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关于诗歌，如今人们常常说到的一个关键词是“回暖”或“升温”。这个关键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诗歌基于共同感受基础之上的一种判定，也有种种现象可以证实着人们的这种判定。

其实，新诗文体形式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滞，也从来没有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同时，不只是新诗，当代旧体诗词的写作人数及作品数量同样得到了几倍的增长，旧体诗词的采风、研讨、吟诵等活动也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社会在进步，思想在演进，人们在改变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对于诗歌的成见，能够重新以一种客观、冷静、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诗歌和诗人了。越来越多的人，在以诗歌为载体，非常便捷地交流感情，传递智慧，散发温馨，乐享生活。在诗歌面前，人们似乎打破了年龄、职业、地域等种种限制，实现了平等并超越于尘俗之上。

诗歌与新媒体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密。如果说10年前网络诗歌海量涌现时，不少人发出的“网络媒体的勃兴挽救了诗歌”之类的断言不无道理的话，那么，今天的微信传播平台，让诗歌进一步活得更加自由、自在和舒适了。诗歌的短小、快捷等文体优势，遇到微信平台，可谓如鱼在水。

还有，电脑与手机的结合、联动，让诗歌呈现了崭新的景观和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中国诗歌网一开始就拥有电脑端、手机端、APP三个端口，随后又申请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传播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全方位的立体多向传播。中国诗歌网以建设“诗歌高地、诗人家园”为宗旨，以繁荣诗歌创作，发现和培养青年诗人，引领网络诗歌发展方向为己任。中国诗歌网的问世，结束了多年来没有官方诗歌网站的历史。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前些年的梨花体、羊羔体，诗歌常常遭人诟病，许多诗人也常常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诗人身份。羊羔体遭媒体热炒的时候，许多人甚至连诗歌文本读都没有读过，就想当然地认为羊羔体完全是不好的、负面的、应该否定的东西。殊不知，一旦接触羊羔体作者车延高的诗歌文本，平心而论，其中不少诗作还是颇具诗意、内涵和境界的。

综上所述，当下诗歌回暖升温的氛围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原因也不难找出：有科技发展和新媒体的因素，有诗歌和诗人自身的因素，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有人心变化的因素。有人对新媒体与诗歌发展的关系看得很重，认为技术革命因素对今日诗歌回暖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个人觉得技术力量仍然是一种外部因素，最重要的应该是社会环境和人心变化所致。尤其值得欣喜和令诗歌界振奋的，是政府对诗歌文化的高度重视，这对当下诗歌气候的回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诗歌的复兴与再度辉煌也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摘编自杨志学《当下诗歌回暖与升温》，有改动）

材料二：

诗歌在社交媒体的火热发展固然可圈可点，但火热的背后理应给予冷静的思考。

首先，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诗歌的商业化现象不可避免，主要表现为资本进驻与广告投放。“诗意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数字幻境，除去第一条推送，诗歌公众号剩下的内容均是以“诗意”为名的商品营销。正如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为了追逐利润和文化的同质性，不惜剥夺‘本真’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协商方式，使其丧失了‘说不的勇气’。商业化的过程导致了‘本真’文化的贬值，通过将它变成待售商品的方式降低了准入的门槛。”

其次，诗歌变得娱乐化。在社交媒体中，长久压抑的诗歌在自由、自我的媒介语境中得到释放，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有一种“快感”重拾的体会，这种“快感”的失而复得驱使受众对诗歌进行过度消费，诗歌被娱乐化为一种日常的消遣。特别是诗歌与明星的结合，加重了诗歌的娱乐性质，使诗歌被当成日常生活的娱乐符号被受众消费，忽略诗歌内容、深层意义，而去消费读诗的明星，或者仅是对读诗人的声音进行消费。

诗歌依托社交媒体得到推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让诗歌重新回归生活的中心，却也使诗歌陷入“庸俗化”的陷阱。作品不再按照年代、流派等标准划分，而是被拉到了同一水平，成为均质、庸俗的内容物。它们能否出场，取决于是否与当下生活状况乃至舆论热点相匹配。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把关人”缺失，导致诗歌作品主题分布不平衡、质量良莠不齐。除了付费阅读的诗歌专辑外，诗歌公众号中每天一篇诗歌主题的选择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寻，无论是读诗的人还是诗本身的质量都得依据不同受众的喜好具体分析。这实质是一种将诗歌庸俗化传播的表现，是一种对受众心理的顺从。换言之，诗歌公众号并没有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或者通过对某一类诗歌的传播达到一个效果，其只是做诗歌的搬运工，这样就很难保证传播的质量。

