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类的各种文明都不是孤立的体系。现代文明，如果没有从历史上各种文明以及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的周围文明中大量吸取养分，是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也不可能发明现代的技术设备的。

事实上，历史上每次文化大分化似乎都是文化融合过程的结果。当然，文化大融合的发生应该具备以下条件：提供滋养的各种文化本身正处于消融的状态，或者在时空上相距久远，于是人们能够从中吸取有用的元素，而不被其纷繁复杂的外在形式或制度所迷惑。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外来的文化元素是不可能自动进入新的文明形式中来的。战争有时正是起到了这种促使其他文明解体的作用。新的文明形式不是原封不动地吸纳另一种文化的全套形式和规章制度，而是吸纳可以转移、可以移植的某些片断，就像英格兰在修建哥特式建筑的时候偶尔也会利用罗马式别墅的石材或瓷砖，但都是和本地的燧石材料一起使用，而且遵循的也是与罗马式完全不同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如果古老的别墅还矗立在乡间而且有人居住的话，人们就不可能随意在其上采集建筑材料了。正因为原来的形式已经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其瓦砾堆中还存在着生命力，才使得其他文化能够自由地对它进行加工和融合。

关于文化融合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提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一种文化越是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形式，新的发明越是没有成为人们的习惯而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它就越是能够广泛吸取其他文明的养分。文化融合的开端和结束，从最初的吸纳到最后的扩张和征服，就是世界舞台上不断演出的一幕幕活报剧。

正如施宾格勒指出，作为机器体系发展核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都不是源于某种浮士德式的神秘的内在驱动力。它们就像由风播撒的种子一样，是从其他文明吹散到这里的。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10世纪的西欧就像一片已经耕耘得整整齐齐的土地，就等着这些种子飞过来了。它们落地生根发芽并开始成长的时候，艺术和科学又像园丁一样为它们培土施肥。这些种子来到完全不同的生长环境中，扎根于中世纪的土壤里，于是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全新的形式。或许正是因为它们并不源自西欧文明，在这里也就没有天敌，就像不远万里来到南美潘帕斯草原的加拿大蓟属植物一样，生长得格外迅速，也格外蓬勃。但有一点必须加以注意：绝不能把机器体系看成是某种全然的突变。在人类历史上，现代机器文明绝对不是突然出现的；只有把它放置于长期、多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让人理解。那种认为只需要不多的几个发明家就能够让18世纪的英国机器轰鸣的想法显然是太拙劣了，连小孩子都骗不了。

（摘编自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

材料二：

光是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整合还不足以构成现代科学，那第二个维度就是，机械技术的风行，机器的大量使用。在欧洲人诸多的机械使用中，钟表的出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曾经有人说，整个工业化时代的关键机器就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第一，它揭示了时间无处不在，揭示了时间是可以量化的，所有的关于效率的概念必须奠定在钟表之上，没有钟表你没法计时，没法计时你就谈不上效率。第二，钟表还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客观的宇宙秩序。过去的时间都是和每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你有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你就有什么样的时间，农民种田，他的时间是根据庄稼成熟的节奏来制定的，一年两熟、三熟或者一熟，来决定自己的生活节奏，什么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种四季的节律是和庄稼生长的节奏有关系的。但是自从有了钟表，时间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普遍的尺度，变成了时间决定生活。它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宇宙秩序，提供了一个外在于我们生活的独立的时间秩序。

但是钟表的核心技术来自我们中国。宋代苏颂等人发明的水运仪象台，实际上就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机械钟表，它不是水钟，而是机械钟。水在那里仅仅是作为动力出现的，擒纵机构、齿轮传动，基本的装置我们都已经有了，但是钟表在中国没有最后做出来，中国的钟表始终是作为皇家的礼器放在皇宫里面，用来测一测天时。我们中国发达的手工技术，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一种普遍社会化的技术装备，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我们有很高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我们主要是用来占星的，用来服务于伦理和礼仪的要求。所以我上一次也讲到，中国文化是一种礼仪文化，中国的天文学在古代是一门伦理学问。今天我们把文、理分得那么清楚，其实古代不是这样的。钟表技术传到西方之后，大概14世纪就在修道院里出现钟表这个创造物了，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吴国盛《近代科学的起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并且形成一门学问——“红学”。《红楼梦》研究源远流长，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划分出几个时期，出现过几个高潮，诞生出几个流派，但是红学一直没有间断，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历史特色。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主流依然是自胡适以来的考证派，以红学大师周汝昌、冯其庸为代表，以专家、教授、学者为骨干，几乎囊裹了红学研究的全部精英。翻开这一时期的《红楼梦学刊》，基本是他们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持反对意见的如戴不凡、欧阳建先生，虽然在观点上不一样，但其论证方式也是考证派一路。考证派确定了曹雪芹的著作权，以自传说代替其他假说，以写实说代替影射说，并试图从作者的有关史料来释解作品研究。其主要研究曹雪芹的家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红楼梦》版本、作者，脂砚斋批语以及《红楼梦》诗词、典故、医药、典章等细节。

