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了较大冲击，旅游行业更是首当其冲。旅游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可以说失去了一整个冬天。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0年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次将负增长56%，国内旅游收入负增长69%。以景区为例，客流量、门票和二次消费收入等经营活动受疫情的直接影响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旅游市场出现了不少积极现象，其中火爆的“云旅游”更是引发诸多有益思考。目前，国内已有至少20个城市、1000多家景区开通了线上游览服务，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云”游天下。通过线上旅游开辟推广新渠道，不仅实现文创产品销量翻番，吸引了成千上万日后线下参观的“准游客”。截至目前，仅抖音平台“在家云游博物馆”相关视频总播放量就超过2.9亿。特殊时期，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科技创新转危为机，旅游经济复苏指日可待。

（ 摘编自《海外网评：“云旅游”推动旅游业越冬迎春》）

材料二：

旅游是典型的体验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法开放的旅游景区为保持热度，通过视频、直播、VR体验等多种方式，给消费者丰富的在线体验；通过互联网在线模式进行景区游览，“云旅游”很自然地走入生活。

一些人士认为，作为在疫情中急速“火爆”的文旅新模式，“云旅游”契合了疫情期间游客无法实地体验的需求，一旦疫情消除、社会步入常态，这种模式就会失去其价值。但从深层来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作为新的“种草”模式，“云旅游”可以将数字“流量”变为“留量”。近年来，我国网络直播发展很快，预计2020年直播经济将超1万亿元人民币。从直播经济的结构看，秀场直播、游戏直播、电商直播占了绝大部分，旅游类直播相对较少。“云旅游”通过与消费者的深度互动，能够实现“先种草，后出行”，这一方面解决了因信息不对称给消费者带来的旅游体验差问题；另一方面能使景区的推广覆盖更为广阔的人群。对于热门景区而言，“云旅游”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突破了景区物理接待能力的限制，从而推动旅游业的线下线上融合。

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云旅游”正在从一种渠道变成一种全新的体验产品，不单纯对景区物理环境进行了展示，还添加了更丰富的内容。在一些人文景区，通过对“云旅游”的深度挖掘，可以使景区潮起来、文物动起来、文化活起来、历史醒过来，打造与线下完全不同的旅游体验产品，带来比线下更生动、更丰富、更深度的体验。“云旅游”还能带来更为多元的互动性，使旅游与社交的融合更为紧密，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腾讯文创共同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告》表明，疫情后总体旅游动机均值较2019年提升4.0%。其中“进行社交，结识新友”提升8.0%，“了解文史，丰富知识”提升7.4%，而“云旅游”对这两方面的满足能力高于线下旅游，其发展值得期待。

有观点认为，“云旅游”的一大缺陷在于，其异地体验特性无法给景区带来住宿、餐饮等收入。但也要看到，“云旅游”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产业跨界创新融合。借助“云旅游”，很多博物馆等文化场所打开了文创产品销售渠道。2020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推出了“为国宝代言”小程序，在云端呈现国宝、在云端讲解背景、在云端接轨文创，带来了当地特色产品的网络热销。

以直播为代表的“云旅游”，其门槛并不高，一部手机，一个专业知识丰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主播，就能将景区的风光、历史、文化等立体呈现给消费者。因此，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发展空间的创新创业新场景。

（摘编自《云端游：云端美好     触手可及》）

材料三：

直播化的云旅游作为今年新兴的产物，一些顶级博主甚至已经因此吸引了百万粉丝。然而一场“618”直播活动让云旅游突然变味，直播带货在云旅游中的比例陡然提升。

脱胎于阿里旅行的飞猪，很早就注意到云旅游的发展前景，上线了自己的旅行直播平台，几乎每一个主播都开通了淘宝直播，甚至是淘宝、飞猪双平台直播。但是，一些直播与其说是旅游直播，不如说是带货直播，从当地的特产到淘宝店铺推广，可谓万物皆可带货。甚至飞猪官方号就直接吆喝起了旅行团特惠。

而某旅游网站的云旅游直播，也从展示当地的美景，逐渐变为对当地民宿的促销。低端一点的打法，是主播围绕某个民宿无死角地尬聊直播；高端一点的打法，是主播请一位美女假扮游客，在民宿里悠闲地享受生活，向用户介绍民宿的惬意生活。

云旅游是一种以线下为依托的线上营销方式，它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与直播带货联结在一起，但选择云旅游的用户，会把收集旅游信息、景色欣赏摆在第一位，而不会将寻找旅游纪念品、当地特产和订购旅游产品摆在第一位，后三者可以在云旅游中有所呈现，却不能占据核心主位。

对于众多用户来说，他们想要的也不是简单的景色视频，而是通过与远方的主播实时互动，听取其对当地旅游的讲解和建议，从而获得自己去游玩时更愉悦的体验，或者通过第一视角接触未曾领略的娱乐项目。