（摘编自柳家旺《社交媒体中的诗歌传播研究》）

找遍了化学书，在氮气、氧气以至于氯气之外，你看不到俗气的。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更微茫，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旁的气也是化学所不谈的，例如寒酸气、泥土气。不过，这许多气都没有俗气那样难捉摸。说到酸气，你立刻联想着山西或镇江的老醋；说起泥土气，你就记忆到夏雨初晴，青草池塘四周围氤氲着的气息。但是俗气呢？不幸得很，“气”已是够空虚的了，“俗”比“气”更抽象！所以，有亚尔特斯·赫胥黎先生的机伶，在《文学中之俗气》那本小册子里，他也不能抓住俗气，像孙行者抓住妖风一般，用鼻子来辨别滋味。

赫胥黎先生以为俗气的标准是跟了社会阶级而变换的：下等社会认为美的，中等社会认为俗不可耐，中等社会认为美的上等社会认为俗不可耐，以此类推。又说：“俗气就是流露出来的一种下劣性”。这上中下阶级想是依照知识程度来分的，每一个阶级又分好多层，上等之上，下等之下。若说根据银行存款的多少来判定阶级，赫胥黎先生断不至于那样势利的。

俗气是跟着社会阶级来变换的，不错！问题是：上等社会批评东西“甲”俗，中等社会批评东西“乙”俗，下等社会批评东西“丙”俗，它们批评为俗的东西虽不同，它们批评为俗是相同的，这个相同是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来自上等、中等、下等社会的代表人物，看见自认为俗的事物时，他们三个人的心理反应或感想一定是相同的，否则决不会同声说：“俗！”这三个不同的事物中有什么相同的品质使这三个不同的人发生相同的感想？对于清洁成癖的人，天下没有一桩东西是不脏的；同样，俗的东西的多少也跟一个人的风雅的程度成为正比例，但是，不管他评为“俗”的东西的数量的大小，这许多东西里一定有一个像算学中的公因数，做他的批评的根据。

赫胥黎先生讨厌坡(Edgar Poe)的诗，说它好比戴满了钻戒的手。俗气迎人。这一个妙喻点醒我们不少。浓抹了胭脂的脸，向上翻的厚嘴唇，福尔斯大夫的大肚子，西哈诺的大鼻子，涕澌交流的感伤主义，柔软到挤得出水的男人，鸳鸯蝴蝶派的才情，苏东坡体的墨猪似的书法……都跟戴满钻戒的手一般的俗。这形形色色的事物间有一个公共的成分——量的过度：钻戒戴在手上是极悦目的。但是十指尖尖都拶着钻戒，太多了，就俗了！胭脂擦在脸上是极助娇艳的，但是涂得仿佛火烧一样，太浓了。就俗了！肚子对于人体曲线美是大有贡献的，但假如凸得像挂了布袋，太高了，就俗了！以此类推。同时我们胸中还潜伏一个道德观念：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桩事物确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像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一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如这个人认为过多了，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认为俗气。所以，俗气不是负面的缺陷，是正面的过失。骨瘦如柴的福尔摩斯是不会被评为俗的，肥头胖耳的福尔斯大夫便难说了。沉默冷静，不会应酬的人，你至多厌他呆板，偏是有说有笑，拍肩拉手的社交家顶容易变俗。雷诺尔慈爵士论罗马宗和威尼斯宗两派绘画的优劣，也是一个佐证：轻描淡扫，注重风韵的画是不会俗的，金碧辉煌，注重色相的画就迹近卖弄，相形之下，有些俗气了。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感伤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感伤主义是对一桩事物过量的反映”——这是瑞恰慈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 俗的意思是“通俗”，大凡通俗的东西都是数量多的，价值贱的；照经济常识，东西的价值降贱，因为供过于求，所以，在一个人认为俗的事物中，一定有供过于求的成分——超过那个人所希望或愿意有的数量的成分。从“通俗”两个字，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特点：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是卡莱尔所谓“不要崇拜大多数”的“大多数”，是易卜生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的“大多数”。

(摘编自钱锺书《论俗气》，有删改)

