自长征北上，转危为安，节节胜利，盖因睡土炕而接地气乎？神奇的土炕，真是“既能下得厨房，又能上得庙堂”，小戏、大戏都能唱。

有一年我到青海湖边采访王洛宾的旧事。高原寒冷，我是盘腿坐在土炕上完成采访的。当年王洛宾就是因为在一个车马庄的土炕上，看着灶口的火光，听着老板娘美妙的歌声， 一念心动留下来采风，才有了那首名曲《在那遥远的地万》。我口问笔录耳听，面前的尕妹子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花儿”，好像泉水淙淙，永远也淌不完。外面微风过野，雨声潇潇，你不能不承认这大炕就是一张生发艺术的温床。我又想起民歌里许多与炕有关的唱词：“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而李季、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且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李诗“崔二爷怕得炕洞里钻”，贺诗“米酒油馒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这些诗句从娘胎里就带着土炕味。我去看过中国最东北端的大炕，不但大而且还有俄罗斯壁炉的味道。而我看到的最大之炕要数南疆的民居土炕了。 一间屋子里，炕就占了一大半。全部待客、宴请、喝酒、唱歌、吃手抓羊肉等，都是在炕上举行。幸亏我炕上生炕上长，会盘腿坐炕，由此也与维吾尔族老乡拉近了感情，听着《十二木卡姆》欢快的弹拨乐声，心都快要飞了起来。炕上铺着大红毯子，三面墙上都是五彩壁毯，斑斓夺目。

这一方土炕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书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取材于梁衡的同名散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长路

张业松

残春夜雨，滴答浙沥，扰得人不能安睡。午夜梦回，在雨声和透进窗帘缝隙的街灯的微光里，拼缀梦中碎片，醒了许久。

梦里回到了故乡的村道，和父亲一起去往隔邻的人家。父亲说，他们家的老人“张景梅”去世了，我们去看望一下。“张景梅是谁？我好像不认得。”我说。“怎么不认得？你小时候穿过他给的旧棉裤改的裤子。”父亲说。是哦，小时候家里穷，我们是有过接受亲邻周济的经历。在父亲的讲述中，我眼前模糊出现了一位常年不怎么出门的老人，按照排行，“景”字该是我的曾祖辈。

梦中父亲带我来到邻家，寒暄过后，意识到这是来作吊，却没来得及为之准备，主家门庭冷清，也没有寻常红白喜事的动静。是事出突然吧？我正想着，父亲已经在问屋里有没有鞭炮，先借一挂给我们放？答复是没有。父亲转而命我赶快去买。“去哪儿买？钱呢？”梦中的我正要询问，旋即意识到疑问多余：村道上前前后后好几户人家开了商店，而我手上正拿着随时可以电子支付的手机。于是我从邻家阶沿退回几步，转身上了村道。

仿佛也是晚上，村道上没有路灯，两旁住户里似乎通了电，做生意的人家屋门敞开，将门前的屋场照亮半扇，映得村道半明半暗，乡邻们在暗影里进出，各忙各的。我在路上迟疑，似乎在估量哪一家会有我要的东西，①却终于在这似曾相识的景象里迷失，忘记了来意。

这是一条20世纪70年代初修筑的南北向道路，宽约三米；长四五百米。我们村位于湖南省北部的澧浦，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搬家时，我家三开间的木结构祖屋在卸掉盖瓦和板壁后，被几十位壮汉整体抬移安置到新屋场上；那壮观景象至今也还记得。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几十年，收获了各自的成长，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②在我们村的公社和乡镇年代，我的世界由纵贯居民点的村道约束和组织。村道往北，尽头是大队部和小学，我在这个方向上来来回回，接受人生最初的学校教育，结交许多同龄伙伴。往南不远是从大河排灌站引水的太沟，夏季放水时如同节日，两侧焦渴的农田滋滋畅饮，一路禾苗欢欣鼓舞；从巨大涵洞里随水流涌出的河鱼，吸引大人们争相捕捞，而我是混迹其中尽情戏水的顽童之一。

