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那年的芦苇席

李汤波

李家坳集市上人很多，很热闹。

已是深冬，天很冷。一阵似刀的小风吹来，毛子爹抖得像树叶。

毛子爹脚下有一捆芦苇席，几十来张，有一张被作为样品展开着。席子很大，做工很精巧。席面上，红、蓝、绿、青等颜色的篾子相互交错，纹络分明。席篾子穿插点缀成大红双喜，五谷丰登，蓝天碧叶，还有别具匠心的鸳鸯戏水，红荷映日。

看芦苇席，毛子爹古铜色的脸上绽出一阵阵的骄傲，李家坳这一带十里八村只有他编得这么好，自己年轻那会儿谁不竖大拇指，谁家结婚不用，那时……这几年买席的人明显少了。

今天的集市上到处都热闹非凡，叫卖声、讨价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毛子爹这里似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思忖再三，他也想高声叫卖几腔，但努力了老半天却迸不出一个字，搁过去他仅把芦苇席往地上一放，根本不需叫卖就会被买家围得水泄不通。

如今又是半天无人问津，毛子爹手里的旱烟熄了又点，点了又熄，表情越来越凝重。

终于，有位姑娘停下看席了，且不住地称赞。她后面的小伙子也随声附和着。

毛子爹忙应声解捆，热情地问他们是否办喜事用。姑娘脸一红说：“我们不买，只是看编得好，现在都没人用了！”说完拉小伙子走了，毛子爹的手僵住了，愣了好大一会儿，下意识地说：“没人用了！”之后，便扛着原封未动的芦苇席步履蹒跚地回家了。

临近春节，毛子办喜事。毛子爹想，自己这下可以一展身手了，于是花了几天工夫给儿子编了一个自认为最好的芦苇席。他把席子亲手交给儿子，很郑重地说：“孩儿啊，穷人家办喜事，能省点儿就省点儿，爹又给你编个席子，拿去用吧！”

毛子没吭声，接过席子就进自己屋布置新房了。

晚上，毛子爹想再看看自己的作品，要知道，天这么冷，编得不易啊！他想毛子一定很满意。进了新房，他往床上一看，并没有见到芦苇席，只看到不知儿子什么时候买的床垫，坐上去软乎乎的。毛子爹找遍了屋子，发现自己编的芦苇席可怜地躺在床下。毛子爹不禁气得大骂，骂后气呼呼地抽席便走。

夜已经很深了，可毛子爹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于是就问老伴：“毛子他娘，还记不记得咱俩当初咋结的婚？”

毛子娘说：“咋会忘呢，那年头你芦苇席编得好，爹让我学，席没学会编，倒有了咱的毛子，后来咱就结了婚呗！”毛子娘沉醉在年轻的甜蜜里。

“唉，现在也不知咋的啦，别人不用咱的席子，毛子这兔崽子也不用。咱们年轻的时候要的人多着哩！不光咱李家坳几个村的用，连搭界的县也有不少人用，想用好席子，谁不提前打招呼，谁不好言好语地讲！”毛子爹思绪停留在昔日的辉煌中。

从此，毛子爹不再编席。偶尔手痒，便把席篾子批得又细又薄，然后精心去编，编了好多花样，只是席子小，像枕巾那么大。毛子爹编后就随手一撂，点上旱烟，欣赏一番，之后便缓缓踱出家门……

久而久之，家里的柜子上、桌子上、地上，到处都有毛子爹编的小席子，遇到小孩子拿着去玩，他也不加制止。

有一天，毛子爹正在家批席篾子，乡里来了两个人，送给他一张奖状和一千元现金，说是他的芦苇席在全市民间工艺展览会上获了奖，为乡里争了光。

来人还专门拉他一起合影。

毛子爹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人又补充说是毛子把他编的各式各样的小席子拿去参展，经评比获奖了。看看奖状，望着镜头，毛子爹张了张口，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选自《山西文学》2020年12期）

文本二：

小小说不是可以由短篇小说压缩而成的。它们是不同的文学品种，有着不同的特性与规律，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取材与创作的思维。小小说是小说家族海洋中的一朵浪花，它从何而来，这朵浪花是从真实生活中跳跃出来的。