其次是文本研究派，以台湾的余英时、香港的梅节、大陆的李希凡等为代表，近年来许多教授、研究生也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文本研究包括《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诗词、文学比较、文化背景等。在这些方面也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与在几次红学研究会上大家的呼吁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就是异军突起的索隐派，索隐派的手法是把《红楼梦》中的故事看成是隐喻历史上的真事，真正使红学出现新高潮的正是索隐派的再次崛起。首先是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据说是找到了《红楼梦》的真谛。其次是土默热先生的《红楼梦》作者“洪升”说，无论在网络还是出版界，现在都很热。还有刘心武的“秦学（研究秦可卿）”，通过电视的传播和出版界的推波助澜，现在还方兴未艾。其他如南明说、石涛说、朱琏说等等不一而足，但尚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国台湾学者蒋勋的《细说红楼梦》提倡“回归文本”的阅读。之前“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的时候，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介绍的，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红楼梦》小说中没有的东西。比如，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曾经分析秦可卿可能是皇族之后，讲宝玉在进入她的房间以后看到的武则天的镜子，赵飞燕舞过的金盘等屋内装饰，说秦可卿屋子里装饰的都是暗示秦可卿皇家高贵的身份，从中又推演出许多关于秦可卿身世的揭秘。并不是说“百家讲坛”，这个人的推理是错误的。只是，我更喜欢，蒋勋先生的讲解，当时宝玉是喝醉的酒，当时他年少，又看了很多野史，他看到的一切事物是他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蒋勋先生曾说，他希望大家关注《红楼梦》的时候能更多地关注《红楼梦》文本本身。

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把每一章回当作是一个短篇来讲解。蒋勋先生还分析曹雪芹高超的写作技巧，用词的精妙。《红楼梦》很多句子都很简短，简单几个字就把人的神态描写得活灵活现，例如，宝玉“猴”在王夫人身上；“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蒋勋先生每次的讲解都是先读《红楼梦》文本，一边读，一边欣赏文本本身的精妙。《红楼梦》中出现了很多人物，各个人物的性格、阶层都有所不同。曹雪芹在描写每个不同的人物的时候，他都化身为人物本身，描写的时候也用贴近不同阶层的语言，作诗也是符合各个人物的文采、性格。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经常说，你把前面的名字盖住，只通过语言，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谁在讲话。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描写每个人物的时候都没有加入自己的喜恶，他对每一个角色都怀着同情之心在描写。

（摘编自《回归文本读〈红楼梦〉：从蒋勋的细说〈红楼梦〉说起》）

材料二：

对人物心灵及其矛盾冲突的描写，中国古代小说比较薄弱，《红楼梦》却取得巨大进步。

首先，《红楼梦》写出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淑女形象，这是她真实的社会欲求，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于是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作为一个少女，面对着神采飘逸的富贵公子宝玉，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又用理性原则掩埋爱的心迹。在探望宝玉时，她“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忙又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感情与理性两股潜流在内心冲突，使人们看到人物心灵深处。

