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蓝诗玲认为，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关乎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怎样回应一个同时需要民族意识和超民族意识的时代？她的看法是，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凭借，民族本位的思维就会压倒国际主义的思维。此种说法未免画地为牢，事实上，至少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上，民族本位与国际主义一直保留相互成就的可能性。

②以中国为例，中国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学资源一直在互动之中，将中国与西方截然两分已经价值不大。比如说到汪曾祺，重要的不是诺贝尔奖是否有能力领会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古典韵味，而是它如何评估汪曾祺熔铸古今中西的创造性。汪曾祺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士大夫，他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以其独到的才情与智慧，为当代中国小说闯出一条新路。而且，汪曾祺并非只是在语言上用力，其语言的背后是中国人独特的人情之美，而这种美又并非一味的诗意，而是在“极左”语言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一种灵明，是温润如玉却潜藏着丝丝裂纹的优雅，是从洞明世事的悲悯中释放出的生气。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能力对其进行评估，那就需要更恰当的奖项来承担这一使命。但无论如何，问题不能被简化为要民族性还是要世界性的问题，既不能偏激地认为中国文学不需要在意来自他国的奖项，也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行话作为文学的评价标准。

③就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来说，立足传统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恰相反，诺贝尔奖所代表的卓越性标准之所以能够为某一民族国家严肃的文学人所尊重，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刺激，用来疗治民族与个人盲目的文化自信。诺贝尔文学奖的诱惑如此强大，这诱惑不仅来自奖金，更来自从“国民作家”一步跃进为“世界文豪”的无上荣光。鲁迅当然明了这种诱惑，所以他在拒绝诺贝尔奖提名的信中把话说得十分严厉，他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在鲁迅看来，中国作家认为自己不配，比认为自己足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更好。这似乎缺乏文化自信，其实却是从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出发。倘若我们不是埋头做自己的事，而是一直将“中国人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当作最大的问题，对诺贝尔奖孜孜以求，这个奖的存在就会成为破坏民族文学发展生态的因素。

④对于鲁迅的这一告诫，中国文学人一直心有威戚，不过时至今日，情况又有所不同。一则，在后殖民的语境中，第三世界国家似乎应当放下“国民性批判”的包被，何况，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渴望未必就超过其他国家，我们不必责已太过；二则，中国正处于全面、高迷的发展时期，完全应该在未来获得更多国际奖项，以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鲁迅自有低调的理由，那时的中国整体地被西方无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莫言的获奖或许预示一个辉煌时代的开始。而更进一步的想法也许是：将来是否有可能出现更适合于中国文学且有能力与诺贝尔文学奖抗衡的国际奖项？是否有可能出现以中国城市为首都的新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我们的关键诉求，其实是让各类文学奖百花齐放，它们不是复制诺贝尔奖，也不是以地区垄断者的身份进行竞争，而是共同应对当今世界多向度、多层次的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使不同地区的作家追逐单一奖项，必然会使原本参差多态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呈现出极不对称的供求关系，使缺乏相关文化资本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匮乏感。从而导致对新殖民主义秩序的强化。

⑤让文学创作立足于地方经验，立足于特定时空中人们的欢乐、苦难与抗争，这是我们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期待；让文学不仅仅关心地方，亦能自然而然地关心远方和他人，同样是我们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期待。而要使这类期待成为可能，首先是要在具体的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以及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找到富有文学生产力的沟通方式，使具体的“我们”能够通过文学不断扩大自身。这既是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使命，也是国际性文学奖的责任。

（摘编自汤拥华、朱国华《诺贝尔时代的终结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重建》）

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只有理解了中国社会才能读懂鲁迅,而只有读懂了鲁迅才能理解中国社会。鲁迅与中国就是有这样一种解不开的纠葛。他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民族劣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我们这个民族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也尚未真正读懂鲁迅,理解鲁迅。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而绝望的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任何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

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我们来说,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真正的鲁迅学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鲁迅在世纪之初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的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之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是由于这觉醒之后对现实所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来,但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鲁迅的言行,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使我们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之为“伟人”。我们只要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最后我想说两句话:“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自张福贵《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有删改)

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

①在市场经济高度渗透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嵌入给基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的乡村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带来了新变化。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平台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有效拼接。鉴于此，我们把数字时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界定为虚拟型熟人社会，即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之间基于互联网平台实现数字关联、数字约束、数字互助及数字共享的社会形态，它总体上维持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价值内核，最终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虚拟化展现形式。

②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形成，一方面与村民的生计变迁与情感需求具有强相关性，另一方面与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的应用密切相关。

③当从前人们常挂在口边的“过日子”的逻辑遭遇货币支付的压力时，村民不得不尝试着走向城市，这本是无奈之举。同时，现实的情感需求也为互联网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留守村民大都由老人、小孩、妇女等构成，属于熟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打工村民基本属于漂泊于城市的边缘人，与城市社会保持着融入与隔离并存的尴尬。他们都需要内心深处的情感慰藉，这为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性条件。此外，数字时代拓展了村民交往的时空。个体基于血缘、地缘、乡情而建构起的社会连接，随着数字技术对乡村熟人社会的进一步渗透，村民交往空间从“横向”向“纵向”发展，呈现“纵横交错”的景象。村民们从真实的“线下交流”，逐步转移到“线上交流”，互联网成为弥合村民之间联络日渐松散，情感日渐缺失的技术工具，化解了村民谋生的现实需求与寻求情感慰藉的矛盾。

④在人口不断流失的背景下，“精英”大多认为乡村社会正在走向衰败，指出“乡村社会没有未来”。但基于对虚拟型熟人社会形态的研究，我们对传统乡村社会的走向有了新的判断。村民可以基于互联网平台重构乡村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重塑熟人社会的价值内核。

⑤这首先表现在“数字关联”上。在传统乡村社会中，频繁地互动、交流对维系熟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关系，重构了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和地缘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关联”。村庄治理主体可以把乡村公共议题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便可以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在交流的过程中，村民之间的关联得到加强，进而重现熟人社会的景象。

⑥其次，互联网实践驱动下的村庄公共舆论依然在发挥维系公共秩序的功能。“面子不能丢”是熟人社会中公共舆论制约机制的重要体现。虽说大量村民为了生计脱离熟人社会的自然边界，但并没有脱离熟人社会的生活边界。相比于传统的熟人社会，虚拟型熟人社会的公共舆论传播速度比熟人社会传播得更快更有效。在熟人社会中，村民可以紧锁大门来逃避谴责，但数字时代所带来的舆论约束力具有更大的震慑力和穿透性。

⑦再者，数字时代下传统意义上的互助精神并未瓦解。邻里互助、帮工换工原是乡村熟人社会的日常场景。有人认为，当村民开始请专业队伍修建房屋，使用现代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村庄中的互助精神必将远去。而笔者认为，互联网实践的介入反而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助精神注入了新的动力。比如个别在城市打拼多年的“成功人士”具有较大的人际交往圈子，往往会成为留守村民到城市发展的引路人，有务工需要的村民由此渠道可以得到一份城里的工作。这说明熟人社会中的互助精神依然还在，只是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⑧此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实践，赋予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以新的展现形式，重构熟人社会的乡村记忆因子。比如，乡村举办的地方特色民俗活动可以在数字平台上展现，实现外出打工村民的“数字参与”，从而让乡村记忆在“线下”和“线上”双向建构，使得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能够共享乡村记忆，最终为塑造村民个体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