一部中短篇小说需要很多情节，但小小说容不得太多的情节，它最需要的是有关键的“情节”，至关重要的、寓意深刻或感人至深的情节。比如《麦琪的礼物》、《万卡》，都有一个令人叫绝的情节。小说中鲜明的人物个性的表现和深刻的主题，往往在这个情节里呈现，它可以使“小小说不小”。

在成功的小小说的结构中，往往会把这个情节放在结尾部分，好像相声抖包袱。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余味”，在小说结束后，往往还能让人继续联想，留下回味。小小说篇幅有限，只有余味可以无限。杜甫有句诗“咫尺应须论万里”，这句话虽然说的是画，但说出一个艺术共通的道理，就是篇幅总有限，但意蕴却深广。小小说不仅要把“余味”拿来作为艺术追求，也作为自己重要的特征。

小小说要特别重视细节。叙事写景与状物的细节都要精彩、考究，这样的细节不仅可以使小说丰富、充盈，还会增强文学的表现力与审美内涵。当然，小小说的语言也不可忽视。现在有些网络段子很精彩。有人问，特别精彩的是不是小小说？不是。应该说它们更接近民间文学——民间故事、寓言和笑话。民间故事最大的特点是口头语言，它含有很高的智慧，流畅生动，故事性强，甚至蕴涵着耐人寻味的哲理。但它不是文字语言，没有文字美，没有文字语言的精当和意蕴。

（选自冯骥才《小小说特立独行》）

文本一：

过了好些时候，人们听到了审问的声音：“你说不说？到底说不说？”

传来特务绝望的狂叫，混合着恐怖的狞笑。接着，渣滓洞又坠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听得清一个庄重无畏的声音在静寂中回答：“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

江姐沉静、安宁的语音，使人想起了她刚被押进渣滓洞的那天，她在同志们面前微笑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刚毅神情。

听着她的声音，仿佛像看见她正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刑讯室里，面对着束手无策的敌人。

可是江姐镇定的声音，并不能免除同志们痛苦的关切。

大概是江姐的平静的回答，使得敌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讯问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

楼七室同志们焦灼的谈话又继续了。

“又是叛徒甫志高！”余新江愤怒地骂了一句。他又问：“和江姐一道，川北还有人被捕吗？”

“没有，就她一个。”

“听说华蓥山纵队在公路上抢救过江姐，但是阴险的特务，前一夜用船把江姐押到重庆……”

“哎——”人们痛苦地把惋惜之情化为一声长叹。刑讯室里又传来了声音，是徐鹏飞毒辣的笑声。

“谅你一个女共产党，还制服不了？你不愿讲，好嘛，我们帮你打开嘴巴。来人！”

接着，传来一阵狼嚎似的匪徒的狂吼。

夜，在深沉的痛苦、担心与激动中，一刻一刻地挨过。星光黯淡了，已经是雄鸡报晓的时刻。

在那斑斑血迹的墙壁上，映着的江姐的身影消失了。大概她从倒吊着的屋梁上，被松了下来……

“现在愿意说了吧？”

魔影狂乱地移动着。

“不！”微弱的声音传来，仍然是那样的平静。

“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

没有回答。

铁锤高高举起。墙壁上映出沉重的黑色阴影。

“钉！”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对准她的指尖……血水飞溅……

“说不说？”

没有回答。

“不说？拔出来！再钉！”

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连心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一个人心上……

又是一阵令人心悖的泼水的声音！

“把她泼醒！再钉！”

徐鹏飞绝望的咆哮，使人相信，敌人从老许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江姐——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身上，同样得不到。尽管他们从叛徒口里，知道她作过沙磁区委书记，下乡以后可能担任更多负责的工作，了解许许多多他们渴望知道的地下党线索，可是毒刑拷打丝毫也不能使江姐开口。

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

一阵，又一阵泼水的声音……

已听不见徐鹏飞的咆哮。可是，也听不到江姐一丝丝呻吟。人们紧偎在签子门边，一动也不动……

（节选自《红岩》）

文本二：

江竹筠是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兼任重庆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因叛徒的出卖被军统逮捕至渣滓洞。由于江竹筠联络员身份的特殊性，刚入狱她便被带到审讯室内，并由“四大杀手”之一的张界进行审讯工作。

