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是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自古而今源远流长、含弘光大。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在向齐桓公陈述成就霸业之道时就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霸王之业的开始，是以人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

在这里，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他的这番话虽然是从当时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却道出了治国安邦、成就伟业所应遵循的不移至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数次告诉世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一个政权或政党的兴亡更替，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民意顺逆。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中，古代诸子百家、历代王侯将相等阐释与推崇民本思想的睿语哲思，无万大千、不可胜数。

以人为本是先贤理政之本，从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到孟子“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再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均强调了这一点。它也是朝代兴废之由，从《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圆邦宁”，到唐太宗《民可畏论》“国以民为本”，都深知这个道理。它还是个人修身之道，从《诗经·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到孔子“仁者，爱人”，再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无不如此。这些爱民、富民、保民、养民、利民的民本思想，虽然百家争鸣，但皆是一个“民”字贯穿其中，终而殊途同归，源源不断汇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泽被后世，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不竭力量。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凝固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更是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在不同历史时期，演绎着不尽相同的感人故事，彰显着各自精彩的时代精神。在长征途中，红军经过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3位红军女战士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送给乡亲。“半条被子”的故事虽小，折射的却是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和传统民本思想不同的是，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立场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党始终代表着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内涵相近相通，我们党创造性地将传统民本思想精髓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相结合，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朴素情感、思想认知和价值认同，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方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国之大者”。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提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如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以人为本，千百年来薪火相传，并在当代中国照进现实，涵泳、传递着岁月无法磨灭的内在价值和生命力。

（摘编自丁兆丹《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

材料一：

文学离不开生活，同样也离不开民俗。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真正抓住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特征并成功运用民间语言。

对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书写是乡土作家让民俗“活”起来的重要实践和探索。乡土民俗作为村民千百年生活中习焉不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转化过程中既可以通过产业转化的方式实现经济上的振兴，也可以通过挖掘其内在活力，实现地方文化的振兴，赵德发的《经山海》、张炜的《独药师》、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都有作家对地方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现代转化的独到思考。《经山海》是赵德发新近出版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中提及的诸多举措，如对地方传统曲目“斤求两”的挖掘并将其列入市级“非遗”名录、以海边民俗踩高跷下海推虾为基础创办的“海上高跷”节目、因地制宜举办楷坡祭海节和“鳃人之旅”项目等，都是在地方原有传统民俗基础上的创新之举，其中既有对传统民俗予以改造以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举措，又有将传统民俗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的探索，给现实生活中传统民俗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参考。张炜的《独药师》中，作者除了对胶东民俗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呈现之外，还主要挖掘并讲述了流传已久的道家“养生文化”。作者敏锐地发现本土养生文化对现代人的重要价值，以此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科研人员的到来让楚王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将楚王庄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如相对原始的耕作方法、历史悠久的楚国文化遗存、古老的烹饪技巧等，充分利用起来。这些楚王庄遗留下来的民俗传统，无疑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作家对传统民俗产业转化可能性的独到思考，既让读者认识到了乡土民俗的非凡价值，也通过文本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民俗文化之路。

(节选自《乡土文学：让民俗文化“活”起来》，《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4月22日）

材料二：

文学源于生活，当现实生活层面的“乡土中国”日益转变为“城市中国”，乡土文学的末日是不是会随之而来？对此许多人是深表忧虑的，甚至直接给出了“乡土文学消失成必然”的断语。但我以为不必过虑，城市化并不会必然带来乡土文学的消亡。

首先，对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乡土空间趋于萎缩的问题应理性看待。乡土中国的转型并不能随着乡变镇、县改市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住进楼房、“被市民化”后的农民，离真正从思想意识上“市民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农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会保留甚至影响到数代以后。这种情况也可以从创作者一方得到印证。许多写乡土小说的作家都自称是“农民”，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即便在进城多年，做了北大教授后也是如此。莫言也说自己的创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这类说法往往容易受到些质疑，因为进城多年的他们早已远离农民生活，不再熟悉现实中的农民和乡村。“作为农民的写作”是个伪命题，这种质疑或许会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来自乡土的“新城市人”要想完全摆脱乡土的灌注，彻底告别农民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却也的确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作家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作为农民的写作”，又不完全是矫情或虚饰。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民心态和思维方式更是将长期存在。

其次，即便现实的乡土空间越来越狭小，城市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逆，也不意味着乡土文学就定会走向衰落。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空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乡土经验也越来越成为对城市人来说充满陌生化的经验。新兴的城市正在变得千城一面，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审美疲劳。于是，在外出旅游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与自然更加接近的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村寨游成为旅游新宠，体验农家乐、乡土民俗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乡土世界虚拟文本的乡土文学也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会伴随着城市人对乡土的怀旧和对一种乡村生活方式的追求，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节选自《乡村振兴与乡土文学的未来》，人民网2019年12月12日）

