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雅与俗分别拥有各自的美学起源。进入现代社会，雅与俗的不同根须伸入文化乃至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种种隐秘的回响。雅俗之辩至今风头不减，甚至历久弥新。

“雅者，正也。”雅被视为“正”的普遍规范。“雅”据说曾经是古代的乐器名称：中国古代诗学之中，“雅”又指一种文体，《诗经》之中有“大雅”“小雅”。从“正”的普遍规范转换为审美趣味，“所谓‘雅乐’又称‘先王之乐’，是指正统的音乐，通常包括乐舞、乐曲、乐歌，“雅乐”流行于宫廷，严格按照祭祀对象、主持者与参加者的身份规定演奏的乐器、数量与形制，否则即为“非礼”。象征与维护“礼”的各种规范的“雅乐”，其风格趋于舒缓、凝重、内敛、肃然而不是轻快地激荡跳跃。由于儒家文化的倡导与规训，后世的诗词文赋很大程度上传承了这种美学：中正平和，持重端庄，怨而不怒，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所以，叶燮强调奉雅为宗：“雅也者，作诗之原。”古代批评家的论述之中，以“雅”为中心词的术语络绎不绝，例如典雅、高雅、淡雅、古雅、雅趣、雅训，如此等等。从“礼”到“雅乐”，同时意味着文化权威的确立与肯定，种种文化经典由于“雅”的品质而充当圭臬，尤其是儒家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释“典雅”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经典是“雅”的至高范本，纳入经典意味着获得了“雅”的认可与批准。

“俗，习也。”“俗”首先指风俗民情，通俗文化的一个潜在标识是，可以成为风俗民情的组成部分，譬如说唱、评书、民歌、谚语、笑话、相声、小品、地方戏等底层大众熟悉的文化形式。如同宫廷之于“雅乐”，流传的社会阶层也是“通俗”的首要地标。艰涩古奥的诗文与文人雅士的学识修养相称，所谓的“通俗”必须进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的视野——作品的主题、语言、表演形式无不凝聚了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相对于高雅文化的文字记载与书面形式，相当一部分通俗文化具有口头文学或者身体表演的现场性质——中国古代的一批“通俗演义”即以声情并茂的说书形式叙述历史故事；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完整收集乃至官方支持的保存，通俗文化多半零散破碎，湮没无闻，或者仅仅流通于某个地域；相对于高雅文化的内敛节制与含蓄厚重，通俗文化倾向于放浪、泼辣以及乡野或者市井气息。进入现代社会，雅俗之辩既包含底层大众愈来愈明确的自我文化表达，也包含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的经济诉求。

“俗”意味着日常人间与烟火气息，意味着渺小而质朴的劳作、欢乐与苦难，意味着田野、厂房、穷乡僻壤或者边陲之地，这一切提供了“雅”未曾有过的文化经验。这些文化经验天真未凿，不加修饰，单纯而自然。“俗”不再尊重“雅”维持的各种森严规范，相对于“雅”的庄重与严肃，底层大众所热衷的“俗”往往隐含某种狂欢性质。“俗”的狂欢性质是抛开“雅”的陈规陋习之际不无过激的反弹，种种精致微妙、典雅斯文、欲说还休、含蓄蕴藉都将在粗犷的哄然大笑之中解体。

雅俗概念之所以能保持长盛不衰的理论活力，恰恰是因为与历史文化的广泛联系。从审美趣味、经典遴选、文化运动到文化遗产、阶层与阶级、经济与市场，人们都可能发现雅俗之辩的踪迹。

（摘编自南帆《论雅俗之辩》）

材料二：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雅人的乐事。“雅俗共赏”这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

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地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由，不是在文人手里变的，而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虽然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说到文章，《西厢记》无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传统的忠德。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

（摘编自朱自清《论雅俗共赏》）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①情节模式是小说叙事的主要模式之一，历史悠久，成绩斐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阅读小说，是希望看到一个有曲折情节的故事，欣赏那种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布局安排。

