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包正在毁掉我们的表达能力，甚至毁掉我们的语言吗？这个设问已不新鲜，最近又频现于网络。“斗图”和连串的表情让许多人感到压力，许多网友“哭诉”，在虚拟环境中，表情包泛滥和误用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不便和尴尬，一家英国公司甚至已经开始招募表情包翻译员。这不禁让许多人思考，表情包的使用是否损害了我们的语言能力乃至我们的语言。

但另一方面的事实也不能忽视。2016年，有媒体组织的“24小时无表情包生活挑战赛”有5307人参加，超过30%的人失败——无法忍受一天不用表情符号，另有三分之一的挑战者虽然成功，但表示倍感煎熬，“尴尬”是他们提及最多的感受。

表情包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让三分之二的语言社团成员感到难以离弃的东西是否接近，甚至已经成为语言的一部分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201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收藏完全用表情包转写的《白鲸记》。同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辩论间隙表示，“如果全世界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还能统一意见，那就是表情包了”。

表情包是虚拟语言生活自组织的产物。作为语言的一种可视化形式，其本质和文字相差不多。作为自然语言的拐棍，表情包在以文本交流为主的虚拟空间中提高了用户沟通的效率和质量。试想，我们多少次用表情符号表达文字无法传递的实时心情？又有多少句末的“呢”“耶”被相应的表情符号取代？一个缺少铺陈的祈使句丢过来，究竟是命令还是建议，恐怕得看后面是不是跟着个笑脸。

表情包引起的焦虑本质上是表达方式对应语言生活圈层错位导致的。表情包出现在严肃、正式的交际场合，显得不合时宜，出现在讲求效率的对话中则浪费时间和空间。滥用的表情包就像滥用的成语一样，不能起到调节情绪、提高效率的作用，反而带给人们不少烦恼。表情包带来的交际便利是工具性的，而引发的焦虑是文化性的，但这两者摩擦引起烦恼，与毁掉语言、降低表达能力着实不在一个层面。

其实，“正在毁灭语言”的东西已经不少了，从寻呼机、手机到互联网，再到流行语、字母词，还有时不时跑出来的英语乃至各种外语。著名语言学家刘海涛曾表示，语言本质上是人驱的自组织系统，即语言是活的，是语言社团自发形成和认同的，而不完全是规定的。语言和语言社团的动态性使各种进入其中的异质符号可以有机融入语言生活之中，而这个过程充满了符号形式之间、使用者之间的竞争。正如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外来词、字母词，假以时日，很多表情符号会保留和稳定下来，成为和它们一样不再引人注目的语言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对表情包放松警惕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环顾当下儿童的成长环境，电影、电视、手机多重屏幕并置，以视频为载体，多元动态影像编织的拟态环境折射出儿童探知世界的方式。移动的屏幕，流动的影像，是包裹当下人类的媒介圈，儿童亦不例外。这种由数字视频技术构造的媒介环境对人而言，如同鱼在水中游，令人浑然不觉。看似透明的媒介环境成为我们思考儿童与影像关系的逻辑起点。

在人类传播活动中，可视、可听、可感的物质讯号中，视觉信息占据了大部分。如今，影像成为我们捕捉和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对儿童而言，流动的视频影像是他们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媒介，基于此，产生现实的知觉、情感和经验。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身体知觉系统本身的秩序是历史与文化的建构。数字影像技术本身对儿童并非一种工具性关系，而是在塑造“数字原住民”的集体感官。当影像取代文字，我们体验、衡量自身与世界的方式从线性、历史、过程导向的一维方式变为表面、环境、场景的二维方式。

面对日益媒介化的世界，电影、电视和手机屏幕正在接管以前由线性文本承担的传递信息与文化的任务，信息传播结构的变化要求下一代的教育需要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洞见，即理性思想与情感体验并重。由此，影像不应该成为被批判、被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被视作一种待开发、易感受的教育资源。将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纳入义务教育课程，意在提醒我们关注之前常被忽略的视觉化教育和知觉感性教育，而与知觉感性教育直接相关的情感教育自然而然地也引发了家长和学校的关注。儿童是情绪自我发展的主体，也是情感训练的对象。对儿童来说，儿童影视作品比语言文字能更强烈地引发其情感。《驯龙高手》里的信任、《小鞋子》中的同理心、《魔法满屋》内的焦虑、《养家之人》的战争之痛与恐惧……影像作品中的奇特又迷人的世界吸引着儿童透过影像叙事获得对于自己和周遭世界的认知，还通过自我代入从而获得一种情绪体验。换言之，与影像文本的互动、模仿进而创造感知觉体验，有助于情感教育的发生。

