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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诚信方有未来

何鼎鼎

随着电商新业态不断出新，一些现场直播、网红代言等互联网销售形式受到网友追捧。但与此同时，其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刷单”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媒介形态的演进，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职业，网络直播、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拉动灵活就业人数快速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没有知名度的普通人，靠优质内容创作赢得了关注度。2018年“双11”，有网络红人创下3.3亿成交额的纪录，某“口红一哥”5分钟内卖掉了1.5万支口红。数字经济新趋势，改变了传统商业营销格局，让人看到了社会化营销的新商机。

网红经济的本质是口碑经济、诚信经济，信用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比如，一个特别懂电子产品的“极客”，之所以能在垂直领域建立知名度，带动产品销量，关键是其经得起检验的专业见解。但现实中，一些网红及其身后的孵化公司，在流量价值面前打起“如意算盘”，或弄虚作假“刷单”买粉丝、买评论，制造数据假象，骗取广告客户信任；或为劣质商品代言，做一锤子买卖；或索性绕过平台点对点交易，将交易移到“桌面底下”，可能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粉丝没买到合意的产品，广告客户没买到承诺的效果，伤害了社会化营销这一电子商务新业态。

无论是保护新业态发展还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对出现的问题，不能听之任之，而应在规范的同时加强监管。相较于线下门店，网红直播销售的即时性，无疑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这就要求监管部门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对明确违法的行为做到“重拳出击”、以敬效尤。从平台监管角度看，一方面要保护广告客户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帮助其准确知晓相关账号的流量价值，对商业纠纷要建立常态化的处理机制；另一方面，对“买粉”“刷单”“假评论”“卖假货”等行为，也要加大打击力度。比起监管部门，平台凭借数据优势与管理权限，更容易刺破商业欺诈的面纱，理应更深入地参与到互联网发展共治中来。只有用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作为保障，让人们愿消费、敢消费，才能让消费更好地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新的电商模式和消费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色。这背后，是大量个性化产品对人们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满足。通过更健康的模式、更好的监管，让新业态、新供给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就能让更多消费者放心消费，促进消费的蛋糕越做越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自《人民日报》2019 年 10 月 25 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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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主持人：樊老师，您领导敦煌研究院运用了最新的技术手段——“数字敦煌”，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数字敦煌”的情况及其价值？

樊锦诗：说来话长。莫高窟是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组成的综合艺术体，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处文化遗产，这处遗产连续建了1000年。可是1000年之后，大约有500年没人保护，因此变得破败不堪。1978年，我分管保护工作，着手建档案，这个过程中我看了些老照片。1908年的照片跟1978年的相比，同样的地方，洞的变化极大，我很受震动。莫高窟里的壁画与彩塑是用土、泥巴、木头、草料及颜料制成的。莫高窟的文物价值很高，材料却十分脆弱，所以保护工作特别重要。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其实很复杂。首先要保护实物。我们先是设法引进各种专业人才，同时建了简单的实验室并添置各种仪器设备。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从抢救性保护逐步发展到科学性保护。所谓科学性保护，就是把文物的材料通通分析一遍。它为什么有“病”？它的机理是什么？退化原因是什么？然后再选择用什么材料去保护。

还有，我们不能有了“病”才治，要以预防为主，这就需要很多仪器来监测。比如，在洞里设传感器监测温度、相对湿度、二氧化碳和不好的微生物。另外还有自然环境。万一发洪水会怎样？崖体有没有裂缝？有裂缝的会不会坍塌？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监测数据去分析洞窟有没有恶化，有没有变化，要防患于未然，这就是预防性保护。

但不管是预防性保护还是科学性保护，都只能延缓文物的衰退，延长它的寿命，改变不了它最终会完全衰竭的命运。因为这些洞窟处在西北恶劣的大自然环境中，它不可能永远保存下去。洞窟总有一天会消失，我们要把洞窟的信息永远保存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去研究它。只要洞窟的信息在，我研究不出来，别人可以接着研究，而且可以永远研究下去。事实上，我们前前后后用了20年，制定了不可移动文物的标准、程序要求，才做出了合格、高清、既不变形也不变色的数字档案。

数字化对我们的保护工作很有用。比如，过去临摹一幅壁画，把线条摹出来，起稿要占一半多的时间。现在只需提供相关数据，电脑马上就摹出来了，这就省了一半的工作。我们也把数据传到网络上，全球都可以在线看到莫高窟。

数字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展示。敦煌莫高窟的名声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大家都来看，洞窟是承受不住的。人进洞以后呼出的气体会给壁画带来损害，这种损害是肉眼看不见的。要保护，也要发展旅游。二者怎么平衡呢？我们不是已经做了数字化了吗？我们把它做成电影性质的数字资源，把实地参观变成影视展现，我开玩笑说这叫“引蛇出洞”，就是我们把洞里的文物放在洞外头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数字化。

