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家国情怀作为个人对家庭和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与热爱，在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历程中有着肥沃的滋生土壤和深厚的历史渊源。

②商周时期，中国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氏族血缘宗法制度。这种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确立嫡长子继承权和主事权的父系家长制，利用父系家族关系的亲疏来决定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与继承，把血缘纽带同政治权益结合起来，不仅构成了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基本特征，也是组成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支架。这与古希腊、古罗马同时期形成的社会结构颇为不同。古希腊、古罗马在掌握铁器等生产工具后，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逐步被家庭个体生产代替，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发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径步入文明社会发展旅程。中国在使用铁器后，则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乃至增强了原始公社的组织形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发展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踏上文明社会发展道路。由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不是剪断而是保留了氏族制的“脐带”，氏族血缘宗法制的产生实乃自然而又必然之事。

③殷周至春秋，所谓邦国、“八百诸侯”等，实际是由血缘宗法遗风为基础的氏族——部落——部族国家构成。以父子关系为心脏和骨骼的父系家长氏族，其首领首先要具备优良的才干和德行，在本家族、本部落及部族中得到认可，赢得地位和权威后，才能进一步联络和团结其他氏族、部落、部族，逐步拓展邦国的疆域以“一统天下”。这种“由家而国”的真实社会进程和历史事实，既促使人们对家庭、家族、宗族及其人伦关系高度重视，也促使人们形成爱家、爱乡、爱国情感交织的民族心理，从源头上为中国社会发展植入了伦理与政治交叉重叠的紧密关系。

④由这种氏族血缘宗法制所决定，社会自然形成了相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也就是以“周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这套思想观念在《礼记》里被归纳为“五止十义”，“五止”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五止十义”以君臣、父子的关系为主干，以臣、子的责任或义务为重点，敬是忠，也是孝的表现形式，忠是敬的重要内涵，也是孝的具体形态。就此而言，朝廷的为臣之道与家庭的为子之道，分为异途，实为一理。

⑤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观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同一回事。

⑥《左传》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⑦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先秦思想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⑧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换言之，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母体上，自然且必然地要“涌流”出家国情怀的“乳汁”，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

⑨家国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也是历代胸怀抱负者实现人生理想的实践途径。《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⑩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家国情怀数千年来如春雨润物，浸润和滋养着中华儿女的情感与心灵，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创造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钱念孙《家国情怀溯源》）

在文学作品表现什么即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上，说诗者言志、言情、情志并举，诸派争执、攻讦数千年。先秦以来，儒家都主张“诗言志”，把诗视为政治道德的工具。孔子《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子路》亦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根本不把诗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对待。今文《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效儒篇》云：“诗言是其志也。”都强调了诗必须言志。

其实，细细检讨汉以前的“诗言志”论，“志”虽侧重指“思想、志向、抱负”等含意，但并未否定含有“情感”的意思，而且《礼记.乐记》明显地说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孔子虽也说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是以“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为前提的，“文”只是以“足言”为目的。虽然《礼记.乐记》和《诗大序》提到过“情”，但也是“志、情”并概，以“志”为主，强调要“发乎情，止乎理义”。

至两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控制着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五经》成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最高准则。在汉儒眼中，文学只不过是经学的驯顺奴仆而已。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要求诗歌创作比附经义，诗文载“道”。因而“志”远离“情”而偏于“道”、“义”。先秦乃至汉时的诗言志论者虽对诗的性质有所认识，将诗与其他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然而并未将诗视为纯文学，还未从文学欣赏、评论的角度，而只是从功利观点，从诗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来看待诗的。因此，诗文辞赋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束缚。

随着抒情诗歌的发展，人们对诗歌的抒情特点愈加推重将“诗言志”说与“缘情”观统一起来，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趋于明确。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与文学观念的严重对立和尖锐斗争中，新的文学观念逐步形成。

建安时代，由曹氏父子提倡和实践，文学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文学创作冲破了必须为“法度所正，经义所载”和“依五经以立义”的桎梏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的诗歌创作如《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云，“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赋由汉代铺排张扬的大赋转而发展成为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散文则自由通脱，或抒情，或议论，并都朝着抒情化、个性化、形式优美的方向发展。曹丕《典论.论文》指出，这一时期“文以气为主”，“辞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亦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文学之后，诗歌创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已经明确地为人们所认识。具有浓厚美学意义的文学创作论一陆机的《文赋》， 便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它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主张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彻底冲破了儒家传统文学观念对文学创作的藩篱，树立起“抒情化、个性化”的艺术旗帜，不仅集前人对诗歌本质的“吟咏情性”理论探索之大成，还对后世再经钟嵘、孔颖达、白居易、叶燮、王夫之诸家而最后形成的“文质并举、感物吟志情景交融”，追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登勤《“诗缘情而绮靡”说论辩》)

材料一：

（摘编自《新媒体时代家庭媒介素养认知现状调查报告》，2019年5月5日）

材料二：

“看春晚，最累的是手。”不仅要抢红包，更有不吐不快的拍砖或点赞。敲字、分享、转发……根本停不下来。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给春晚加上弹幕，可能会覆盖整个荧屏，再没人能愉快地收看了。

类似的海量点评，又何止是在春晚？新闻新片新鲜事，总会招来各种雪片般的跟帖，或是怒赞，或是痛贬；微博微信客户端，总有大量匠心独运的原创，或让人捧腹，或让人流泪。有的网友爱“写诗”，有的网友爱“转发”，有的网友爱“分享”……正是在这人声鼎沸的言论广场上，“新集体生活”形成了自己不同以往的媒介气质。

就这样，我们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便捷的平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学会如何“与陌生人说话”。从“医生手术台自拍”事件到“春晚停办”的谣言，从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到名人离世引发的舆论几度反转，很多时候，发布信息变成了造谣惑众，讨论交流变成了站队骂架，观点碰撞变成了语言暴力。“有话好好说”，成为塑造“新集体生活”最重要也最急需的一种规则。

不用往回走几十年，我们就能找到过去那种阡陌交通、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国寡民”遗迹。没错，唐诗宋词元曲是千年绝唱，但也只是千年绝唱，而不是合唱，绝大多数人被空间所隔离，直至终老也难得声气相通。他们做梦也难以想象“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自然也不需要太花心思去构建话语规则、规范交流秩序。

有统计显示，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人，每天平均要查看智能手机100多次，吃饭、坐地铁、聚会、等候，大量空闲时间都被翻看公众号、转发分享、讨论沟通所填满。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生活空间！发言与玲听、表达与思考，都足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增强媒介素养、培养主体意识，并不是要限制表达权利，也不是要泯灭说话个性，而是强调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担负一份责任，对他人权利、公共秩序存有一份敬畏。这种责任与敬畏，体现了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的公共意识，也彰显着“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理性。

（摘编自《涵养媒介素质，才有最美和声——迎接网上“新集体生活”》，《人民日报》2015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