什么东西能调动儿童的想象和热情？想象、热情皆属于情感反应，情感是身体反应的一种表现，又与大脑活动相连，两者互为因果。儿童主要是透过以身体的姿势、实践和模仿，重现或复制他们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情绪来习得情感表达的。情感史的研究证实，人类情感及其表达是由文化塑造的，是在社会环境中习得的。影像世界提供的情感实践数据库，让儿童在生成性的模仿过程中展开一种游戏性的行动，学会去感受他人的行动，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学会去调整这些情感。

情感学习，旨在通过外显的、具体可培养的行动上的“习惯”，将其转变成内化的、抽象概括的精神上的“素养”。就像耳朵并非天生就能欣赏音乐，视觉素养正是在训练、学习和实践“观看”的过程中获得的社会能力。从视觉角度看，影视审美的教育将有助于儿童知觉和情感敏感性的获得，这对其与异文化互动、对话意义非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建设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

中国国家版本馆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殿堂，建设工作紧紧围绕“传世工程”的定位，依山而建成为一大亮点——总、分馆分别选址北京燕山、西安秦岭主峰山、杭州良渚、广州凤凰山，各馆均设置了展示区、保藏区、洞藏区、交流区等。据了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址规划，是因为聚焦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主旨，力求山水交融、馆园结合，确保中华版本免遭各类灾害损毁，永久安全保藏。在建筑设计上，各馆力求突出文化性、传承性、标识性。其中，中央总馆整体建筑秉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西安分馆整体建筑和室内设计充分体现汉唐雄风，杭州分馆围绕具有宋代园林神韵的当代藏书建筑展开，广州分馆四周环绕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岭南园林。“一总三分”凸显大国风貌、汉唐风韵、江南宋韵、岭南新韵，集中展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中国国家版本馆将发挥版本典藏、展示、研究、交流的功能作用，打造彰显文化自信、展现时代气度的新标识，构筑传承悠久文明、延续中华文脉的种子库，塑造展示良好国家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金名片。

（摘编自王鹏、史竞男《中国国家版本馆》）

材料二：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的“版本”二字是广义的概念，作为历史文化载体的版本资源，除了大众所熟知的图书版本之外，古今中外所有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资源都可称为“版本”。中国国家版本馆的保藏范围目前有十大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类出版物版本全部入藏，同时吸纳具有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中华古籍、革命文献、雕版拓片、碑帖家谱、钱币邮票、影视剧数字版和外国精品版本等。目前，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入藏版本量共1600万余册，开馆展品有上万件，涵盖十大类版本类型。中国国家版本馆的重要功能就是征集出版物版本资源，工程建设3年来，面向全国580余家图书出版单位和1万余家报刊出版单位，从2020年起按照每种4份的新要求征集出版物版本，同时征集保藏一份数字版样本。

刘成勇说：“版本是高段位的文化载体，反映和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文明成就，也推动和支撑着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盛世修典兴藏是我们的传统，有了修典兴藏，更彰显盛世气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盛世重版本、藏版本，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摘编自《中国国家版本馆——保藏传承中华文化种子》）

材料三：

图书版本是高级文化载体，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图书版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文化的繁荣，也是文脉传承的象征。

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图书版本学主要是古籍图书，它也是最初体现版本价值的图书类别。古代书籍形式不同，诸如写本、刻本、抄本、批校本等种类繁多，另有盗本、伪本、删本、修订本等版本类型，如何鉴别善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较高价值的版本，古人对此早已有版本意识。以《文心雕龙》为例，它自问世以来，流传下来的就有数十种版本，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较出名的通行本是清黄叔琳（公元1672-1756年）《文心雕龙辑注》。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文心雕龙》的版本类型就更多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詹镁先生《文心雕龙义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都是当代出版的佳本。因此，对古籍的版本研究与出版并非以搜集、保存善本为唯一目的，还要注重整理、再利用的价值。

（摘编自宋宇《中国出版，莫忘版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