材料一：

中和之美是处于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典雅、静穆等特性。

中和之美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德性精神的强调，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高尚人格的极力推崇，对艺术生命的高度重视，对艺道合一的不渝追求，都表明了中和之美是一种重德尚情、崇艺重生、强调和谐的普遍的和谐观，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性质和素朴的辩证精神。作为一种思想原则、方法论原则和普遍和谐的人文精神，对于想摆脱生存困境、艺术困境和精神危机的今人来说，仍可能在某些方面提供极为宝贵的启示。尤其在21世纪，人类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谐原则仍然是最佳的文化方式选择和最优化价值导向。

从当今世界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来看，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对我们的启示是，重视人自身的人文教化和塑造，重视高尚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仍然是现实人生价值取向的目标。从当今世界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来看，传统的审美和谐观也可以启示我们，在现实的入世精神与欢快、和谐、悦乐的心理状态之间保持和谐统一，在审美世界和功利世界之间保持协调统一。从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来看，人与万物是同类、同体，是平等的，更应该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从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来看，中国古代审美和谐观也有助于西方当代文化矫正自己逻格斯中心主义^[注]的弊端，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人走出单纯的西学东渐的心理惯性，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给以现代的解读，从而使世界文化可以分享我们的民族智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和之美作为古典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美学观毕竟有偏狭的一面。它过于单调、平淡，过多地将人的情感束缚于理性之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节制，使得古典艺术缺乏大悲大喜的情感宣泄和最尖锐的对抗冲突。就此而言，它实际上又是处在精神重压之下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作为一种人格理想、社会理想，它过于强调安命乐天、随顺世态、守中居正，易导致民族性格保守的一面。因而它并不具有直接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充满矛盾、充满冲突的新时代需要建立新的审美观。西方早在18世纪就已经抛弃了古典主义的以和谐美为特征的美学观而接受了以崇高为特征的美学观。而我们却步履维艰，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缔造新的审美观，而且这种建构至今仍没有完成。因此，必须否定古代和谐的狭隘性和强制性，必须对古代和谐进行历史的转换，使古代和谐面向21世纪的文化建设和人的现代性。

（摘编自王祖龙《中和之美的人文底蕴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要让中和之美焕发积极的现代意义，就要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与趋势，祛除其中所含的政权中心主义和道德中心主义思想，把它的基点移置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之上。“中和”的社会应该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条件，只有从个体的需要与发展出发，“中和”才具有现代意义。

由此出发，中庸之德就应该表现为个体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孔子对君子德才的要求，可以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和之美应该有利于这种人格的实现。它首先要有利于个体的独立。它曾经的政治性，能从反面提醒人们警惕艺术的同化作用；而“和而不同”的思想应该被引申，成为处理独立个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次，它要有利于个体的多重身份、多种才德、多元情感以高度的自觉统一于“我”。在中国古代，中和之美隐含集权的动机；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角色与才能被工业生产定制，消费与娱乐被商业利益引导，个体不论受到多好的教育、有多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他的自觉与自主却没有被唤起。物质的高度发达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自由，相反，高速运转的生产节奏、利润至上的消费诱惑，导致了人的碎片化和自我的迷失。从个体的需要与发展出发的中和之美，则应该引起现代人对这种情况的警惕与反抗，引导人以明确的自觉，按照自我的理性选择与追求，把可能实现的才能品质、社会关系、情绪感情“和”入浑融的“我”之中。这应该是审美与社会共同的发展趋势。再次，从艺术形式上，中和之美对多媒体艺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和之美是在诗乐舞一体的历史背景中提出的，而多媒体又让艺术在更高的技术和审美层次上实现文、图、乐、舞的完美结合；中和之美看重整体审美效果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多媒体艺术多种媒介、技术、形式的驾驭之中，使文、图、乐、舞融合为一个具有最佳感染力的艺术作品整体。当然，这种感染力的动机应该以一个丰富统一的主体为中心，否则现代技术与经典原则的结合，会被一些权力集团用来实现他们的各种政治经济目的。

一旦从以上三个方面摆脱了外在的目的，转而把人的独立、人的个体性、人在现实与感情、肉体与精神方面的完善和自由作为目的，中和之美就回到了审美本位。因为审美就是人在与艺术形式的浑然一体中意识自我、完善自我、解放自我的过程。

（摘编自胡睿臻《中和之美：文化还原与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