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实力，借助自己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垄断地位，在经贸谈判中恣意反复，对国际经贸规则任意破坏，目的是谋求更大的暴利。美国为什么会如此我行我素?不少人把缘由归于执掌美国政府的某一个人的执政风格和人生理念，这或许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把美国相关贸易历史做一番简单的梳理，或许对当前这一轮贸易战中美国恣意妄为的贸易霸凌主义能有更多的认识。

历史上，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就一直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其经济发展。从1776年到19世纪20年代，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采用了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巩固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南北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工业发展程度较高，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但仍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助推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二战后，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开始推进多边贸易自由化，但仍将贸易保护主义作为缓解自身经济下行压力、应对主要经济对手竞争以及对战略竞争国进行战略打击的重要政策手段。

为维护霸权，美国曾大肆利用经济贸易手段打压眼中的对手。美国为服务于称霸世界的政治需要，对苏联、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等国，屡屡采取经贸霸凌，利用贸易禁运和投资限制等手段，打压对手，实现其战略利益。1946年，美国相关特别委员会提出实施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以对苏联进行限制。美国政府于1975年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可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收购、兼并业务进行审查。直至今天，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经历了几次主要的立法及调整过程，每一次法律调整背后都有重点触发案例和相应的战略目标国。当前，特朗普政府基于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将中国作为未来战略竞争对手，正在通过进一步改革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出口管制，增加外资安全审查，以此对中国未来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进行战略打击。

实际上，为了维持其经济霸权，就是对盟友，美国历来都采取扶植和打压并举的策略。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出口额为8.2亿美元，到1981年则增加到1514亿美元。日本、欧盟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这对美国制造业所构成的挑战和压力也相应逐步增加。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丧失使美国从贸易顺差国转为贸易逆差国。到了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快速增加到1687.4亿美元。作为应对之策，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强制自愿出口限制等数量限制，加征反倾销税和惩罚性关税等价格调整措施，发动汇率战等综合性手段，通过打压日本产品出口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限制作用。

不难看出，贸易一直被美国用作推进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工具。表面上，美国是在用所谓公平合理的规则体系来对国际政治经济进行重构，实质上，美国是为了维护和推进美国的霸权理念与价值观。美国所谓的贸易规则和秩序主张不过是一套双重的标准，极具虚伪性。当然，美国政府毫无顾忌地推行贸易霸凌政策，必然招致其他经济体的对等反击，局势的最终走向也未必完全会按照美国政府的逻辑和预期发展。

（摘自《（光明日报》2018年7月30日）

西周的天命观念，大凡是指上天对周王之命，即赋予周王的政治统治权力，不关系个人的寿命；诸侯以下则不得与天命。春秋时代由于天子对天命的垄断被打破，天子以下的人们才能与天命发生关联。从此，天命的观念才从政治权力的信仰依据扩展到社会性的个人寿命，而个人生命来源于祖先的信仰遂有转移皈依到天帝的趋势。如西周晚期宗周钟铭文云：“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其所保者是王位而已。所谓“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帝者，天下所适也。”反映的就是天命信仰的仪式化实质。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德配天地”的德，就是顺从“天”的政行，是善政、美德。所以，这个“德”还是同姓或同宗人所共有的东西。因此，传递于祖孙之间、父子之间的“德”，实际上就是关系到家族的政治势力，具体的来说就是世为王官的职守和权力。祖德与己德的联系，祖考的职守和自己权位的传承，二者是并行一体的。而具此“德”之君子，必然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子，是天命的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理性化组织形态。由此可见，这个“德”是一种信仰与权力的整合形式，是“民”与“神”的双重体现，也是神人关系的双重整合以及在此整合构成之中的权力渗透。具备此“德”者，上足以配天、敬天，下足以忠信于人鬼之间，足以君临天下为天子，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的圣人。

天命信仰于是具备了人间的德行，“天命惟德”的宗教伦理因此问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间德行上配于天，这就是“以德配天”，或者是敬天以德。把道德属性按照人间的权力需要赋予了天神，使“德行”成为天意神性中最重要的构成。同时，对于社会伦理的强调也提高到宗教的高度，是神性对于人性的赋予。而权力的拥有者如果能够“修德”而“保民”，则成为能否邀获天命、把自己包装成为天人关系的中介或成为天命体现者的决定因素。   

这个信仰原型，在于它并不是源自于西方基督教上帝信仰那样的至上神崇拜方式，而是一个普遍主义（天）的特殊信仰（命）方式，并以其普遍的特殊主义方式将普遍的赋予改变成为个人精神的非常禀赋，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表达普遍主义的内涵。同样是上天的命令，接受者可为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身份，甚至是以其个人的身份在其接受天命之后转变为国家的生命即现实权力的合法性。

这说明，儒家的天命信仰，并非来自个人的创造，而是赋予人们行为、作用、制度、符号以及物质客体的一种神圣品质，因为它们被认为与“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权力紧密联系。它不仅仅是那些具有超凡特质的权威及其血统能够产生神圣的感召力，而且也是社会中的一系列行动模式、角色、制度、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与终极的、决定秩序的神圣力量相关联，所以是同样具有宗教一般令人敬畏、使人依从的神圣特质，以至于这“……神圣信仰是以强制性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它们的力量更多地只是来自对报应的尊重，而非对它的畏惧”。

（摘编自《儒教“天命”观念及其信仰方式——兼论儒教信仰的当代转型》）