材料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随着社会变革的持续与深入，乡土文学叙述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那种史诗般的叙事模式、宏大的结构和伟大的文学家，逐渐被新时期的小叙事、小结构、新流派作家所代替。虽说这一时期产生了《红高粱》《白鹿原》等重要作品，但乡土叙述的式微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

从“五四”乡土作家到先锋派的乡土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几乎都有乡土生活的经验。这也是他们写作乡土小说最为重要的基本条件。作家群体的整体特征反映的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这个重大的社会变迁将在21世纪初期完成。这也意味着，21世纪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将失去乡土生活的直接经验。

伴随着作家群体而改变的，是广大的读者群体。年轻一代人的乡土生活经验与老一辈人的经验差异明显。在互联网时代，地域区别早已被打破。那种乡土中国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美学要素早已失去异域情调的感觉，而变得如此普遍、单一而雷同。乡土经验已经不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神秘性。

只要中国还有农村，就不乏农村题材的写作，但农村题材不等于乡土题材。作为一种世界文学的书写流派，乡土文学的边缘化甚至消亡是正常的文学更新换代，也是无法阻遏的历史潮流。未来的乡土题材写作，只能在多元语境下，与其他流派的写作范式相融合，而难以再以独立的姿态骄傲于世。

(节选自腾讯文化《乡土文学的前世今生：如何从政治先锋到落寞无声》，有改动）

材料一：

韩愈提倡古文，又创作骈散结合的文章，这也与唐代的时代背景、政策、文化心理等有关。韩愈之所以对骈文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是因为骈文从一开始就处于主体地位，其无可替代性和广泛应用性使之无法脱离文人的生活。从先秦散文到汉赋，散文逐渐吸取辞赋的表现手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越来越注重形式，讲究骈四俪六、“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讲究押韵、对偶、用典等。萧统的《文选》辞藻华美，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必然与前代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它一向被文人视为必读的一部书。南朝后期，骈文受到宫体诗的影响，走上了只追求形式的道路，堆砌大量的典故，导致内容晦涩难懂。初唐时期，陈子昂要求复古革新，主张文道合一，也并未反对骈文。中唐韩愈提倡古文，要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扩大了散文的体裁范围，逐步将散文的句法与骈文相结合，强调文章之“道”，但是他并未撼动骈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骈文一直用于公文、书信等，可见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是从审美角度还是从接受角度来看，骈文形式美、文风华丽的确优于古文。韩愈倡导的“文以明道”的“道”即孔孟之道，力图挽救已经没落的政治秩序和思想，这肯定是收效甚微的。如果过分强调先秦散文的价值，以己之力创造新词，不沿袭前人的词句，那么所作的文章必然文采不佳，价值不高，万一没有真正理解文章的思想内涵，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韩愈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对欧阳修等人。韩愈的两大文风“奇”和“平”，欧阳修继承的是“平”的文风。将《送李愿归盘古序》（韩愈）和《醉翁亭记》相比，前者借李愿之口表达对隐居的向往之情，“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后者以贯穿全篇的“乐”字表达随遇而安、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都受骈文影响，骈散结合，浑然天成，“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与“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无论在句式还是修辞都有相似之处。欧阳修在学习韩愈的同时，也形成了平易自然的文学风格。

（摘编自黄雪梅《论韩愈对骈文的态度》）

材料二：

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开。他在《进学解》中谈到了自己为学之勤奋：“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韩愈知识架构的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思想依托，以渊博的四部学问为基础，常常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主动性，“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提要、钩玄的过程其实就是概括、提炼、思考、领会的过程。他对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鹖冠子》等，都下过校勘、注释、疏解的深细功夫。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也有一个比较、辨析、批判、吸收的过程，其一系列读书札记，如《读荀》《读鹖冠子》等都以深入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种植根于传统，但又注目于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融会贯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摄取先贤智慧，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而他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新的认知角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对于儒学的发展与传承，《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韩愈为了应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创新性地提出了“道统”的说法，强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一脉相传的儒学传统，成为宋代以降新儒学的开山。其《原道》中“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的思想方法，也与汉代以来直至《五经正义》的经学方法截然不同。汉唐儒学以五经为本，韩愈为了与佛学心性论对抗，对儒家心性学派的思想予以关注，他举出《礼记·大学》中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以批判“外天下国家于不顾”的佛老学说，从而把儒学从伦理政治的思维路径，引导到修齐治平由内而外的道路上，对新儒学价值核心的确立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孟子·许行》对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韩愈则以此为基础，通过古今两种“为民之制”的对比，批判佛老二教的不事生产、于世无益，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摘编自杨国安《韩愈的传统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