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自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自然人化”（指在人类意识的渗透下，自然原本的特色被进一步改善和发挥，使其具有审美性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便成了自然美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热”。其中，大多数美学研究者赞同自然美生成于“自然人化”的判断，只是对“自然人化”的理解有差异。如有的主张自然美源于“情感化”，运用“移情”解释自然美；有的则主张自然美源自“实践化”，认为劳动实践是自然美得以生成的路径。

②但“自然人化”命题，难以有效解释“人化”自然过程中的美丑并存现象，无法阐释自然美和实践美学关于美本质界定之间的内在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当代美学在这一发展阶段，深受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哲学框架的束缚，没有借鉴现代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也没有承续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开始，便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高扬人的主体性大旗，强调对抗自然、征服自然，自然的审美价值因此而长期遭到否定。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美才开始受到关注；到启蒙运动之后，自然因象征自由、浪漫而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到现代，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逐步消解，自然在“诗意地栖居”等思想中，方成为自然本身。

③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实与西方之“自然”在内涵上存在着错位：前者具有非实体性，而后者则指向实体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秉持自然生命观，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等。由此，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建构中，除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移情”外，更有“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的“畅神”，“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互赏”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可谓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④20世纪90年代，生态型美学开始在中国勃兴。所谓生态型美学，主要是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景观美学。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不同，分别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景观规划设计学和景观生态学。同时，观察维度也不同；生态美，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旨在凸显自然生命样态之真；环境美，强调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和谐自由的关系，旨在凸显自然生存环境之善；景观美，则强调形式的艺术性，旨在凸显自然物象之美。

⑤而三者之所以可统称为“生态型美学”，在于有共同之基础：秉持生态世界观，即以生态地球为本体，认为人与自然平等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汲取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文化，以深化生态世界观；坚持生态审美原则，从生态维度重新理解美与丑，进而从自然出发、以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强调生态审美方式，基于但又不受限于自然科学理论，以生态感知方式体验自然美。

⑥因面对共同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国内兴起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西方生态型美学很快交汇融合。在生态型美学理论体系中，自然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物质性存在，而是处于整体有机关联且动态流变之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存在；作为审美者的人，也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自然物同处生态系统之中的生命存在。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审美关系的建构，便促使“自然人化”在两个维度发生转变；走向“自然化人”——由于自然生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加重，人更加注重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生态规律视为“美的规律”的有机内容；走向“人的自然化”——从理性的、处于主体地位和作为类的“人”，走向更为关注生命体验和生态保护的人。

⑦在生态审美原则下，自然美的呈现，是诉诸本真生命样态，展现出自是、自在、自为和自由等审美特征。自然美的构成，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审美原则下的形式美，而是凭借自身的生命价值、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平衡价值等，展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摘编自席格《自然美学的演进与拓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摇滚与盗窃，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硬是碰撞出了一场黑色的闹剧。最荒诞的一幕是，当失主们面对被偷一空的营地茫然无措时，偷盗者们依然在忙不迭地往自己的车上搬运那些他们认为是“没人要的”“捡来的”东西。一时之间对南阳各种嘲讽笑骂的“地域黑”在第一时间就涌上热搜。有人引用了《桃花源记》中著名的结尾“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有人用人尽皆知的典故三顾茅庐，诸葛亮的茅庐在南阳，所以刘备进去邀请诸葛亮时，要关羽和张飞守在门外——“得是关张这样的人才看得住马”。

这些引经据典的嘲讽笑骂，给人造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仿佛南阳自古以来就是小偷之地。尽管没有人真的会把这些地域黑的笑话当真，但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却足以加固人们对南阳，乃至河南整体的偏见。地域黑尽管制造针对地域的偏见，但对每个地域，只要抓住机会，它都会黑得“一视同仁”。就像贾鲁生在《丐帮漂流记》中引用80年代华北广为流传的地域黑顺口溜：“山东响马山西贼，河南尽出流光锤，小偷小摸数安徽，杀人放火找东北，陕西野鸡满天飞。”地域黑让那些被它激怒或是逗笑的人满足于愦怒与嘲笑，不必再跨过探究的门槛，去探查地域黑背后的根源。

地域黑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受害者，同样也是河南，也就是位于今天商丘地区的宋国。在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的所谓“妇人之仁”常常被作为宋人愚顽固执的案例。从孟子的“揠苗助长”，到庄子的“适越卖冠”，再到列子的“负暄献芹”，乃至于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智子疑邻”——可以说，如果战国的思想家们想要编出一个愚人的寓言故事，那么宋人乃是当仁不让的头号人选。愚人的代表除了宋人，就是郑人。“郑人买履”和“买椟还珠”两则脍炙人口的寓言，将郑人愚蠢固执的形象深深钉在了地域黑的历史柱头上。

为何那些愚人会成为宋国与郑国的“土特产”?宋国固然有宋襄公这样妇人之仁的愚顽案例，但劝谏宋襄公的子鱼却是远见卓识的代表。记录“揠苗助长”的孟子的先师孔子，其祖先正是宋人。战国时代纵横天下几半的墨家创始人墨子也是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则曾为宋之漆园吏。至于郑国，比宋国更加无辜，郑国的子产被认为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贤相，是孔子推崇备至的君子。这些都足以证明宋郑两国并非地域黑中愚人的大本营，反倒是君子贤才之乡。那么，为何战国诸子，包括身为宋人的庄子自己，都会去“自黑”宋国呢?

