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孤陈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飘零在西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这是机器人小冰写的一首诗。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小冰经过两年的深度“学习”，如今已具备强大的“创作”能力。只需上传一张图片，给几个关键词，小冰就能在10秒内替你创作出诗歌初稿。在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曾用27个化名，在豆瓣、贴吧和天涯等多个网络社区的诗歌讨论区和报刊中发布小冰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没有人发现作者是个机器人。后来，小冰研发团队从小冰写成的数万余首诗中挑出139首结集出版，为诗集取名“阳光失了玻璃窗”。

微软小冰项目负责人李笛介绍，为了掌握写诗技能，小冰学习了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被训练了超过10000次。一开始小冰写出的诗句一点也不通顺，后来慢慢变得“风格独特，有偏好和行文技巧”。

如果说“诗人”小冰的创作仍是基于对海量文字的统计和计算，那“画家”小冰的模型已开始基于情感计算框架。换句话说，“画家”小冰不仅具有IQ（智商），还具有EQ（情商），并且其“创作”开始基于情感激发。这个模型有这样非常鲜明的特点：会大量使用诱发源，不是让机器把一种已有的视觉元素进行复制，拼接，再转成另外一种风格重新生成，而是在诱发源的帮助下，激发人工智能进行独立创作。该模型通过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画作的学习，已能独立完成100%原创的绘画作品。

此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开发都是围绕任务驱动型、知识型的路线来架构。但近些年，各大科技公司越来越重视对人工智能EQ（情商）的开发。除了微软的小冰， 亚马逊开始希望Alexa能够有同理心，百度也提出“智能体”的概念，要求人工智能更加有个性，更加有“人设”。人工智能的构建已经从单纯的IQ开始向“IQ+EQ”演变。长此以往，人工智能将不仅具备人类的智慧，或许还将拥有人类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化的表现形式，当人工智能拥有情感，并且能够依靠情感激发来进行文艺创作时，人类独有的文艺创作能力的确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材料二：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艺术家，大部分人都不认可人工智能机器人写的诗、画的画、作的曲是艺术品。因为艺术被认为是创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其主观情感的呈现，而艺术活动更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它充满感性色彩，人类艺术创造最大的特征就是情感化。而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它的整套艺术生产逻辑是基于数据的，即便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开始加入情感激发和随机化模块，但创作的内容仍然是从大量作品中提取、分解、组合而成的，这种重组方式不能称为情感化的艺术创作。

人类对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能力的抗拒和排斥，一方面基于主观情感上的“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艺术可能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的最后一片施展才华的乐园；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文艺方面的“造诣”尚处在“低幼”阶段，离人类的文艺创作水平还差很远，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跟人类匹敌。

以小冰的绘画作品为例，乍一看，其颇具“艺术色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些作品仍然难以消除元素堆砌的痕迹。就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个主题，小冰所画的内容基本上都在“建筑”“人”“家具”这几个模棱两可的元素上来回重复。而即便是输入“城市”这个关键词，小冰依旧会把城市跟椅子、时钟这类元素联系到一起，画作也不算完整，甚至过于抽象。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艺术的冲击，大部分还是体现在心理层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还是很难接替艺术家的创作，即便这些智能机器人创造出一些被人类认可的“艺术品”，那也是基于人的参与设计。人们需要通过了解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内心情感，去揣测一件艺术作品的深意，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文艺创作”，整体上还难以使其“作品”充满这种感性的色彩。

材料三：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存现实基础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和艺术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艺术存在的意义及其终极走向等一系列问题。正如艺术批评家李心沫所言，在人类的绘画作品和运用人工智能程序绘制的作品，已经很难被人区分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对人工智能视而不见，一味地唯我独尊或排斥是没有意义的。

从积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虽然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来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中就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程式化的、重复性的、仅依靠记忆与练习就可以掌握的技能将是最没有价值的，基本可以由机器完成。最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比如人对于复杂系统的综合分析、决策能力，文化艺术的审美和创造性思维，基于爱、恨等情感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则在人工智能时代最有价值，也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

对文艺家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阅遍人间所有的艺术精华，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可以为艺术家锦上添花，分析素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让他们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的色彩，让文化消费者能体味更为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

比如，小冰的绘画技能应用的领域是服装面料的图案设计。李笛介绍，以小冰人工智能框架为基础，微软已经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以及几家最大的纺织面料企业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纺织服装面料图案设计平台。该平台可以设计出1026种服装面料纹样和插画。另外，小冰也参与到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截至目前小冰已经为许多家电台和电视台生产了2800多小时的节目。

材料一：

自从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以来，人们对媒介的认识就出现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什么是媒介”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从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提出“传播的偏向”开始，媒介被看作是超越了一般信息载体的特殊文化形态。此后，麦克卢汉、波兹曼、梅罗维茨等学者又纷纷提出见解，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