②认识情节，可以从故事入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问题来区别故事与情节。对故事提出的问题是：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事件？对情节提出的问题则是：事件为什么发生？这并不是说在故事中就毫无因果链存在，而是指这种存在只有在形成为情节后才真正具有意义。这就是说，生活本身充其量只能提供故事而无法提供情节，因为情节总是对故事的一种重新安排，其目的是为了表达讲这个故事的人对他所讲的那个故事的看法与态度。这样，任何情节中都必然存在两个基本因素：作为实体的故事与使故事成为实体的结构，而逻辑性是其中的核心。因为正是逻辑使叙事主体将一系列的故事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被称作“情节”的整体。这个整体具体地可分割为无数个“场景”，它们通过因果关系来彼此衔接，以戏剧性冲突作为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特定场景的作用在于充当情节发展的一个环节，既不能喧宾夺主地突出自己，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游离于整体设计之外。譬如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左拉的《娜娜》里，分别都有一个关于赛马的场景。《娜娜》里的赛马仅仅就是赛马，它只能使我们了解到一些当时的社会风尚与社交活动；与此不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赛马场景使我们看到了安娜与渥伦斯基之间的私情趋于公开化，这不能不使安娜与其丈夫卡列宁的关系受到剧烈冲击，于是故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求。所以，赛马的场景在《娜娜》中似乎可有可无，而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③由此可以看到，所谓情节，概括地讲，就是对于人的行为有目的地加以使用，其功能是对现实生活中那些相对混乱与无序的状态做出挑战。这种挑战的实现前提是，被纳入文本中的那些表现人的行为的事件，通过某种因果关系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

④要更好地发挥情节模式的作用，作家需要处理好两组关系。

⑤其一，偶然与必然。偶然能使情节发展中不断建立起的平衡被外界新的冲击不断打破，从而使读者的阅读兴趣有增无减地一直抵达终点。所以，巴尔扎克说，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也必须看到，情节模式能够建立的基础是以必然为内核的可然律，没有必然性也就无所谓事物的前因后果，从而也就无所谓作为情节的有机整体。偶然与必然就这样在情节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峙性。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在情节小说里一切偶然都是必然的替身，其意义在于为必然开辟道路。这也正是情节模式在现代艺术范式中处于四面楚歌之境的原因所在。

⑥其二，情节与情感。情节总是由人的外部行动构成的，而人类的情感体验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却具有内在性，这种隐秘的东西主宰着人的行为。所以，小说不能忽视对人的心灵历程的透视，单纯的情节展示不会赢得人们真正的兴趣。这样，在情节与情感之间似乎也就存在着一种分歧：如果将情感体验作为叙述中心，常常会导致情节线的延缓乃至中断；反之，如果把情节活动作为艺术焦点，便可能会失掉许多展示内心体验的机会。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有不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将情节内化，使之成为内部情节。甚至可以说，真正重要的是内部情节，它赋予了情节模式以光明的前景。

材料一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在，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要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加强江河湖库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建设美丽海湾，有效保护居民饮用水安全，坚决治理城市黑臭水体。要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要实施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加强白色污染治理，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处理，强化重金属污染防治，重视新污染物治理。要推动污染治理向乡镇、农村延伸，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明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不断增强制度性权利，实现义务和权利的平衡，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引领作用，加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支持，帮助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有效应对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规锁”的企图，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

（摘自习近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材料二

浙江在线6月10日讯（记者祝梅）“灭蓝、地净、山绿、水清成为浙江乡村最显著的标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说，强势打出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和“五水共治”“四边三化”等组合拳，目前，浙江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卫生厕所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增长”“零填埋”，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居全国第一。

数据显示，浙江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已从42.9%升至97.6%，全面消除劣5类断面；设区城市PM2.5平均浓度从61微克/立方米降到24微克/立方米，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点。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浙江渐入佳境。全省高质量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建立314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全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1%，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把全省域作为大花园来打造，浙江系统推进八大水系和近岸海域生态修复，扎实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试点示范。

“在浙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田园梦正在不断变为现实。”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家银说。

“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所在、动力所在、后劲所在。”省美丽办常务副主任、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郎文荣说，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一个双向转化、双向奔赴的过程，浙江不仅要把高品质的“绿”转化为不断流动的“富”，还要让“金山银山”更好地反哺“绿水青山”。

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制度，出台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政策、污染物排放财政收费制度、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一系列政策，目前已基本实现生态保护领域财政政策全覆盖。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郎文荣说，在巩固成绩的基础上，浙江一手瞄准噪音、恶臭、油烟等老百姓感受最明显的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靶向发力，另一手则以亚运会环境质量保障为契机，聚焦臭氧治理。

“接下去，浙江将主要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王通林说，在“振兴乡村”方面，浙江将实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宜居宜业、乡村文明善治、乡村共同富裕四大提升行动，推动乡村加快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能够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

（摘自《解码浙江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