近代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中如此解释愚宋的原因：“盖宋人当战国时，其民最愚，故诸子以宋人为愚人之代表也。”真正将宋国黑成愚人大本营的时代，是在战国中期以后。恰恰正是宋国被齐、楚、魏三国瓜分覆灭的背景下，才频繁涌出的这样一大批宋人愚蠢的地域黑寓言。郑人愚蠢的寓言绝大多数出自韩非子的笔下，原因亦复如是，而且对韩非子来说，还有个更特殊的原因：郑国是被他的母国韩国灭亡的。宋人可能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愚顽的名声，因为宋人是殷遗民的后代，而周人在灭亡殷商后，虽然为了笼络殷遗民而对其畀以官爵，允许其臣服于自己建立诸侯国，但依然将其视为“殷顽”，对其戒备有加，将其置于周人同姓诸侯国之间看管起来。处在这种征服者目光之下的宋国自然容易成为群体鄙视的对象，而随着宋国在战国时期被瓜分覆灭，这种长期以来的鄙视心态就更容易化作地域黑的嘲讽，毕竟，还有什么比嘲讽一个亡国之民更遂心应手也更安全的呢?

地域黑在很大程度上，其初始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拜高踩低的心态。尽管先秦诸子很可能只是就近取譬，将已经亡国的宋郑两国作为愚人寓言的工具，但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正是通过自己造作的高明寓言，将两个战国时代血腥食物链中被踩在脚下的地域污名化，而他们经典的寓言故事，又让宋人与郑人作为愚人代表的印象深入人心——尽管，这只是副产品。

后世的地域黑，则掺杂了更多的内心动机，大多是通过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南北朝时代处于竞争中的北朝与南朝就是这种地域黑的代表，为了彰显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它们都自视为正统，而对对方大加贬低，北朝将南朝蔑称为“岛夷”，而南朝则将北朝贬斥为“索虏”，双方抓住一切机会制造南北地域对立去黑对方。甚至在两国交聘的正式外交场合，也要想方设法黑一把对方，让对方的使臣难堪。南北朝时代最出名的地域黑，则出自《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一场对话。喝得酩酊大醉的南朝名将陈庆之在筵席上对北朝世家大族杨元慎等人说道：“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泰皇玉玺，仅在梁朝。”南北朝唇枪舌剑的地域黑，更暗藏一种政权合法性竞争的争斗，尽管南北朝连同说出这番南北地域黑妙语的刻薄之口，一并被扫进了历史尘埃当中，但是那种对立互黑的思维，却犹如一颗毒种，只要给予环境，加以刻意灌溉，就会滋长起来，为地域黑提供源源不断灵感和动机的繁茂枝叶。

清代雍正帝对南方的地域黑，则是刻意为之。雍正帝固然用地域黑当作敲打南方的武器，但这种看似义正辞严的地域黑背后，真正敲打的，却是他那一颗不安自卑的内心，雍正帝深知，比起南方所谓的风俗浇薄，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行才是黑暗得不可告人。因此，他要用所谓的义愤来掩饰内心的羞愧。这也就是所谓的移羞作怒。移羞作怒是地域黑深藏其中的心理，那些所谓对一个地域得意洋洋的嘲讽谩骂，不仅仅是放大其中的黑料以偏概全，更是用别处的地域黑来掩饰自己身边的阴暗。其中的逻辑看似矛盾，却也简单：通过谩骂他人别处种种黑料，来显示自己身上并未沾染这种黑料，由此掩盖暗尘，洗白自己。地域黑越是大张旗鼓，就越是在转移众人的注意力，让世人把目光聚焦在被黑的地域上，由此给自己藏污纳垢的时间。

拜高踩低、制造对立、移羞作怒，这诚然是地域黑形成的主观心理，但并非是地域黑的全部。地域黑擅长的是通过以偏概全的手段来制造焦点，转移注意。但“偏”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当某种群体现象出现时，偏就更容易被当作全，而被“地域黑”加以炒作。偷盗行为确实发生了，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仅仅纠结于偷盗这一现象，用来大做文章，编造出各式各样地域黑的段子，除了博人一笑，造成刻板偏见，别无他用。就像考察地域黑的历史渊源一样，真正需要追究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走投无路的人，才会成为盗匪去抢夺财物，经历过匮乏年代的人，才会总想囤积东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许旧日的劣习就像积毒一样需要时间来消化，地域黑同样需要时间来改变，让人们意识到所谓的地域黑并不好笑，以何种方式去看待对方，其实正是自己内心的造相。

（摘编自李夏恩《南阳迷笛音乐节余波：“地域黑”背后的问题并不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