太沟的名称甚有古意。我小时候，这条由高堤护卫的沟渠不仅是横贯澧澹北部的农田水利干渠，也是往东通向公社和初级中学、往西通向县城和高级中学的必经之路。初中走读，学校离家5公里，早出晚归，来回徒步，可谓真正的“走读”。③春季泥涂粘鞋，夏季雷电交加，秋季浓雾惊魂，冬季雪滑难行，父母因而担惊，自己为之受怕。

高中住校，学校管理严格，只准周末一晚出校活动，离家近的可以回去，父母担心少了，但日益突出的是“钱”的问题。父亲加入了社办搬运队去澧水码头“出集体工”，可以挣点“活钱”，早出晚归。母亲忙里忙外，先是要挣集体劳动的工分，后来家里分到的责任田也主要由她耕种照管。妹妹们长大了，各自踏上求学之路。

母亲太忙，学校放假我们需要去帮工，尤其是我，作为长子已经可以顶一个“半劳力”，出一天工，可以挣几个工分，到年底用于折抵口粮和其他农副产品。有一天歇晌，我从家里出来，仿佛阔步走在村道上，村头歪脖柳树下歇凉的乡邻议论道：“不要小看这双赤脚啊，将来是要穿皮鞋走大城市的。”

大学有挂号信寄给我的消息传来的那天，我正在水田里参加“双抢”。中学的电话打到乡里，乡里的通知送到村里，村里的广播反复播送通知，热情的乡邻听到后跑来告诉我，当时我手上抓着秧苗，两腿都是黑泥……

④现在的我，大城市越走越多，小村社越离越远。我们乡地处津澧交通要冲，以往贯穿其间的省级公路位于洲垸南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化改造，县城北部的主干道向东延伸，劈开了我们村的居民点，先是将我们家的屋场占去小半，所幸尚未影响到房屋，反而使我们家成了村道转角的门面房。父母年事渐高，做了半辈子农民，到老竟有机会“经商”——父亲自己打造了一组货柜，就此做起了以乡邻为主顾的油盐生意。同时随着子女长大成家，父母腾出老屋一间房子出租给人做生意，所得于家计亦不无小补。到新世纪初，我们村整体划为新城区，街道进一步拓宽，变成“津澧大道”，我们家的屋场被征用，父母的“生意”没了，祖屋也就此拆毁了。

犹记第一次出门上大学，是父母带着一大家子，由村道出发，徒步沿太沟送我到县汽车站，然后由父亲陪同到长沙转火车，沿途公路、轮渡逆走洞庭四水——澧、沅、资、湘。那时前两条河流上还没有架桥，全程历经七个多小时，途中需在汉寿县太子庙吃一顿饭，那也是父亲头一回到省城。寒假后，来回的路走熟了，家人便送我到县城为止。如此一直到我读完本科留城，读完研究生转城。后来，“二广高速”从村东越过，津澧大道开通出入口，县汽车总站也搬来城东，出远门更加方便，家人为我送行才变更了路径。

母亲在世时，总是父母一起陪我走过离乡的最后一程；母亲离世后，父亲注目离站班车的身影总显得有些孤另。今年春节我离乡远行，妹夫驾车直接从医院送我到车站。那时父亲正要转院，妹妹们忙着代办手续，他是坐在送我的车上，被我劝阻下车送进站的吗？今年春天不寻常，整个过得紧张，刚刚过去的事情，记忆也有点恍惚了。

妈妈埋在土里，再也不会回来。父亲转诊大城，有妹妹悉心照料。下一代天各一方，独自学习成长。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到底在走着怎样的路呢？

风助雨声，时疏时紧。夜正长，梦已醒，我且开灯看会儿书吧，然后努力再睡，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202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