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几千年来，中医药之所以能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在于传承创新中去芜存菁，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孕育了独特的医学思想和理论。

中医药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也是我国实现自主创新颇具潜力的领域。从介入非典治疗，获得“零感染、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优异疗效，到防治甲流的中药组方“金花清感方”，再到航天医学中的心脏护理应用……每一项都是实现自主创新的典型范例，也说明深入挖掘探究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完全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如我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所说，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离开传承谈创新，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摘编自王君平《中医创新呼唤“李时珍”》，2018 年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中医药文化是一种健康快乐的“人”的文化，中医药文化的目的，是要让人们首先树立健康快乐的观念，然后是形成健康快乐的、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不生病、无疾善终的境界。中医当然可以治病，可以治大病，这一点从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生命健康靠中医护佑，还有当代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陈竺获得欧尼斯特·博特勒奖可以证明， 对此无疑需要更大的关注和投入。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普及对于未病先防以及既病防变、愈后防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健康中国”建设具有成本低、收效高的强大优势。

应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治未病中心”主体下移到基层。建议改变原来以三级中医医院为主体、辐射带动二级中医院、指导带动基层医疗机构的模式，将“治未病”主体放在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治未病”与健康管理有机结合。政府要给予相应的经费投入，真正形成全方位、广覆盖的“治未病”服务平台。

（摘编自张其成《以中医药文化助推“健康中国”建设》，2018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中国2016年12月6日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把中医药与西医药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包括资金支持、学术研究、法律保护等方面。

据埃菲社12月6日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日就白皮书及中医药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在一年前，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凭借发现青蒿素摘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白皮书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成等传染病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系统部署。

白皮书称，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白皮书强调，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目前，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70多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基本上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10%。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7日报道，中国官员6日称，中国传统中医药已获得海外人士的认可，这为其向全球投放软实力开辟了新的途径。

（摘编自《媒体：中国把发展中医药上升为“国家战略”展示软实力》，2016年12月8日参考消息网）

材料一：

日前，一些市县在营商环境方面“新官不理旧账”，之前招商的投资项目换了领导就不算数了，其“灵魂之问”引发社会热议。“灵魂之问”所指向的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解决的关键在于从招商引资到落地服务、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政策实施链条中，政府要全链条诚信守约。

当然，关于政策切实落地，从市场契约的层面来看，应包括两个维度——写进合同的微观契约与作为大的营商环境的宏观契约，其中后者更为重要。政府不仅是向市场履约的一方，更是市场契约的维护者。一方面，政府通过法治维护市场契约的履行，保证市场主体在市场环境下公平竞争，恪守诚信。另一方面，政府以政策和法律发布的形式与市场建立契约关系，以言出必行的履约姿态以身作则，建立政策和法治威信。政府维护契约和政府以诚信治理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只有政策言而有信才能取信于民，营造良好诚信的社会风气；也只有契约最终落地见效，才能让政策发挥应有的效用，提升经济社会整体效益。只有包括企业、政府、个人在内的所有主体都诚实守信，履行契约，才能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发挥市场活力，更好地调动各方积极性。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制度保障，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维护良好营商环境的核心是推动契约守信。市场经济中，契约能有效减少市场交易摩擦，引导市场主体更注重长期利益，减少其短期行为带来的负效应。因此，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维护契约履行是政府施政的核心内容，政策发布后“新官不理旧账”，会伤及市场经济根本，破坏营商环境。

无论是招商引资等市场领域，还是民生领域，维护政策切实落地，需要配套强有力的政策履约体系机制。在政策发布前，应聚焦民生、市场公平等领域，主动了解市场的现实需求，同时考虑政策体系推进的现实可行性，防止出现政策制定上的形式主义，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在政策发布后的实施环节，须畅通“最后一公里”，持续跟进政策实施，监管进度责任到人，防治阳奉阴违、无所作为等行为。在政策实施后的总结中，要以市场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评判标准，切实改善市场主体的政策体验，以此树立政府的政策威信。还要建立和完善政策的闭环反馈机制，确保政策发布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市场主体反馈从“最后一公里”到“最初一公里”的双向顺畅并形成闭环。

（摘编自盘和林《恪守市场契约，优化营商环境》）

材料二：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与发展，为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将商品经济关系中的契约精神应用到政社关系中，可为健全与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及其实践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取向。

契约精神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平等主体间的自由意志，反映在政府购买领域中，即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地位的独立和平等性。但由于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发展时间较短，不少地区仍然采用政府主导、社会遵从的模式。而基于契约精神中的平等理念，在政府购买服务中，政府和社会组织二者不应该是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而应该是平等的契约合作关系。所以，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必须具备独立性，不能以模糊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否则只能使其定位失准。同时，在同等的条件下，政府应当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同等地位的社会组织获得的捐赠优惠待遇政策应该同样，以确保社会组织之间地位的平等性。

契约精神包含着利益本位的必然趋向。利益是契约的核心，每个自由平等的个体都有追求自己利益、使自己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渴望。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强调以个人正当利益为本位，以互利的方式实现自利，从而使得契约主体的合理利益都得到实现。因此，在公共服务购买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应当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根据各自拥有的资源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社会组织在提高公共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积累志愿资源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出现的“志愿失灵”也可以通过政府职能来改善。

“契约精神不仅是一种法律规则精神、法律实践精神，而且也是一种持久的主体精神价值取向。”这种精神不完全是依靠外在强制力实现的，还是主体内心的一种深刻认同。所以政府购买作为一种契约行为，不仅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同时也需要法治观念作为支撑。而政府购买的合法性则来源于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认可，包括对服务质量的信赖和服务提供者的信任。

契约精神以权责对等为重要原则。契约关系的成立是缔结契约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平衡与互动，它意味着契约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参与者对彼此负责的制度是公共服务购买成功的重要前提。针对目前我国公共服务购买领域中权责不清、问责困难的问题，可以从建立多方责任关系入手，使公共服务行为契合契约精神。

（摘编自苏航《契约精神：新型政社关系构建的理念与实践原则》）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编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客观”的空洞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关系么？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们呢？”——这问题问得对的，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因为实际受到影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镜子，你对别人的态度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