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如果我们不是人，我们对人类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对人的依赖，就是力量不足的表征：如果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就根本不想同别人联合了。所以，从我们本身的弱点中反而产生了微小的幸福。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与其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如果我们的共同需要能够通过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则我们的共同苦难可以通过感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一个幸福的人的面孔，将引起别人对他的妒忌，而不会引起别人对他的爱慕。我们将诉说，他之所以过得格外舒服是因为窃取了不应当享受的权利；同时，就我们的自私心来说，是更加感到痛苦的，因为它使我们觉得这个人已不再需要我们了。但是，有哪一个人看见别人遭受苦难而不同情的呢？如果从心愿上说，谁不想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呢？我们的心将使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受苦的人，而不会把自己想象为那个幸福的人。怜悯心是甜蜜的，因为当我们设身处地为那个受苦的人着想的时候，我们将以我们没有遭到他那样的苦难而感到庆幸。妒忌心是痛苦的，因为那个幸福的人的面孔不仅不能使羡慕的人达到那样幸福的境地，反而使他觉得自己不能成为那样幸福的人而感到伤心。我觉得，前者可使我们免受那个人所受的痛苦，后者将从我们身上剥夺另一个人所享受的那种幸福。

因此，如果你要在一个青年人的心中培养他那开始冲动的日益成长的感情，如果你要使他的性格趋向善良，那就决不能用虚假的幸福面貌在他身上播下骄傲、虚荣和妒忌的种子，决不能先让他看到宫廷的浮华和富丽的排场，决不能带他到交际场所和衣饰华丽的人群中去；只有在你已经使他能够就上流社会的本身去了解上流社会的时候，你才能够让他看见上流社会的外表。在他还没有获得认识以前，就让他出入社交场合的话，那就不是在培养他，而是在败坏他；不是在教育他，而是在欺骗他。

长大到十六岁的少年能够懂得什么叫痛苦了，因为他自己就曾经受痛苦；但是他还不大清楚别人也同样地遭受痛苦：当孩子还不能想象别人的感受时，他只能知道他自己的痛苦；但是，当感官一旦发育，燃起他想象的火焰的时候，他就会设身处地为他的同类想一想了，他就会为他们的烦恼感到不安，为他们的痛苦感到忧伤。那苦难的人类的凄惨情景将使他的心中开始产生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同情。

怜悯，这个按照自然秩序第一个触动人心的相对的情感，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了使孩子变成一个有感情和有恻隐之心的人，就必须使他知道，有一些跟他相同的人，也遭受到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也感受到他曾经感受过的悲哀，而且，还须使他知道其他人还有另外的痛苦和悲哀，因为现在他也能够感受到这些痛苦和悲哀了。如果我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形骸，把自己同那个受痛苦的动物看作一体，替它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动怜悯之心呢？任何人都只有在他的想象力已开始活跃，能使他忘掉自己，他才能成为一个有感情的人。

为了激发和培养这种日益增长的感情，为了按它自然的发展倾向去引导它和认识它，如果我们不使一个青年人把他心中愈来愈扩充的力量用之于那些能扩大他的胸襟，能使他关心别人，能使他处处忘掉自己的事物；如果我们不十分小心地消除那些使他心胸狭隘，使他以自己为中心而时时都想到他个人的事物，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促使他的心中产生善良、博爱、怜悯、仁慈以及所有自然而然使人感到喜悦的温柔动人的情感，并防止他产生妒忌、贪婪、仇恨以及一切有毒害的欲念——不仅使人的情感化为乌有，而且还使它发生相反的作用和折磨他自己的欲念，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节选自[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有删改）

材料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四端是孟子性善说的基础，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然则四端从何而来？依孟子所言，是生来就有的。此处所举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例，是《孟子》书中最为著名、广受引用讨论的“由心善证性善”的例证。 “乍见两字非常关键。人突如其来的忽见孺子将入于井，便会立刻生发出怵惕恻隐之心。此一怵惕恻隐之心不假思索的立即呈现，没有任何其他外在动机的引发，完全是真心的自然流露，是纯粹无私的同情共感、一体之仁。