然而过度的营销与直播带货，却破坏了用户的旅游兴趣，将云旅游变为了“云购物”，用户为之买单的原因，也不再是出于对旅游的期盼，而是因为各种打折促销与冲动消费。

虽然疫情导致旅游行业生存艰难，但偏离了旅游本质的云旅游营销，虽然能够一时获得收入与关注，最终却会流失掉核心用户。

当下云旅游的火热，是疫情导致出游受阻和直播红利带来的引流，云旅游是否能够成为刚需，这仍有待观察。相比制作规范，运营成熟的旅游种草日记，云旅游充斥了太多无用信息与错误资讯，在没有平台约束的情况下，野蛮生长之中难免杂草丛生。

（摘编自《云旅游从直播种草，走向杂草丛生》）

材料一：

贫困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传统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来说物质匮乏、生产效率低下，但物质的匮乏造成的贫困现象与贫困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所拥有的一种亚文化，当这种文化沁入到了这个民族成员的血液和灵魂之中，就具有很强的韧性。

当前，中国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入了后小康时代。虽说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种嵌入到民族心理中的适应文化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阻力，制约着整个后小康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大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

西方传统文化中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主流，基督教将“贫困”作为一种“恶”的文化，希望用“慈善”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恶”。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文化，而儒家伦理奉行的是一种“善”文化，并且通过官方正统的教化渠道使“善”文化成为主流。儒家思想家将“贫困”作为一种“善”，主张用“节欲”的方式来对付“贫困”，甚至将“贫穷”作为一种“美德”来进行歌颂。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将“贫穷”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其颂扬为一种美好境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浸淫在对贫困的这种认识和熏陶中。“贫困”即“美德”，成为一种精神鸦片，“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对待“贫困”的观念上，甚至比儒家的“贫困伦理”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期道教承袭并且衍化了道家的寡欲观，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守贫、苦行和守拙。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道释三者合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安贫乐道”的民族心理，“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的负面作用更加凸显，很快得到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认同，其安于贫穷、与世无争的消极心理更加深入人心。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儒道释三家合流后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贫困观念”和“贫困文化”，对于调适中华民族群体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使人们在面对贫穷落后的逆境和压力时，仍然保持一种坚忍不拔、刻苦耐劳的品性，并能够穷则思变，形成一种有效应对、适应与成长的心理机制。但是，这种“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仅契合农耕文明，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具简陋和生产资料有限的时代文化。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相抵牾的民族心理。

社会心理学认为，贫困心理基因是有记忆、有遗传的。贫困文化基因中的这种韧性，无疑为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小康社会相对贫困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增加了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本。因此必须未雨绸缪，按照工业革命4.0时代、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标准，根据相对贫困的特征，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摘编自唐任伍《贫困文化韧性下的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特征及其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带领人民从“短缺”迈向“丰裕”、从“贫困”跨入“小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扶贫使命的终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扶贫战略即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

就绝对贫困而言，贫困主要表现为“短缺经济”“物质匮乏”“仅维持生存安全基本需要”“食物消耗货币化”等。身处绝对贫困中的人无暇顾及生存以上的发展性问题，生存问题的迫切性使得贫困的相对属性被短缺经济所遮蔽。

相对贫困则是在一定的对比中显现的。相对贫困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呈现出来的主客观状态，它不仅是满足低起点的基本生存需要，更是社会比较的动态综合性结果。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依赖个人或家庭的现有资源即便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但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准或其他群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生活境况或状态，这就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表现为经济维度（收入与消费）、社会发展维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自然生态维度等多维度的匮乏。虽然平均生活水准是通过特定贫困测量所得，但它仍是动态演变的，会因时空和人的感知差异而不同。因此，相对贫困包括客体评判和主体感受两个层面，前者是社会针对个体所作的客观式评价，后者是贫困主体自身对生活境况的主观式评价。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阶层间基于主观认定的生存水准差别而形成的贫困。相对贫困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参照系，其地方性和区域性特征突出。

（摘编自王国敏《后小康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

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取材于姜朝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废弃物处理领域深入引进循环经济管理理念，可以更广泛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更好地保护环境，造福人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采用科学的手段消纳这个极大的污染源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保护课题和社会经济课题。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前提。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垃圾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含有许多可再利用的物质，如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等。通过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可将之再利用，转化为商品，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成为环境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促进加工处理废弃物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发展，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废弃物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垃圾处理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在相关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也要靠政府的投资及财税政策扶持。生产单位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力军，也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例如在产品包装上，生产单位应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标注宣传环保理念及分类回收方式的字样，加强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使企业全面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产品包装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重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再利用效率。

（取材于赵雪梅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当前，“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还没有养成习惯，实际践行度普遍较低，立法强制施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上海市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多渠道全覆盖宣传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准确地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步入对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行列中来。

（取材于王薇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1日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回信，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来信，我想起五年前同大家交流垃圾分类工作的情景，你们热心公益、服务群众的劲头让我印象深刻。得知经过这几年的宣传推动，垃圾分类在你们那里取得新的成效，居民文明程度提高了，社区环境更美了，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需要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深入推进，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已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平均覆盖率达到82.5%。近日，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成效，表达为推动垃圾分类在更大范围开花结果贡献力量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