其一是“媒介即讯息”。这是伊尼斯的学生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1964）中提出的重要论述，它扭转了传统注重媒介内容而忽视媒介形式的弊端。而事实上，当今社会的媒介之重要早已超越了具体讯息，成为一种参与主体塑造，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因此，“认识媒介”与古希腊神庙上“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其二是“媒介即隐喻”。这是麦克卢汉的学生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的基本观点。“隐喻”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它意味着媒介在讲述现实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叙事本身更高的权威，使人们误以为媒介叙述的“现实”才是现实，是比真实更真实的拟态环境。“媒介即隐喻”这就需要人们具有高度的媒体讯息识别能力，勘破“隐喻”背后的秘密，从而真实地把握真实。

其三是“媒介即情境”。这是波兹曼的学生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中提出来的。梅罗维茨把媒介看作场景（情境），而不同的场景会导致不同的社会行为，尤其新媒介将导致新的场景，从而诞生新的社会关系。

这三种媒介认识具有一以贯之的师承立场，那就是把“媒介”看作是具有价值偏向的、并非冷冰冰而纯然客观的文化形态，或曰引导性力量。也就是说，“媒介”本身有着值得深刻挖掘的内涵，甚至可以认为它具有本体意识，它在故意引导受众朝着某种方向前进。

无论“媒介即讯息”还是“媒介即情境”，它们所着眼的媒介都是围绕电视所展开的电子媒介。而新世纪头十年之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端新媒体已经超越讯息、隐喻和情境，它变成了人的一部分，或者说人成了媒介的一部分。这可以称为“媒介即人”或“人即媒介”。

在互联网的自媒体时代，媒介参与往往被等同于现实参与，越来越多的“键盘侠”游荡在网络上，而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却乏善可陈。隐匿在屏幕之后的语言（包括文字、图片、弹幕、表情包、短视频等）交往，可能导致更多的偏见、娱乐和狂欢，从而消解了社会议题的严肃、真实与有效。

（摘编自林玮《“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本体意义：一种传播共同体的视角》，有删改）

材料二：

传统戏曲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戏曲借助不同媒介的传播史。当戏曲传播媒介一旦发生改变，戏曲艺术的表演、剧场和观众等都会发生相应变化。人类社会从口语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发展到互联网信息时代，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智能新媒体软件应用成为人们休闲娱乐、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传统戏曲与日益涌现的各种媒体形式的邂逅，给自身带来了新的生机。

自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戏曲的传播与接受，既有承继关系，又存在时代差异。媒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使得中国戏曲艺术呈现多元形态并存的格局。20世纪初戏曲唱片兴起，百代公司便为谭鑫培、汪笑侬等录制唱片。戏曲影片《定军山》拍摄，标志着电影与戏曲的联姻。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电视机在我国的普及，具有代表性的电视戏曲栏目《梨园春》《秦之声》走进了千家万户。可以说，利用多媒体平台，传统戏曲实现了剧场演出、网络传播并存的演出格局。观众可以在新媒体平台欣赏梅兰芳的《生死恨》，聆听王瑶卿的唱腔，也可收看央视《空中剧院》戏曲展播。

多媒体业态下，戏曲艺术观念和生产主体的创新也在发生。许多戏曲名家也认识到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效应，有时直播平台可以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在线观看，受众人数远远超过实体剧场观众。戏曲名角们纷纷在抖音、快手、陌陌等社交软件直播平台上开通网上直播。有的戏曲名角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粉丝”在线，摇身一变成了“网红”。由于新媒体“粉丝”不受地理空间限制，往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国际友人。可以说，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在场性和交互性极强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戏曲演员借助互联网实现了与观众的在线互动。在直播过程中，观众随时可以给喜爱的演员发“弹幕”交流。

（摘编自李有军《当戏曲邂逅新媒体》，有删改）

材料一：

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所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这种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乡土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一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

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乡土社会环境固定，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

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名实的分离》）

材料二：

中国人讲的“家”是很有弹性的，小到一家三口大到无限远。比如平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是自家人”。什么叫“自家人”呢？你再扩大点，比如“国家”，在英文里面“国家”是“State”，并没有一个“家”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几乎各个地方的语言要表述“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之中都不包括“家”，只有我们中国，或者受我们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的确也会有“国家”这个说法。所以“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它挺麻烦的。它牵涉的范围非常之广，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有伸缩弹性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讲这个“家”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说“西方的社会像一捆柴”。我们把这一捆柴里面的每根柴，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成为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叫做“团体格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影响力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就用这个形象界定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他给它一个名字，叫“差序格局”。

费孝通说，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他还说，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正因为“公”“私”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好比你跟别人做生意、做买卖，你丧失了信用之后，就没人再找你做了。

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么法律在哪里呢？所以费孝通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问题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有法律观念，也不太有公共观念。

我们过去讲儒家道德，都是从小的教化，而这个教化都是有社会土壤的。但是假如今天城市不是乡土社会，农村也不再是过去的乡土社会的时候，这个儒家伦理就纯粹只是一套抽空现实环境的教条，那又该怎么办呢？

（摘编自梁文道《〈乡土中国〉：家，到底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