江竹筠英勇无畏，让张界内心升腾起愤懑之情，出言讥讽：“你们这些共产党，以为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们没办法？还不是都被我们抓到，警告你，等共党失败再想说就没机会了。”

待到张界发泄式话音落地，一言不发的江竹筠缓缓抬头，坚定地看向张界，一字一顿：“痴人说梦，革命胜利的天平已经彻底倒向我党，胜利终将会属于共产党和人民。届时等待你们的，只会是灭顶之灾。”

这席话，恰恰戳中张界内心最为恐惧之处，他收紧双手，仿佛这样便能安慰自己。再看向江竹筠时，眼中已布满恨意，为发泄恨意，他焦急巡视着审讯室内的刑具。

最终张界的目光停在眼前的牙签上，一个残忍血腥的念头让他跃跃欲试。看向一旁的审讯员，命他将牙签插入江竹筠的手指甲内，张界迫不及待想看到江竹筠痛苦软弱的神色，仿佛这样江竹筠言语中阐述的未来便不会到来。

得到命令的审讯员后脊爬上丝丝凉意，他不敢违背张界的命令，双手微微颤抖地取过牙签，将它们一根根扎入江竹筠甲床内。

受刑的过程中，江竹筠面色惨白，双唇也被咬出缕缕鲜血。当她看到张界色厉内荏的面色后，咽下口中的痛呼声，以嘲笑的目光看向他。

张界接触到她的目光，升腾起内心的惶恐不安悉数被看清的恐惧，这种本能的恐惧感令他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间审讯室。在江竹筠十指都被插入竹签后，张界命令审讯员将江竹筠带回牢房，自己逃命般离开审讯室。

残酷的刑罚并没有打败江竹筠。据当时和她同牢房的盛国玉同志回忆：被军统送回来后，江竹筠双手鲜血淋漓无法动弹。这酷刑没有湮灭江竹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她甚至还笑着安慰她们“等到革命胜利，她的表现是可以记功的。”

（节选自文史资料《1955年，贫协主席杨进兴被抓获，掀开了9年前渣滓洞大屠杀的真相》）

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裘山山

这个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

第一个感到内疚的人是成都军区测绘大队的一名军官，名叫杜永红。当时他正奉命带领一个作业小组，来到西藏岗巴龙中区的山野里，测量中尼边境线。

杜永红时年24岁，未婚。当然他有未婚妻，但由于常年在野外工作，几乎没时间与未婚妻在一起，故至今未婚。他带领他的作业组在岗巴执行测绘任务已经二十多天了。岗巴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杜永红病倒了，患了非常可怕的肺水肿。但他不肯休息，坚持上山作业，结果昏倒在山上。同小组的战友们把他抬下了山。他在帐篷里醒来，恢复知觉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内疚。他想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是个作业组长，怎么能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呢？

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一刻也没休息，就开始整理当天的资料和图纸。当他终于完成工作想要休息时，才感到自己呼吸十分困难，以至于根本无法入睡。他想，反正躺着也睡不着，不如去站岗，让能睡的同志去睡。他就走出帐篷，换下了站岗的战士。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2日这天早上。杜永红看天色微亮，叫醒炊事员后他就去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到早上的。

这第二位内疚的，就是被替下岗来睡觉的哨兵。事后回想起来他不停地自责道：我为什么要让他替我站岗呢？是的，他是组长，可他也是病人啊！是的，那天我也很累，我的身体也有气无力，可他病得更厉害啊。哨兵因为这样的自责而痛哭不已。

早饭做好后，炊事员把大家叫起来吃饭，叫到杜永红时他有些犹豫了，他知道他天亮才睡下，还知道他在生病。于是他绕过了他。

吃完饭要出发了，杜永红还在睡。一个老同志说，今天咱们就别让组长上山了，让他在家歇一天吧。大家一致同意。他就嘱咐炊事员，千万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到中午11点时再叫他起来吃饭，免得他又硬撑着上山。炊事员点头答应。

