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承继文化的重要方式；书店，是传播文化的重要空间。很多人的知识启蒙和思想共鸣，通常会与一两本书有关，往往从家门口的书店开始。伴随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读书方式、阅读习惯有了很大改变，实体书店的发展受到不小冲击。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数字化阅读呈快速发展趋势，纸质阅读呈放缓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老牌实体书店纷纷走上了转型的必由之路。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裹足不前就会被市场淘汰。实体书店或引进时尚的设计理念与元素，打造“高颜值”书店，成为“打卡圣地”；或在原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通过“书店+”等方式打造复合式文化平台；或积极进军社区、乡镇等薄弱地带。在拥抱新技术、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实体书店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变革与创新贯穿始终。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实体书店转型发展创造新机遇。2016年，中宣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其中明确了推动全民阅读、营造“书香中国”等具体举措；2018年，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政策进一步延续，这些都为实体书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当前，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增加。“碎片化”的网络阅读不可能满足所有公众的需求，文化氛围的熏陶是实体书店的独特优势。《2018-2019中国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图书销售网点同比增长4.3%，从业人员同比增长5.5%。一大批特色书店在各大城市兴起，规模不减反增。

值得注意的是，书店的核心是书籍，对象是读者。在书店转型的过程中，过于追求“吸睛”“圈粉”“人气”，而忽略图书质量和服务，可谓本末倒置。那会导致能读的书越来越少，杂货商品越来越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游玩的人越来越多：读书活动越来越少，商业性活动越来越多。

时代在变迁，科技在进步。变的是书店的形式，不变的是人们从阅读中获取精神慰藉的需求。“腹有诗书气自华”依旧是很多人的信念与追求。相较以前，读者越来越重视阅读时的体验。无论是老牌书店还是新兴特色书店，能否在满足读者日益精品化、差异化的阅读需求上做到极致，形成自己的读者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发展前景，毕竟书店既需要用“面子”吸引人，更需要靠“里子”留住人。

（摘编自史志鹏《实体书店转型要“面子”也要“里子”》）

材料二：

用“扩张速度惊人”来形容近年实体书店创办热潮，并不夸张。越来越多“最美”“高颜值”“豪华”实体书店在全国涌现，其中有书店甚至成了网红景点和打卡地标。

“网红效应”对于书店是把双刃剑，若不够红，书店客流与业绩会受到影响；但若是过于网红，又往往被火爆所累，造成客流过剩，有丧失专业性的风险。不难发现，如今大多新开的书店都讲究空间美学，追求店面的“高颜值”，卖咖啡、卖文创、办读书活动，多管齐下，这对经营来说无可厚非。但有出版界人士提醒，如果读者走进书店只为了拍照或喝咖啡，那么书店存在的意义何在？书店沦为“背景板”，所谓人文情怀也不过是空话了。

“在一些投资人看来，开实体书店等于开免税的咖啡店、饭馆，且书店规模越大、装修越漂亮，减免房租就越多，得到的补贴也越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店经营者说，这是引发实体书店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未必能契合普通读者诉求，不少读者更需要深入社区的中小书店，而非大卖场的豪华摆设。同时网红书店固然吸引一大批读者前往线下实体店观摩、阅读，但是网红书店的常客通常就是网友，或者由网友介绍来的读者，至于线下的吸引力则相当有限。

（摘编自许肠《如何回归阅读初心，安放好书店的灵魂》）

材料三：

对网红书店的争议，从传统的视角来看，并不太让人意外。一方面，网红书店只要不是喧宾夺主，为了确保书店能够有起码的盈利空间，开展一些复合型经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不应该被苛责。毕竟，对书店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一些书店出售周边文创产品，定期组织线下读书沙龙、专家学者讲坛，抑或是像日本一些书店那样举行亲子阅读活动等，让书店从单纯的卖书变成一种以读书为纽带的线下社交场所，这其实是一种对书店功能的延伸和拓展，一定程度上也是在重新定义“阅读”，这是过去的书店所不具有的。

事实上，在讲究吸引力和体验感的时代，一家书店人气的多寡，除了书籍本身的质量，也与阅读氛围的营造有关，而这也是实体书店和网上书城最大的区别之一。二者竞争“顾客”，靠价格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把阅读体验感和仪式感做到极致，才是正确的方向。

实体书店最红火的年代，恰恰也是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接收的信息大多都来自书本。而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阅读和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被前所未有地重塑，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书店也必须保持“传统”的味道，还停留在记忆中的样子。作为书店生态多元化的一种体现，网红书店更有利于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也唯有此才能真正给社会创造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空间，同时也为实体书店赢得生存空间。

（摘编自蒋波、丁涛《注重阅读仪式感“高颜值”网红书店胜出实属必然》）

材料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虽然我国的人口数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但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其中，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以来已经“四连降”，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的出生人口1465万减少265万人，下降18%。

究其原因来看，“二孩堆积”效应减弱是其一。所谓“二孩堆积”，是指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头几年释放出来。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到2020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二孩堆积”效应越来越弱了。

其他因素还包括近年来结婚人数下降。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只有约813万对，比2019年减少了110多万对。我国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为何不断减少呢?这是因为自1980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数量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的。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存活人口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可见，“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

从短期看，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年轻人也推迟了结婚或生育的计划。

前段时间，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总和生育率，可以通俗理解为平均一对夫妇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现代社会，生育率达到2.1，则称为达到更替水平。所谓“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是指总和生育率低于1.5。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在2018年和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已经跌破警戒线。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继续跌破警戒线。

人口负增长将在什么时候到来?从数据趋势看，近几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在1000万左右，排除其他因素，当出生人口低于1000万，就需要注意了。

