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一直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机构。今天这种重要程度超过了以前，因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的载体地位削弱了。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全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学校。     

有时，人们仅仅把学校看成是将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仅仅把个人作为如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社会的工具。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标。在我看来，英国的学校体制距实现这个理想最为接近。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是通过道德说教达到这一目标？绝对不是。言辞永远是空的，而且通向毁灭的道路总是和浮华之辞相伴。但是人格绝不是靠言语，而是靠行动来形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是促使学生采取行动。这适用于小学生第一次学写字，也适用于大学生写博士论文，或者是记一首诗，作一支曲，翻译一篇文章，解决一道数学题目，或是进行体育运动。

对学校来说，我认为最坏的事莫过于主要用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等手段来开展工作。这种做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真诚和自信，它制造出的是顺从的人。而好胜心，或者说得婉转些，是期望得到表扬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没有这种精神刺激，人类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个人希望得到他同类赞许的愿望，肯定是社会对他的最大约束力之一。但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建设性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求得到表扬和赞许的愿望，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伙伴们更高明、更强有力或更有才智，那就容易产生极端自私的心理，而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所以学校和教师必须避免使用产生个人好胜心的简单方法来敦促学生们勤奋学习。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以及同它相关的选择理论，被很多人引证来作为鼓励竞争精神的根据。但这是错误的，因为人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个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因此人们应该避免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成功人士，通常从他的伙伴那里所取得的，要远远超出他对他们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他能给予什么，而不是在于他索取了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在工作中的乐趣，以及对工作成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出一种快乐的愿望，去追求人类的最高财富，即知识和艺术般的技能。

（摘编自爱因斯坦《论教育》）

文学“虚无”历史的本质

①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上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其一是在过往时段内真实发生过的“原生态历史”，也就是哲学上的“历史本体”。这种历史，包括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其二是以文本形态呈现和存在的“被叙述的历史”，也即“历史文本”。这种“被叙述的历史”，经过史家在一定历史观和价值观支配下的选择、提取、过滤、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必须注意一点，这种主观性是在客观历史事实规制下的“有限主观性”，必须以依附和尊重历史本体为前提，最大程度地逼近客观历史本体。

②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文学追随者，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进行彻底怀疑和否定，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他们混淆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只讲“历史的文本性”，规避“文本的历史性”。其结果，就是将客观性从历史叙事中完全驱逐出去，只剩下肆意妄为的虚构和想象。正是在这种错误历史观的蛊惑下，主观化倾向在文学的历史书写中发展为不可遏止的浊流。所谓的历史题材创作，有些丝毫见不到历史的踪影，笔之所及，天马行空，纵横穿越。

③有些作家惯于以文学允许虚构为托词，逃避历史客观性对文学叙事的规约。文学创作的确允许虚构，但是，“虚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叙事行为。从性质上说，虚构和想象都仅仅是一种文学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其根本目的，是更加逼真、形象地表现历史，捍卫历史本身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比如，《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无论如何虚构，它都没有超越客观历史的边界，主要事件与《三国志》相同，就连人物性格也是在《三国志》留下的固定形象上发挥完成的。虚构的介入，非但没有虚无历史，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那段历史，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生动文本。

④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两者处在永无止境的推进、转化之中。文学“虚无”历史，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认为历史以脱离现实而存在，将历史视作可以随意消费的娱乐资源，肆意调侃、戏说、恶搞；或者将它当作表达自己特殊意图（甚至政治倾向）的工具，任意改写、涂抹。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的发展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而且，现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摇荡无根的浮萍。

⑤漫长的历史之流，每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甚至留存下来的各种历史器物，最终都演化为一个个承载文化价值意义的符码。历史的传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价值的传承。对历史的叙述和评判，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取向。任何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已有的历史存在中发现价值，在形象化的阐释中重新做出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终究是“虚无”价值，是否定和解构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文化价值。时下创作界最流行的，是从所谓“还原历史”“人性发现论”出发，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重塑。其极端者，甚至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汉奸打造成正面角色，寻找所谓的人性，给予无原则的同情。在这里，对汉奸形象的颠覆只是表象，真正颠覆的，是这个形象符号所承载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忠诚与背叛、坚强与怯懦、光荣与耻辱的价值判断。文学“虚无”历史，终将解构在历史长河中建立的文化共识，破坏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作者张江，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认识有种种不同的理论，例如荀子提出“明天人之分”，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等等。但唯有“天人合一”学说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

在中国哲学史上，讲“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很多。也许成书于公元前三百年前的《郭店楚简·语丛一》中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关于“天人合一”思想最早最明确的表述。它的意思是说，《易经》是一部讲会通“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书。由《易经》开始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一种思维模式，或可对我们解决当前生态问题有所启发。

我们不能把“人”和“天”看成是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人”不仅应“知天”，而且应该“畏天”。现在人们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自然，以至于无序地破坏自然，把“天”看作是征服的对象，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活泼的气象无以彰显。如果“人”与“天”是一种外在关系（即它们是相离且不相干的），那么“人”就可以向“天”无限制地索取，而把“天”看成敌对的力量，最终人将自取灭亡。“天”和“人”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存在着内在的相即不离的关系。所以说，“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可分为两截。

“天”和“人”之所以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皆因“天”和“人”皆以“仁”为性。“天”有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这是“天”的“仁”的表现。“人”既为“天”所生，又与“天”有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那么“人”之本性就不能不“仁”，故有“爱人利物之心”。如果“天”无生长养育万物的功能，“人”如何生存，又如何发展？如果“人”无“爱人利物之心”，无情地破坏着“天”的“生物之心”，同样“人”又如何生存？因此，中国哲学认为，不能把“天”和“人”看成是不相干的两截，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

“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如何认识“天”的方面，同样也包含“人”应该尊敬“天”的方面，因为“天”有其神圣性（神性）。故而，虽然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但它却有强烈的宗教性，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强调“天”和“人”存在着一种内在相即不离的有机联系，“天人合一”不仅意味着“人”对“天”的认知，还强调“人”应在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程中达到“人”的自我超越。无论如何，这样一种思维路径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或“天人对立”）的困境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上述四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天人关系”无疑有其正面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赋予了“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人”必须在追求“同于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摘编自汤一介《论“天人合一”》，有删改）

材料二：

“天人合一”，语出张载《正蒙·乾称》。作为一种表达天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思想，它成熟甚早，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儒家等学派所阐发的宇宙观之核心理念之一，从儒家的“四书”、《易传》，到道家的《老》《庄》等，无不以天人相和谐为其思想旨归。但何为天？何为人？又如何相合？则各呈异说、内涵丰富，构成了先秦诸子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人合一”的思想，历经秦汉、隋唐、宋明，下至晚清，经历了极为复杂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就儒学之主流而言，大致有汉儒的天人感应说、汉唐间的自然论、宋明时期的“天理”以及性即理、心即理等，一直到近代西学传入，又有了科学诸解释。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式和视野之下，“天人合一”观念成为历史叙述的内容，同时也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被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总的说来，在科学宇宙观和自然进化论已经成为常识，并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情形下，再来谈所谓“天人合一”，其论说的前提必然包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承认，也预设了现代性批判的眼光，即对迷信观念的鄙夷和对宗教信仰的排斥，以及知识的分类意识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

在此背景之下，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一般是用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的，有意模糊了传统儒、释、道的思想界线，从中国文化之总体特性来确立其现代意义。其现代诠释，大略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科学的理解；二是历史的解释；三是哲学的阐发。

（摘编自景海峰《“天人合一”观念的三种诠释模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