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文学在从古典向现代发生转型变化之际，就在创作中显示了自身的特色。近代发生的文学变革，虽然以“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标榜，但其创作带有很深的传统文学印记。

五四文学革命，结束了这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但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尝试，仍免不了要经历一个“小脚放大”的蜕变过程。这期间，所谓中国特色在创作中的最初表现，是从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带出来的鲜明胎记。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受外来影响渐多，取法于外渐成一时风气，但新文学并未就此泯灭中国特色。只要祛除阐释的遮蔽，就不难看出，在这些新式的外衣下，各体文学创作，仍然具有中国文学的特质。以鲁迅的小说创作为例，笔者曾把鲁迅的小说分为以下几类：承袭古人“发愤”著书的传统，如“忧愤深广”的《狂人日记》；以古仁人之心，关切民瘼，悲天悯人，而以写实笔法出之的《祝福》等；直接继承清代讽刺小说的传统，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冷嘲热讽”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受“诗骚传统”和古代散文影响，如“诗化”“散文化”的《故乡》和《伤逝》等：化用笔记文体，而以“油滑”之笔出之的《故事新编》等。这些都留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印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因为有“革命文学”的提倡和左翼作家的实践，成长期的现代中国文学，在接受传统浸润的同时，又自觉地开发民间资源，汲取民间溢养，逐渐在民族化、民间化的方向上，凝聚自身特色。到四十年代的根据地、解放区文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成了这期间及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文学追求中国特色的主要方向。李季等人的长篇叙事诗创作、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榜样。他们的作品在改造民间曲艺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这期间的文学锻造中国特色的主要表现。同样缘起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长足发展的“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创作，是中国特色创作追求的又一重要成果。这种由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转化而来，又融进新的观念和手法的新兴文类，是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中国小说。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各体文学在中国特色的方向上，都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及其后兴起的文学革新，在一个时期虽然再度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但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行程之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以一种更新的姿态，回到这一方向上来。

（摘编自於可训《创作经验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

材料二：

现代世界的生成，能够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中的人民意识到同处于这个世界上，文学是最好的沟通桥梁。据严家炎先生的研究，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是中国人最早用法文写的文学作品，虽然这部中篇小说来自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再创造，但严家炎认为它加入了许多富有时代感的新内容，人物性格和追求爱情的主题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可以看出陈季同在浓郁的风俗画色彩描写方面明显受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虽然缓慢，却持续不断，由最早的涓涓细流，经过百年的顽强走向世界，终于成就当今的气候和阵势。

现代中国要自强，要新生，要创造全新的中国，这是几代仁人志士的渴求。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趋于保守。从另一种视角也可以看到：世界上任何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顽强地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传统中国尊崇祖训，“敬德宗孝”，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价值，不管是治国方略还是家庭伦理，都以“三纲五常”为上，“四书五经”则是文人学子的文化基础。但在思想文化的创造革新方面，中国文化又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各民族国为宗教打得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中国则可以完成“儒道释”三位一体，中国文化始终有勇气有胸怀吸收外来文化，兼容不同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并非文人学子的排斥异己。唐宋古文运动，虽然强调“文起入代之衷”，但也是借古之名，托古革新。直至近代“桐城派”之复兴古文，也适应时代变化，不断革新语言。连胡适也承认，“桐城派”的古文为现代白话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确实，中国几千年社会之稳定，其政治上的制度性保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中国能够进行五千年文明传承而不中断；但中国文化始终有兼收并蓄创化革新的活力，这也是事实。唯其如此，在展开现代转型时，才能如此热烈地敞开胸怀，容纳世界各种优秀文化进入中国，为中国完成现代社会的创造所用。

（摘编自陈晓明《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

材料一：

《红楼梦》我们可以一直读下去，在不同的年龄段读它。因为《红楼梦》呈现的是一个人生的现象，它让你看到这些人经历的各种状态，以及他对生命态度的超越感。

假如我们眼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在朋友在谈这个事情，转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不喜欢谁，我们称之为主观。在文学里面有“全知观点”，不成为小说里面任何一个角色。我们没有个别的爱恨，是在一个更高的、超越的环境里面把这些人呈现出来。就像镜子一样，也没有爱恨，你走近镜子，是一个全然客观的状态。但是人很难做到像镜子，这种全知的超越感其实非常难把握。我读过的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林黛玉的哭泣、薛宝钗的周到、王熙凤的精明，都只是在呈现而已，作者没有说他喜欢谁。

（摘编自蒋勋《蒋勋说〈红楼梦〉》）

材料二：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上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感知、认知，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其艺术目的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莺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