（摘编自《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孟子〉》）

材料一：

曼德维尔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大自然不赋予人类以怜悯心来支持他的理性，那么，人类尽管有种种美德，也终归会成为怪物。但是，曼德维尔没有看到的是，人类的种种社会美德（曼德维尔否认人类有这种美德）全都是从这个品质中派生出来的。的确，人们所说的慷慨、仁慈和人道，如果不是指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怀抱的怜悯心，又指的是什么呢？其实，从深层次的意义上看，人们所说的善意和友谊，无非就是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所抱有的持久的怜悯之心而已，因为我们希望某一个人不受苦，是希望他幸福，又是希望他什么呢？即使说怜悯心真的只不过是使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受苦的人着想的一种感情（这感情在野蛮人心中不明显，但甚强烈；而在文明人心中虽较明显，但很微弱）。这种说法，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我的论点符合真理以外，能说明什么呢？的确，在旁边观看的动物愈是对受难的动物的痛苦感同身受，它的同情心便愈是强烈。很显然，种感同身受的程度，自然状态下比在理智状态下更真切得多。理智使人产生自爱心；加强自爱心的，是头脑的思考。自爱心使人汲汲于关心自己，使他远离一切使他感到为难和痛苦的事物。哲学使人孤独，使他在看见一个受难的人时，竟暗自在心中说：你想死就死吧，要我平安无事就行了。只有整个社会的危难才能惊醒哲学家的沉睡，他从床上拉起来。即使有人明目张胆地在哲学家的窗前掐另一个人的脖子，他也若无其事地用手捂着他的耳朵，稍加思索之后，便不让他心中激动的天性使他对那个被杀害的人表示同情。野蛮人绝没有这么高超的本领；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智，因此，他总是一往无前地发挥人类天然的感情。在社会动荡不安时，在街头发生争吵时，奔赴现场的总是平民，而行事小心的人却往往避而远之；把打斗的双方拉开，挺身出来阻止诚实的人们互相厮拼的，往往是市井小民和菜市场的妇女。

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它使我们在看见别人受难时毫不犹豫地去帮助他。在自然状态下怜悯心不仅可以代替法律、良风美俗和道德，而且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它能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对它温柔的声音充耳不闻。它能使每一个身强力壮的野蛮人宁可到别处去寻找食物，也不去抢夺身体柔弱的孩子或老人费了许多辛苦才获得的东西。在训导人们方面，它摒弃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样一句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精辟格言，而采用“在谋求你的利益时，要尽可能不损害他人”这样一句出自善良天性的格言尽管这句格言没有前一句格言完善，但也许更有用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不应当在高深的理论中而应当在这种自然的感情中去寻找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的熏陶也不愿意做恶事的原因。虽然苏格拉底和具有他那种素养的人可以通过理性而获得美德，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要依靠组成人类的人的推理的话，则人类也许早就灭亡了。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材料二：

卢梭和孟子，同样发掘了人类的怜悯之心，并都曾给予其由衷的赞美，但对于其各自的理想政治而言怜悯之心的角色却有较大差异，由此亦辐射出二者政治哲学的种种差异。

孟子由恻隐之心发展出理想政治的学说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情感主义的进路，代表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它主张回溯人的情感本源，从中汲取道德和政治力量。这一传统由孔子发端，在整个《四书》中一以贯之。孔子原创性地提出仁学，并以家庭情感“孝悌”对“仁”进行定义，率先将家庭情感作为政治情感的重要资源；他还强调人们应重视体会法律、礼仪等背后的情感内涵从而不是麻木地遵循规范，而是同时保有道德敏感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中庸》更是赋予情感以形而上的根本地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李泽厚就指出，“心理情感原则”是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孟子关于恻隐之心的学说正体现了儒家独特的心理情感原则。

卢梭政治哲学所彰显的精神与儒家的仁政情感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在极度强调理性精神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卢梭可被列为为数不多的重视情感的大师之一，这从其关于怜悯心之道德意义的深度挖掘剖析可见一斑；但较诸情感，其政治哲学依然更突出地映射出契约理性精神的烙印。在肯定怜悯心可能具有的道德意义的同时，他反思了包括怜悯心在内的自然情感的不稳定性，甚至认为它可能与正义相冲突，因而在他看来情感——至少自然情感——无论如何不足以作为政治制度之根基。在他看来，通过遵守契约，人们做判断和行动时诉诸的是理性，而不再是内心本能性的情感冲动，从而正义才得以取代了本能。在这种理想政治中，契约不仅具有非情感所能取代的地位，而且最值得推崇的情感恰是那种基于契约、由契约塑造的情感。在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与柏拉图的遥远呼应，激情、情感被视为善变、不稳定的，惟有理性才是不变、恒定的，“理想国”中正义的根基在于理性。卢梭的社会契约本质上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体现。