其次，作者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如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等都是描写心理活动的杰作。四十五回，宝玉冒着雨去探望黛玉，穿着蓑衣戴着大斗笠，黛玉说：“哪里来的渔翁！”宝玉说将来也送黛玉一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至说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度，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而“宝玉却不留心”。这里的黛玉说错了话当然是“无心”，后悔与害羞是“多心”，但这种害羞又包含着她的“有心”。后来宝玉要走了，她劝他拿自己的玻璃绣球灯，千般叮嘱宝玉要小心，不要摔了，表现了对宝玉的“关心”，联系上面的描写，表现她的无心，又是平时“有心”的流露。宝玉走后，当夜深人静时，听到窗外的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幔，想到自己没有父母兄长，婚姻大事无人主张，又不觉滴下泪来，感到伤心。黛玉从无心到多心，多心含有心，后又转为伤心，心理流程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摘编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四卷，《〈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材料一：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始终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持续推出了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以近来备受关注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为例。《只此青绿》以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背景，跟随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的视角，进入千年前少年画家王希孟的内心世界，以画中主色调“青绿”为视觉线索，深入探查画作形成的篆、绢、颜料、笔、墨等工艺的产生，古往今来的工匠精神与中国式的古典美学交相辉映，传达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传承者的崇高敬意。作品在题材选择上别出心裁，从画作的成型工艺入手，将其演绎为一幅国之工匠的人文画卷。剧中描绘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历代勤勤恳恳的工匠形象，灿烂优秀的历史文化正是由这些平凡劳动者创造的。舞剧为他们画像，用他们的故事唤醒沉睡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与执着信念，将舞台艺术与非遗工艺相结合，为时代背景下的文旅融合赋予更丰富深刻的内涵。

在创作手法上，《只此青绿》向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寻根溯源，通过诗性表达和舞台呈现的平衡，引发当今创作者对于戏剧本体的思考。作品打破舞台上常规的线性叙事手法选择淡化戏剧情节与冲突，强调人物超越古今的内心情感，也更突出“舞蹈诗剧”的诗化色彩。在舞蹈编排上，作品较多运用“颗粒状”的动作连成舞蹈句子，形成与众不同的质感、风格、韵味和舞蹈语汇。

在审美风格上，作品传达了《千里江山图》中表现的宋代清雅的审美志趣，服饰和道具突出淡雅、简约的“理性之美”。舞台画面通过“出画入画”、客体与主体观感的链接，从不同角度引领观众感受传统绘画之美。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润物细无声”的特性和方式。

酒香也怕巷子深。不断加强传播能力建设，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条件。《只此青绿》首演3场就成功“破圈”、首轮巡演未半便引发热议，其成功不仅因为创新性的艺术表达，也得益于创新性的传播手段。而这两者，又都源于制作理念及模式的创新。2021年12月31日，作品以舞蹈形式亮相哔哩哔哩跨年晚会，播出时间段内，实时在线观看观众达1.8亿。2022年1月31日除夕夜，《只此青绿》选段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节目一经播出，相关话题便开始频繁登上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的热搜。节目中高难度的“青绿腰”也成功出圈，引发了一大批专业舞者和爱好者的模仿和挑战。

此外《只此青绿》充分发掘利用线上传播渠道走出国门。人民网在海外平台的多元化媒体宣传，初步在海外市场上营造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巡演期间，一共以9个外文语种发布海外报道数十篇，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讨论热潮。

——摘编自景小勇《始终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

材料二：

把古画转化为文艺节目，是把平面转化为立体，使原本需要想象力介入的二维空间变成了可以直接感知的三维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宋韵文化的沉浸感得到了富有技术性的当代表达。

所谓“沉浸感”，在绘画中可以名为“空间意识”。观《富春山居图》最为人称道者，莫过于其散点透视带来的沉浸之感，人观画如在画中，人随景移，又阔大高远，使人失却在景中；而《千里江山图》的独特在绢本设色，以青绿山水呈现江南风貌，有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又有捕鱼、驶船、游玩、赶集。这种动静结合、人景同一的空间意识，以宋人郭熙《林泉高致》中的名言论，即“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富春山居图》与《千里江山图》无疑都是妙品，只是其妙何以体现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沉浸感，今人对此种理论概括，难免有隔靴搔痒之痛。

而春晚的节目《只此青绿》与《忆江南》就把这种沉浸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舞蹈《只此青绿》不但化人为山，以山作人，还把《千里江山图》变为整个演播大厅声光电的山水屏，曲折典雅；《忆江南》更将“家在富春江上”的生存体验通过演员的直接演绎，表现为毫无阻隔感的“诗意地栖居”，使中华美学的韵味扑面而来。其实，人们对宋韵并不陌生，陆游、苏轼的诗词可谓妇孺皆知。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是沉浸式审美体验得以生发的重要缘由。

在宋代，中华传统美学就是丝绸、茶酒、瓷玉、园林，就是饮食、服饰、花饰、香道，就在普通人的寻常生活之中。今人传承中华传统美学，要紧的就是打造这种富有当代生活气息的“文化”——一种令人愿意长久沉浸其间的文化。

－－摘编自林玮《〈只此青绿〉〈忆江南〉：宋韵文化的当代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