“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上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为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

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三：

空白是中国画构图中处理黑白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红楼梦》的画家笔法中，空白是被经常运用的一种。曹雪芹曾通过薛宝钗之口表达了他对绘画创作的见解。但作为一个精通绘画的作家，曹雪芹“自觉引进绘画技法”来进行《红楼梦》的创作，从而使其“不仅绘景、状物在妙合画理，而且写人、叙事也往往“默运画学神髓，融入丹青技法”。他在作品中就特别注意这种空白手法的运用，不时在《红楼梦》中留有空白。

《红楼梦》中制造空白的手法，除了语言、情节的省略及“不写之写”等以外，还利用“矛盾”制造空白，创造出朦胧、模糊的艺术意境，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例如：宝玉酒醉后要撵李奶妈，但被袭人劝住了，并没有撵，而李奶妈却说宝玉撵了茜雪。这看起来相矛盾，但实际是另起了头绪，是将茜雪“出去”的一段情节通过“矛盾”制造了空白，使读者可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推想这其中的缘由。张爱玲就认为茜雪是“负气走的”，对此，倒是脂砚斋颇能理解作者的原意，他说：“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字，屈杀宝玉。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可见，作者笔法真是高妙，既塑造了茜雪形象，又刻画了李奶妈形象，可谓“一石二鸟”。

这正是空白的妙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若实写了，不但容易使笔墨轻重不均，冲淡主调色彩，而且还使情节受到了限制，显得死板不活。而这里运用以虚写实、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手法，则使有限的画面中生出无限烟波，创造了烟云模糊的意境，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

（摘编自曹金钟《“矛盾”与<红楼梦>中意境的创造手法》）

材料一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养老服务已经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养老”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燕、飨、食等礼仪都是借祭祀鬼神之日，以宴会的形式编排长幼序列，演示敬老之礼。这里的“养老”还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养老行为。

周代养老的仪式除了设置公宴外，还给国老颁发上顶端镶有木雕鸠鸟形状的黑色木制拐杖——鸠杖（同王杖、玉杖）。鸠鸟食道宽，吞咽顺利，意在祝福老年人吃好吃饱；鸠杖象征着一种权利和荣誉，持杖老人凭杖就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养老优抚政策，除给予老人一些荣誉之外，还向社会颁布养老的法令，明确养老范围，建立了具体的保障监督措施，比如汉代就明确规定“子孙为国而死的父祖”等四类人归社会养老。唐宋时期，敬老和崇文并举，国家建立了“文学馆”等文史研究机构，组织老年学士修史编志，起草皇帝诏书，协助科举考试。《唐书》中还有国家为高龄老人配备家庭服务人员的记载。北宋出现了最先用财政资金救助“老疾孤穷丐”的机构——“福田院”。明代除参照汉代做法外，还积极组织老年人参加政权建设，并在多地设立了养济院。清代沿用了明朝的养济制度。

我国古代养老文化的核心是“孝”，而以“孝”为核心的古代养老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善孝为先”等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映。“儿女孝顺，含饴弄孙”是中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高理想和最大精神寄托。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早已在国人的思维之中根深蒂固。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或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保障的家庭养老，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的结合。这样的家庭养老促进了代际交流，给予老年人精神归属感。

（取材于刘松林、曾富生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如今，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421”家庭模式，独生子女的现实，导致无论是经济来源、生活照料，还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老人能从子女身上得到的都是有限的。

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90%左右的老年人在社区居家养老。老人居住在自己家中，享受“亲人服务”的同时又能得到所在社区有偿或无偿服务。这种模式满足了老年人在家安度晚年的情感需求，也能够降低老年群体的养老成本，有效节约社会资源，提升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整体水平。围绕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2021年1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作出了具体要求：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能力，着力发展街道（乡镇）、城乡社区两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家社区养老，目前，全国多地正在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以便老年人能够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建立15分钟养老服务圈，既保留了家庭养老的优点，又强化和拓展了日常生活、医疗保健、社交等养老服务供给。老年人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杜旻表示。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养老服务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智慧养老服务是通过使用智能设备获取老人服务需求信息，以老年人服务信息平台为中枢，以线下服务圈为支撑，提供实时、快捷、高效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智能设备包含提供环境安全及身体健康监测的智能家居设备以及可穿戴的智能终端设备。智慧养老通过线上发展带动线下养老服务业的转型与升级。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无论是15分钟养老圈，还是智慧养老服务，养老模式建设的不断完善，让幸福晚年触手可及。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国家“人民至上”的本心与初心。

（取材于任海、陈春柳等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