一个上午，帐篷里都静悄悄的。炊事员在准备午饭时十分小心，轻手轻脚的，生怕惊了组长的梦。他知道只要组长醒来，就会不顾一切地上山去。总算到了11点，炊事员走到帐篷门口，侧耳听了听，里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想组长实在是睡得太香了，他已经很久没这样睡过了。他决定让他再多睡半个小时。

到了11点半，太阳老高了，而且暖洋洋的，炊事员想，这下可以叫组长起来了，吃碗热乎乎的面条，再好好晒晒太阳。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走进去，叫他的组长，叫那个叫杜永红的人。但杜永红一动不动，他大声叫，他不动，他用力拍他，他也不动。炊事员预感不好，掀开被子，才发觉他们的组长，他们的战友杜永红，早已僵硬。

这第三位内疚的便是炊事员。他想自己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地晚叫他半小时呢，也许早叫半小时还会有救的。尽管后来医生说，杜永红的死亡时间是在早上，他还是内疚不已，他想我竟让他的遗体那么孤孤单单地在帐篷里呆了一上午。我该去陪陪他的啊。

炊事员抽噎着说不出话来。组里那位老同志劝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如果怪应该怪我才是，是我叫你不要叫醒他的，是我说让他好好睡一觉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一觉不醒，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去睡的。哪怕我们轮流给他唱歌，哪怕我们轮流给他讲笑话，哪怕我们再让他去站岗，去工作，我们也坚决不会让他睡的。

但所有的后悔都已无济于事。杜永红毕竟永远地睡去了。老同志成了第四个内疚的人。他默默地淌着眼泪，领着组里的同志把杜永红仔细地包裹好，放在担架上，抬到岗巴他们的总部去。

抬到半路时，见一匹马卷着尘土飞奔而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大队医生。医生一见担架就想下马抢救，但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诉他，已经晚了。医生扑在担架上就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来晚了，我该再快一些的！我该昨天晚上就出发的！我就知道是你！我对不起你啊！

原来，杜永红病倒后，就给大队医生写了封信，他说小组里有人病了，希望医生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下。他没说是谁病了，也没说是什么病。他知道医生很忙，进藏后生病的人太多。医生一大早就骑马往这边赶，没想到竟在路上与他的遗体相遇了。

医生怎能不放声大哭？

讲到这里，医生已经是第五个感到内疚的人了。

但故事还没有完。杜永红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阿里。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另一个测绘小组的组长是杜永红的好友，名叫王玉琨。从拉萨出发前，杜永红曾跟他说，他的未婚妻，最近写信来要和他分手。原因很简单，她总也不能见到他。杜永红有些难过，他跟王玉琨说，他想好好和他聊聊，还想给他看看他未婚妻的信，让他分析一下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

但他们没有谈成。出发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时间实在是不够用。分别时王玉琨对杜永红说，等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找机会好好聊聊。

可没等完成任务，杜永红就牺牲在了岗位上。

王玉琨说，我真是非常后悔，当时无论如何该和他谈谈的，哪怕不睡觉，不吃饭，也该和他谈谈的，让他说说心里的委屈，吐吐感情上的烦恼。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可我却让他带着心事走了，他永远也没机会向人诉说了！

王玉琨讲到这里时，眼圈红了。

往事在38年之后依然折磨着他的心。

如今他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说杜永红如果活着，也该年过花甲了。王玉琨是那个日子的第六个内疚者，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

写到他，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我却忽然想到，这世上还应该有一个为那天感到内疚的人，虽然她和西藏相隔遥远，虽然她对那天一无所知。她应该是第七个内疚的人。她就是杜永红当年的未婚妻。

尽管同为女人，我十分理解她无法承受的孤单和寂寞，但仍是同为女人，我推断她一定会为自己在他临死前提出的分手而深感内疚。一句分手，让杜永红奔赴黄泉路时是那么孤单。

王玉琨告诉我，杜永红死后并没有被授予什么称号。因为在他们测绘队，因劳累艰苦而牺牲在岗位上的人很多。但我想，有这样一些为他感到内疚的人，就足以让他不死了，他永远活在他们的内疚里。而内疚，也是一种思念。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