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先进文化。通过媒体融合，红色文化的传播拓展了时空维度。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使红色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范围更广。通过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极大提升了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影响力。例如，光明日报客户端曾联合光明网推出H5融媒产品——《我的红色气质》，该款融媒产品结合党史上重要的红色精神地标——嘉兴红船、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山东沂蒙山、河北西柏坡等，网友通过上传自己的头像照，可以在不同场景中生成不同的人物形象，每个场景配合轻松的文字表述，最终以报纸版面的形式呈现，形象生动地展现出参与者的红色气质。产品一经推出，深受广大网友追捧。这样新奇的形式不仅能够向广大群众传递信息，传播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还可以吸引极少关注报纸新闻的青年一代，这进一步扩大了红色文化的受众群体，有利于红色文化的广泛和有效传播。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单一传播路径，融媒体通过充分利用不同媒体的融合互补、实现了内容兼容、资源通融、宣传互融和利益共融，更加体现多维性和立体性。运用视频、动画、VR（虚拟现实技术）、AI（人工智能）等多样化的方式，提供生动化、形象化与“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帮助广大群众以更方便的方式了解红色文化。例如，广东省佛山市委宣传部曾主导开展的“佛山红色地标”融媒宣传活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专家学者和记者对佛山市的代表性革命遗址进行实地走访，每一个地标有一篇专属的集合图文视频的微信推文及录音广播，通过佛山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传播，以此方式来带领四面八方的广大群众快速便捷地在线上打卡佛山市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地标。

融媒体的优势有很多，除了信息传播快捷、广泛之外，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互动性。融媒体时代在信息传播阶段基于受众的心理需要，尊重并赋予了群众话语权，使群众从单一的接收信息模式转变成接收并参与其中。一些传统课件在微博、微信以及最近火爆的短视频等社交平台上开设了官方账号，这些官方账号在短时间内集结了庞大的粉丝群体，通过点赞、关注、分享朋友圈等新形式传递文化、传播信息。这种群体传播的形式，可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社会成员进行分享和畅通交流。例如，由华龙网大型主题策划的“穿越直播   重返70年前英雄之城”，其内容设计上包括“抗战游戏”“穿越直播”“放飞和平鸽”等篇章，通过“穿越”的方法，将人们拉回到抗战时期，群众参与其中，从而感知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骁勇精神，激发其珍爱和平之情。整个作品通过内容和技术的融合，将文字和图像视频融合，以互动的方式促使群众感受红色文化。这种交互性的传播方式，增强了传播者和群众间的互动，促进了文化的讨论和分享，有效地提升了红色文化的感召力。

（摘编自常锐、刘琳《融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及其路径建构》）

材料二：

在传播媒介多元化发展的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媒介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使红色文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

在传统传媒时代，由于传统主流媒体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领导，因此，这就为传统主流媒体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其话语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随着触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呈现出源头多渠道、传播去中心化、意见表达多样性等新特征，这严重挤压了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空间，使传统主流媒体话语主导权遭到削弱，受众面和影响范围也受到限制，最终导致红色文化传播效果不佳。

隐匿性、随意性、快捷性和不可预见性是融媒体时代信息发布的主要特点。当前，新媒体传播平台所呈现的主流舆情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虚假信息乱象、网络侵权乱象、跟帖评论乱象、负面信息扎堆乱象等等。这些网络乱象的存在，不仅使社交媒体网站、专业性网站等平台受到冲击，也对政府门户网站产生了挤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红色文化等主旋律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新媒体的便捷性、互动性等优势容易吸引广大受众，一些由新媒体承载的正面信息有助于推动红色文化传播，而消极甚至反动的信息则会混淆视听，降低红色文化的权威性。面对网络媒体所承载的海量化信息，人们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就做出判断和选择，极容易被表象误导并影响行为；尤其是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低俗、虚假、腐朽的信息会极大地削弱红色文化的价值引导作用，成为诱发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因素。

随着触媒体时代的到来，虽然官方传播主体已经开始注意到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开展红色文化传播活动，但对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挖掘不够，也没有从受众的心理需求出发去创新性地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结果仍然无法改变官方传播主体传播红色文化“曲高和寡”的现状。

（摘编自张丽、陈俊《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材料一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材料二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三

作家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思想，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他的最基本的工具，便是语言（文字）。

有人把文学家的语言和画家的颜色相比，画家把一个颜色盆放在面前，红的、黄的、蓝的，画家又调配着这些颜色，画出五光十色的画。鲜艳夺目的，阴沉浓重的，愉快的人，或是悲愁的景物。但不会画的人，不会调配颜色的人，便连一个常见的萝卜也画不成功。

文学上的语言工作也是这样。生活里有无数的语言，各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有人把这些语言放在自己的心里，把它们巧妙地真实地连结起来，便能表现人性、时代。也有人组织不好，语言贫乏，便连眼前一只猫捕住了老鼠的事，也说不清楚。

（孙犁《好的语言和坏的语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编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客观”的空洞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关系么？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们呢？”——这问题问得对的，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因为实际受到影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镜子，你对别人的态度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