“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以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建议，这预示着，在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的当下，国家将出台相关政策以提升生育率，扭转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摘编自何亚福《人口负增长将在什么时候到来?》)

材料二: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人口质量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口流动高度活跃，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同时，此前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效缓解，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也不断出现。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年人口加速增长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障负担不断加重，此前大量劳动力释放所激发的发展能量、人口红利以及消费能力不断衰减甚至消失。随着老龄化、人口低生育率的持续，我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势必带来更多不利的后果。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会导致社会高度老龄化和人口衰退，进而引发诸多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目前，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人口负增长影响下，中国不仅可能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人口的世界占比也可能持续下降。一旦形成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态势，将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失衡，带来人口安全风险并进一步导致国家根本安全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全面二孩”于2016年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其效果堪称立竿见影。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实施后，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但是喜中有忧的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仍低于上一年。究其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全面二孩”政策还不足以扭转当前少子化及人口出生低迷的趋势。

为了应对“人口负增长”，我国生育政策应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未雨绸缪推出必要的强化政策，让生育率恢复至合理水平。面对严峻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维持适度生育水平是一项重大工作。针对人口变动态势，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生育服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破解年轻人“想生不敢生，想要不敢要”的难题，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按意愿生育。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采取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策，做好超前谋划和政策储备，让生育率稳步回升到相对安全的水平，为经济健康发展、为民族永续发展确立足够的人口安全边际。

(摘编自樊大彧《应对“人口负增长”要早做准备》)

材料一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迭代和数据积淀，以容量大、增速快、种类多、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大数据应运而生，并嵌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结构变迁的重要变量，大数据的嵌入对国家治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协同治理的实现。协同治理内在自动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信息对称基础上，而大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国家治理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致使原本小幅度、多层级的国家治理结构转变为宽幅度、少层次的扁平化结构具有可能性。国家治理结构的扁平化，不仅意味着国家治理层级的减少和国家治理成本的降低，更意味着国家治理效率的提高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大数据对国家治理层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信息处理能力；二是缩短信息传递路程；三是对传统上级传递信息路径的依赖程度减弱。总之，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帮助国家治理层级之间的沟通更加通畅便利，而实际上是大数据技术正在引发一场渐进性治理革命，无形中推动着国家治理层级走向扁平化。

总之，大数据的使用使得国家监督权的发挥更加公正客观、全面系统和具有前瞻性，有助于优化国家治理的空间，使其更加透明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因此国家治理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大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不只是简单的物理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大数据以其隐蔽的或公开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

大数据驱动政府决策走向科学化。政府决策之所以能成为大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是因为大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决策实践中存在的短板和漏洞。基于大数据而获得的政府决策，依据是体量巨大的全局信息，而不是决策代表的抽样或经验感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将成为政府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重要推手。

大数据除了可以运用于由互联网自动生成的大数据社会治理领域外，其还可以适用于由非互联网收集的大数据社会治理领域的分析，如扶贫大数据、网格化治理大数据、食品安全大数据等。社会治理领域信息的数字化转化拓展了大数据的生存空间和运用限度，扩展了大数据的作用场域。借助大数据的社会治理使得治理环境更加开放共享、治理方式更加简洁省力、治理效果更加精准高效。作为国家治理的技术，大数据本身只是一种中立客观的工具。然而，国家治理是一个饱含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的行为，因而大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也存在着各种数据风险，必须进行有效的规避和应对。

事实上，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会在利益的裹挟下变得不再价值中立，技术红利本应带来的公共利益也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数据垄断、技术霸权、隐私侵犯、数据鸿沟等治理隐患也倍值关注。未来，技术精进的脚步并不会止步，大数据与国家治理的相互影响将愈发深入。在这种情境下，需要我们慎思的，并非如何利用大数据的技术红利，而是如何在发挥其治理功效的同时消弭潜在忧患，如何在治理协同化的同时打破数据区隔，如何在治理扁平化的同时强化组织领导，如何在治理透明化的同时确保信息安全，如何在决策科学化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如何在治理精细化的同时避免隐私侵犯，如何在服务高效化的同时克服碎片供给，等等。这些都是大数据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也是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摘编自陈潭《国家治理的大数据赋能：向度与限度》）

材料二

一场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疫情，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数据作为5G 时代最为关键的资源，在当前积极服务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及在长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运用大数据技术，前移防疫关口，打好“预警战”。面对突如其来、病因未明的病例，大数据可以做到提前预警。如广东、河南等省份通过医疗机构共享信息、疾病监测系统网络的报告数据，甚至搜索引擎的地区热词，监测到不明原因的肺炎异常集中爆发，提前便拉响警报，为控制疫情争取到宝贵窗口期。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动态监测，打好“情报战”。借助海量数据查询、校验技术，政府部门统计并核验确诊病历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等相关数据，推动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的疫情研判和协同防控；公众通过“丁香医生”、阿里、腾讯等平台能及时了解自身所处地区疫情严重程度，增强自身防护意识。

运用大数据技术，掐断传播路径，打好“阻击战”。工信部组织相关单位统计全国特别是武汉、湖北等重点地区的人员流动情况，确定防疫工作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场景，为政府科学决策物资投放和实施管控提供决策支撑。

运用大数据技术，助力科研攻关，打好“歼灭战”。在病毒溯源、疾病预防、重症救治、远程医疗等方面，大数据这一高科技手段也投入运用之中，加快了病毒检测诊断、防控救治等的速度进度。

在此次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面前，由于全国各地数字化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在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享、支撑疫情防控决策上存在短板，亟待解决。比如，部分省份没有做到大数据舆情信息采集和分析，还没有从传统的“预设立场式地解读数据信息”的“表格思维”进化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的“大数据思维”。

（摘编自童国华《完善大数据体系建设 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