“数字敦煌”实现后，莫高窟的参观模式也变了。我们用了10年，一个洞一个洞地考察研究：哪些能开，哪些不能开，最低限度多少平方米进多少人，一天最大的游客承载量是多少。研究清楚了，才能真正科学地实现总量控制。我们还实行网上预约，通过多种方式合理管控参观人数。这样一来，旅游和保护的平衡初见成效，那些令我寝食难安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既满足了游客的需要，也实现了文物保护，达到了文物保护与游客需求的平衡和双赢。

（摘编自凤凰传媒专访《为敦煌续史留史：樊锦诗与百年敦煌学》）

材料二

利用现代计算机数字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可以更精准地采集文物的数字信息，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数字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处理等，构建出文物的数字模型等来实现对文物最原始的信息保存。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方法，数字化保护是安全和长久地保护珍稀文物的另一种有效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文物数字化保护是为传统文物保护提供原始依据，为其修复方案的设计与确定提供决策服务，同时在文物展览方面也可达到让人惊喜的展陈效果。

在文物的文化传播宣传功能方面，文物数字化保护相对于传统文物保护，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其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强大的辐射效应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文物历史文化传遍世界。同时，文物数字化还可以把文物更深层的内涵展现出来，使公众可以得到更精深的文物文化知识。而数字信息的网络传播及现代软件技术的应用使社会公众愿意主动了解、认识和探索文物，激发和培养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公众保护文物的行动力。

传统的文物保护，比如文物实物修复、文化遗址复原与重建，需要耗费大量木材、石材等自然资源，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有一定的破坏和浪费。而文物数字化保护虽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但通过数字技术来修复、复原文物，不用消耗林木、石材等自然环保资源，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使用方式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资源利用发展的方向。

（摘编自张宝圣《数字化技术在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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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人类理性和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说：“智能是那种世界上实现目标的能力的计算部分。”这种对智能的理解，我们不可否认其在技术和实践意义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将这种计算和目的性无限放大，机械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理性就会成为“工具理性”，最终导致人的物化和异化，导致人对自然的奴役。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哲学和美学研究就有其意义和价值。我们不仅仅需要探寻美的规律性，同时也要防止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这就需要审美理性的救赎和引导了。

人工智能美学的研究范式相较于传统的美学范式，有了一些重要的转变。首先，人工智能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上而下的理性主义与从下而上的经验主义的结合。一方面，人工智能美学需要借用传统的概念推演和分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美学还需要从具体的技术和作品出发对人工智能艺术机制和艺术品进行分析。传统美学重视范畴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容易导致理念与实际经验的分离。对于人工智能美学来说，一些传统审美范畴的内涵发生了转变，如“模仿”。人工智能的模仿并非人类的主动模仿，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复制，而是基于神经网络基础的深度学习模式，因此，它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机器可以无监督地模仿和学习，又不能完全离开人类工作——需要输入已经做好标签分类的人类艺术品数据。

其次，人工智能美学更加重视跨学科思维研究。传统哲学要尽力避免经验性科学如心理学的影响，因此，哲学逐渐走向了纯思辨的形而上学。从人类思维来说，既有技术思维，也有哲学和艺术思维。我们要重视人工智能本身的特点对思维的影响，技术思维对结果、目的、表征非常重视，但同时，技术思维也缺少历史—社会维度，缺乏人文反思和批判性，而这些是现当代哲学思维中非常重视的维度。技术思维和哲学思维所体现的理性还需要艺术思维中的审美理性来纠偏和协调，正如阿多诺所说的“没有一个合理性是完全理性的，没有一个合理性毫无保留地造福于人类”。人工智能时代对审美理性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技术、哲学和艺术三种思维方式如何协调的重视。

再次，人工智能美学研究尝试跳出“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一些人工智能独具的特点，使得传统的哲学美学框架无法进行分析。例如，在人工智能美学中艺术的生成主体可以不再是人，这就需要我们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从人、人机关系、非人等几个层面来看。当前技术下的人工智能体是否能成为主体，现在学界还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部分责任主体，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代理式主体”。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参照物——人并非是世界唯一的智能体了，人们需要重新审视人与技术、自然的关系。

人工智能艺术和美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审美规律化、理性化的基础之上的。一些看似神秘的艺术法则和形式，已经能够被智能系统所把握，这为我们进一步理性分析艺术奠定了基础。但是，人工智能美学并非是要简单地将艺术和美学变成算法和数学公式，该研究更重要的内容是考察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如何用理性来引导技术发展、妥善处理艺术和技术的关系。

（摘编自陶锋《人工智能美学视域中的审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