无论情感在二者的理想政治中地位有何实质不同，他们都很重视情感的凝聚力对于政治的意义，他们的理想政体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被视为情感共同体，但是这两种情感共同体的运作模式却非常不同。

（摘编自武云《怜悯之心与理想政治——卢梭“怜悯心”与孟子“恻隐之心”之比较》）

怜悯是人的天性（节选）

（法国）卢梭

①当初，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似乎彼此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大家公认的义务，因此，他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恶人；他们既无邪恶之心，也无为善的美德，只有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两个词，我们才可以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害的品质称为邪恶，把对保护自己的生存有益的品质称为美德，而且，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把最不反抗天性的冲动的人称为最有美德的人。不过，只要我们不抛开这几个词的通常的意思，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匆忙下结论，并捐弃我们的偏见，用天平来衡量一下：在文明人中是不是美德多于邪恶？他们的美德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是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多？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应当互相为善以后，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足够弥补他们互相造成的伤害？最后，从总的方面来衡量，让我们评判一下：是处在既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作恶，也不希望别人对自己为善的境地更幸福，还是处于全面依附的地位，全盘接受那些对他们不负有任何义务的人的指挥更幸福？

②我们尤其不可像霍布斯那样，因为人没有任何善的观念，便认为人天生是恶人；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便认为人是邪恶的；人从来不对他的同类效劳，因为他认为他对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人自认为他有取得自己所需之物的权利，因此便以为他自己是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人。诚然，霍布斯看出了现今的人们对自然的权利所作的种种解释的缺点，然而从他自己所作的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就可看出，他的解释的着眼点也是错误的。既然这位作者是根据他自己提出的原则进行推理的，他的论点就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在自然状态中对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存的关心，是丝毫不妨碍他人对保护他自己的生存的关心的，因此这个状态是有利于和平的，是适合于人类的。然而他在书中所说的话却恰恰相反，因为他把为了满足许许多多欲望而产生的需要，与野蛮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而产生的需要混为一谈了；其实，这些欲望乃是社会造成的，而且，正因为人的欲望丛生，才使法律成为必需的东西。既然霍布斯认为恶人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我们就要问：野蛮人是否也是一个强壮的孩子？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那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人强壮的时候也像他柔弱的时候那样依赖他人，那么，什么过分的事他干不出来呢？他的母亲如果不及时喂他奶，他就会打她；如果他觉得他的弟弟招他讨厌，他就会掐死他；如果别人碰撞了他或打扰了他，他就会咬别人的腿。说自然状态中的人是强壮的，与说自然状态中的人需要依赖于人，这两种说法是矛盾的。人只有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候才是柔弱的；如果他无拘无束，不依赖他人的话，他早就是很强壮的了。霍布斯没有看出：我们的法学家所说的阻碍野蛮人使用理智的原因，正好就是霍布斯本人所说的阻碍野蛮人滥用他们的官能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人，其原因恰恰在于他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智慧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欲念的平静和对恶事的无知；他们从对恶事的无知中得到的益处，比别人从对美德的认识中得到的益处多得多。

③此外，霍布斯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这一点，就连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我不怕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蜜蜂的寓言》的作者已不得不承认人是一个有感情和同情心的生物。他以平淡和细致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事例：一个被囚禁的人看见一头猛兽从一个母亲的怀抱里抢走了她的孩子，用尖锐的牙齿咬孩子的肢体，用爪子掏取他还在跳动的内脏。他看到的这件事情虽与他个人无关，但他心中的感受是何等悲伤啊；目睹这种情景，而自己却不能对晕过去的母亲和垂死的孩子一伸援手，他难道不难过吗？

④这是纯粹的天性的运动，是先于思维的心灵的运动；这种天然的怜悯心的力量，即使是最败坏的风俗也是难以摧毁的；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可看到被剧中的不幸者的苦难遭遇感动得伤心流泪的观众，尽管他们当中有那么一个人身为暴君，屡屡对敌人滥施酷刑。如嗜血成性的苏拉，对不是由他造成的痛苦，也是很伤感的；又如菲尔的暴君亚历山大，尽管他每天听见被他下令杀害的许多公民的叫声无动于衷，但他从来不敢到剧院去看悲剧，因为他害怕人们看见他同剧中的昂朵玛克和普里亚姆一起叹息。

⑤可以肯定的是，怜悯心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能缓和每一个人只知道顾自己的自爱心，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互相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